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第二天就要启程前往牡丹江，6月6日我很早就回到了寓所。在这场战争中，我至今担任的唯一实际职责是“哈尔滨堡垒防御指挥官”，或者叫城防负责人，随便人们怎么称呼。回想起来，10天之内我的确完成了不少工作——6个民兵师已经组织起来（虽然训练还很薄弱），哈尔滨附近的大型工厂已经基本完成了国防转产，松花江以北的城市防御工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修建当中。10天来的工作证明了我一贯的论点：在战争中，中国是不会缺乏人力的，缺乏的只是物力和财力，尤其是某些尖端技术兵器的生产能力。如果85毫米反坦克炮、光永式中型坦克以及27式中型坦克的生产速度再快一点，流程再简明一点，前线的压力无疑将减轻许多。

晚上6点整，我把哈尔滨堡垒防御办公室的一切文件转交给第13集团军参谋部后勤处处长，这些文件的重量超过了半吨，其中一大半是新兵的身体素质档案、家庭档案材料，还有不少各个工厂的生产数据。我有些感伤的对后勤处长说：“我不知道自己还回不回的来，即使能回来，恐怕也没有机会负责哈尔滨的城防工作了。如果你能够使哈尔滨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我无论怎样都没有遗憾了。”

后勤处长非常诚恳地对我说：“你会平安归来的。俄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无忌惮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哈尔滨和牡丹江都会很安全。相信我，我们的作战计划一定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

无论他怎么安慰我，我的心头仍然压着巨大的阴影。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次作战行动凶多吉少，密山、伊春、海拉尔守军的命运就是我们明天的命运。我坐在自己房间里的椅子上，心神不宁，不知道该干什么好；心情沉郁了半晌，才想起来应该给重要的人写一封信，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再次写信的机会了。于是我随手从桌上拿起一个军用信封，不假思索地在上面写上了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历史系”，接着，写上了祖父的名字。

我不知道信的内容应该怎么写，向祖父陈述我不祥的预感？述说战争爆发以来我的工作经历？告诉他我就要上战场了，让他多保重？不，这些都不行，泄露军事机密的信件是严厉禁止的，我写下的每一行字都要经过军事邮件检查官的审查。任何军事情报我都不能说，至今我的祖父甚至连我所在部队的番号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在哈尔滨的某支部队服役。至于去牡丹江的事情，就更不能写了，在作战会议之前我不是在那份文件上签名了吗？“凡是在工作范围之外讨论65号作战计划者，将被立即处以死刑”。这可不是开玩笑。

所以，还是写些不着边际的话吧。我麻木地提起笔，在信纸上写道：

“敬爱的祖父：我近来过的很好，一切工作都能顺利完成，身体也还康健。明天有一个新的任务交给我，要更换住所，电话暂时是不能用了，不过若有机会，我会及时写信给您。听说北京最近遭受苏联空袭很多，我很担心您的安危；北京现在很危险，我一直劝您到乡下暂住，想来想去，还是南方比较安全。苏联鬼子的兵力再强大，也不可能深入到遥远的江淮流域，您何不考虑到南京去一趟？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历史系讲学。无论如何，我们有自信击败俄国人，不是在这里，就是在另一个地方，中国很大，只要我还活着，就会和他们打下去。关于我的安危，您不用惦记太多，我暂时不会上前线，生命没有危险。前方战事一结束，或者上级同意给我假期，我将立即回到您的身边。另外，我正在认真考虑战争结束后退役的问题，我想回到北大的历史系读博士，不知您可否为我准备一些这方面的学习资料。我从小一直喜欢历史，搞军事不过是权宜之计，您曾说过，双亲在的时候也不希望我从军。不过既然战争正酣，我不可能置身事外，但愿您能以我为骄傲。我衷心希望，当我平安归来之日，您的身体比以往更加健康。”

匆匆写下这一大段话，我望着窗外的槐树，叹了一口气：自己写的这封信里，究竟有多少是真心话，多少是违心的话呢？恐怕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我暂时不会上前线，生命没有危险”显然只是为了安慰祖父而说的违心之辞，即使是“我们有自信击败俄国人”这样的论断，我也只有五六分把握，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恐怕只有一句话是完全真实的——“我想回到北大的历史系读博士”。毕业三年多以来，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回到校园，渴望远离这个喧嚣与骚动的现实世界。国际政治与现实的联系太紧密了，我现在连外交官这个职业梦想也不期盼了，只希望有一张平静的书桌，安安心心读书做学问。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我必须活下去。按照现在的局势，我估计自己活着看到战争结束的几率最多只有一半，我们每个人活到战争结束的几率都不会太高。即使不上战场，苏军飞机的炸弹也可以随时随地要了大家的命。

就此搁笔吧！我在信笺末尾草草写了几句祝福的话，把信笺放进了信封。信封没有必要封口，因为要经过军事邮件检查官，所有的信的每一行字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两天之前，第13集团军作战处就有一名上尉参谋，因为在家书里写了“第17集团军已经作为我们的增援部队到达，我军兵力大大扩充，可以与俄国人一战”，而被判“泄露军事机密”，差点被削除军籍，那封没有寄出的信当然也被扔进了碎纸机。从此，所有军官写任何文字的时候都小心翼翼，惟恐自己被特别军事法庭抓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卫国战争中的第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居然是由我主持的，判决也是由我宣布的，真不知道该喜还是该悲）。

下一封信呢？我不知道应该寄给谁。地址我是记得的，那个人我也还记得，只是懒得通信，两三年来一直是这样，这个人不会理睬我，我也不会理睬这个人。三年前，我是经常写信的，不过自从和这个人生疏之后，就很久没有写过信了，差不多连信纸折叠的方法都忘记了。不过，那个地址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只希望在这三年之中，地址不要发生什么变化。我拿过另一个信封，犹豫了一下，在上面潦草地写下了这个地址。这是一个江南水乡的地址，我只去过两三次。

那么，信笺上应该如何称呼呢？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备用的称呼，不过似乎都已经过时了。开始我想写“我最值得信赖的妹子”，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如果写“我最心爱的朋友”又显得虚假无比。最后，我随手在信笺第一行写道：

“阿寒：这三年来，我过的很好，我有充分信心，相信你比我过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