很少有人知道，更没有人会想到，他――李荣祖，一个有权在中南海里发号施令的人，貌视权力大得如天，重得像山，但实际上，他的权力远远不如一个省委书记，一个省长，一个市长，一个区长。说来真得没人相信，简直不敢想像。人，财，物，再加上提拔干部，没有一样他完全可以拍板作主的。他能做的就是开会，开会，不断地开会；视察、视察，不断地视察；讲话、讲话，不断地讲话。实际上权力越大，用起来就越困难，越复杂，越麻烦。这好比你在银行里有几个亿的定期存折，远过不如你身上有几千元用起来随心所欲。权力越大，就越不属于自己，反而是自己属于权力。他不能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他不能想唱什么就吼上几声；他不能不高兴就发发脾气他最大的权力是什么？是天天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连播。恰恰这个权力是他最不愿意用的，可又必须用。如果几天不用，便会流言蜚语漫天横飞，从餐桌到公司，从田头到被窝，从国外到国内。
李荣祖知道，自己身材并不高大，甚至显得有点矮小，也很瘦弱，缺少国家领导人的巍峨风采，沧桑魅力和征服力。我们人的民，早就已经习惯于他们的领导人必须在举手投足，一言一语，一笑一怒之间，都流露展示出伟人的气概。这一点，他根本做不到，而且常常很腼腆。特别是一点也不喜欢，越来越不喜欢面对闪烁的镁光灯和黑幽幽的，亮晶晶的电视镜头。那时侯，自己觉得脸上的肌肉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死板僵硬，微笑的时候，嘴角像被人用两根铁勾拉开一样，一张口，带着家乡口音的话语就会结巴起来快三十年了，他一直在努力地尽量使自己舒展一点，自如一点，可就是做不到。
李荣祖心里总想到一个问题：做高级领导带来的快乐，常常不是自己所希望的快乐；但做高级领导的痛苦，则远远超过自己所能预计的痛苦。一个中南海的领导，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人的，是没有真正可以倾吐流露的情感的，是没有真正可以完全绝对信任的人的。自己总在时时刻刻地告诫和警示自己：不要写下任何长篇大论的文章，最好连只言片语也不要留下。自己每天所做的一切都有记录，每次所有的说话都留有影像，每分每秒行踪都有档案可查，将来会有人去写，去整理，去评论。无法能替代笔的记录和影像留迹的，只有自己内心的情感和思索――自己的爱与恨，怨与怒，悲与喜，欢与愁这一切，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是他――一个中南海里领导的唯一的，仅剩的私有财产。除此之外，他的一切都属于党和国家，属于他的工作职务。
树与藤----李荣祖又想到了这个比喻。
官场真得好比一片原始生长和人工种植相结合的大森林。大树、小树、藤丛、灌林、野草、鲜花、绿地、沼泽有的是砍伐而倒的，有的是被雷电劈焦的，有的是被野火烧尽的， 有的是被毒虫蛀烂的，有的是被太阳晒枯的不管是怎么死的，无论死了多少，野生的、种植的都会源源不断地，前仆后继地，争先恐后地生长起来。土地不会荒芜，不会干枯，不会稀疏。既然是森林，那么林中就一定会有豺狼，虎豹，毒蛇，猛兽就一定会有梅花鹿，小鸟，兔子，松鼠也就一定会有狩猎的人，下套的人，设伏的人
中南海！李荣祖又想到了“海”。
其实，自己亲身的体会是：官场很像森林，但是更象大海。把官场喻作大海，外在是非常形象的，内在是非常深刻的。大海中，最被人注目的，最先让人猎杀的都是巨量的生物。海洋中巨量的生物很少，但却是海洋的统治者，所有的海洋生物都必须服从它，恐惧它，养活它多么像官场啊！在海洋里，无穷无尽的浮游生物养活着小鱼，小鱼养活着大鱼，大鱼又养活着巨量生物――这是大海生物成长，灭亡的循环规律，不同样也是官场成长和灭亡的循环规律吗？
李荣祖很得意。这是自己创造的一个非常有想像力，意味深长的形容。尽管他从来没向人说起来过这个比喻，也无法知道别人会不会和自己有同样的看法与感受。浮游生物像什么？像人民群众吗？成千成万成亿，生生不息，无边无际，似乎看不见，却是无处不在，似乎看得见，又却是空旷一片海洋如果没有浮游生物，便没有海洋里的巨量生物；相反，森林中如果没有大树，也就不被称之为森林。
李荣祖不想做海洋中的巨量生物，也不想做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他知道自己早晚会被替代，也许很快。他并不关心替代他的人是谁？不是他能思考，能左右的。替代的人，也许是智者替代庸者，勇敢替代懦夫；也可能是奸雄替代忠勇，废物替代精英，渺小替代伟大，肤浅替代深沉。他只知道自己更愿意做一根藤，一根粗粗的藤，倾注自己全部的生命力，紧紧缠绕着，护卫着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人民。他非常非常地热爱着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人民，热爱着哺育他的家乡的一草一木，热爱着让他成长的上海的一砖一瓦，热爱着让他能作出贡献的北京的一风一雨，热爱着党交给他的一事一物。
这是李荣祖的真心话。他曾有一次在出国访问的飞机上，带着自豪和满足的口吻告诉朴素：
“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思想哺育了我，是第二代领导人亲自领导了我，我又和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共襄举国大事，我从一个工厂技术员到中南海的一员，这是少有的光荣和经历。要知道，我既不是将门虎子，不是书香后人，更不是名人之亲，我只不过普普通通的江南布衣，一个私塾先生的儿子。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了。”
李荣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是农村的孩子。
他出生在安徽黄山脚下一个古朴的小镇上，那里是很美很富的水乡。他的家也是普通的水乡人家。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读过几年书，有点文化的私塾先生。他依然记得，母亲告诉他，他出生的季节是在秋风秋雨之中。那天，正好日本人飞机扔下的炸弹在镇子上到处轰响，乡邻们呼天喊地四处逃命，死了好多人。母亲就在那时生下他，他到人间的的哭声，在轰响的炸弹声里显得那么微弱，奄奄一息。母亲没法出去到庄稼地里去逃避炮火，产后虚弱的身体颤抖着把他搂在怀里，紧紧依偎在竹床的一角。父亲手里端着一碗给产妇喝的红糖水，吓得手不停的哆嗦，一碗滚烫的红糖水端着直到冰凉，双手还是抖动。他四岁后，父亲亲手教他识字。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所以他比姐姐们都有文化。十三岁那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他挎着一个蓝底白花的背包到了上海――先坐牛车，再坐汽车。父亲让他投靠家族里的一个在上海的远亲，是个做生意的大户人家。父亲对他说：要想有出息，就得读书，要想读好书，只有去上海，不能在乡下。他的书读得很好，在书本的字里行间，他总能找到灵气和智慧，在学校里的功课总是名列前茅。初中，高中，一直考上了北京的清华大学。这在当年的家乡是个奇迹。在那个水乡小镇，甚至在县里都是第一个。据说，远在一百年前，他家乡的那个县里曾有一个读书人中了进士，到北京做到五品官，光耀了三代人的门第。为此，父亲淘尽全部家当，宴请了全镇的老老少少。要知道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每一斤米都可以救活一个人的命。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以此为终生的骄傲，他称道：“有上清华大学的儿子，人不枉活一世”。尽管水乡的农民几乎没人听说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这些昂贵而又骄傲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些学校与他们县城里的学校有多大的区别。可是，父亲知道！父亲是对的。这张清华大学的文凭，在自己后半生的经历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是的，在党最需要知识的时候，在党反复强调知识化，年轻化的时候，在与他人竞争官位不分上下的时候，都是这张清华大学的文凭帮了他的大忙――父亲的话眼光多么具有远见和前瞻性啊！
一阵浓浓的倦意袭来，李荣祖在一种少有的满足与轻松中，和衣斜身躺在小孙女的被子旁，轻轻地，慢慢地，面容带着微笑地合上双眼。
当李荣祖走出禅房之时，东方已曙光初露。
李荣祖的精神很好，脸上没有一丝倦意――中南海里出来的人都是熬夜能手。再说，一夜静思梳理，让他的心像被冰凉洁白的雪水擦洗过一样，空灵而又清新，纯净而又踏实他把思考与记忆，把不安与困惑，都留在了那间小小的禅房里。
禅房一夜有，官场十年无！
李荣祖举目远眺，隐隐地看见一缕微红的霞光映照在龙华宝塔尖上，熠熠闪烁，噢，那是新年的第一楼吉祥之光，他希翼新的一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是国泰民安的一年，是经济更好的一年――这正是他昨夜烧香所祈祷的。
不过，几乎在这同时，一道阴影闪进心头――他突然想到了两个他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是中纪委的领导转告诉他的：一是有人给出中央写信，反映他的夫人所在的上海紫园利用权力，打着慈善的牌子聚敛钱财；二是上海有人反映他的秘书朴素勾结不法商人，为其谋取私利。
李荣祖使劲地摇了摇头，努力驱逐走这片阴影，不让其破坏新年的好心情。他不相信，一个是他相濡以沫四十年的女人，一个是跟着他二十年的秘书，对此，他宁可信其无，绝不信其有。
他深深地呼吸一口新年第一个冬季早晨冰冷而新鲜空气，然后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