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的前三个月内，各个大学、中学的适龄青年很快被征召一空，下一批被征召的是30岁以下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空缺则由50岁以上的老人和妇女填补。事实证明，妇女不但能完成轻体力的技术工作，甚至还能完成重体力工作，包括为车厢装卸弹药、为坦克进行大修等工作。中年男性和身体素质不足以服兵役的年轻男性大部分都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设防御工事、挖掘防空洞、建设新的工厂和负责后勤运输等。1933年10月，财政部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就业率已经超过充分就业水平，进入透支状态，此后还在透支水平上一路飙升。战前的二十年时间里，中国只新建了六个十万吨级的深水良港，然而在战争的第一年就又建设了四个；战争爆发前夕，中国的作战飞机生产线只有12条，却在战争的前半年就骤然扩张到90条；战争爆发前夕，中国铁路通车总里程约为3.2万公里，此后两年时间翻了一番，膨胀到6.5万公里，成为世界第一铁路大国；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中国的大中型机场总数为40个，此后的一年之内猛增到190个，几乎达到了世界第一航空大国美国的水平；至于在此期间内通车的公路、桥梁和隧道，更是数不胜数，据说超过了前二十年的总和。这些基础设施的增加，是以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政府开支的急剧增加为前提的，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静坐观望，没有及时予以中国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把战争机器的规模扩大了两到三倍，而且为战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民用工业打下了基础。战后的各国经济学家都完全折服于中国在战争第一年的生产扩张，并称之为“1933年的中国奇迹”。

虽然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不成问题，人民的士气也非常高涨，但仅仅凭借数量优势是无法打赢战争的。早在1933年7月底，中国每月的坦克产量就达到800辆，作战飞机则接近600架，然而生产的大多是20式轻型坦克、战2轻型战斗机和轰2战术轰炸机等陈旧装备。火炮的产量虽然达到每月1500门以上，但大多数口径在50毫米以下，前线最需要的57毫米、76.2毫米、85毫米和100毫米高初速火炮的产量非常小，而质量非常不过关。前线将士抱怨，他们收到的大口径火炮或高初速火炮经常出现卡壳、初速度不足甚至炸膛等现象，在长时间激烈的作战中，每一门火炮都可能出现问题，士兵们浴血奋战保住的阵地经常因为火炮故障而被迫放弃。坦克也经常出现故障，20式坦克由于重量较轻、生产流程较简单，故障相对较少；中型的27式、光永式坦克就经常出现问题，主要是履带、汽油机和炮塔液压系统的问题，尤其是在北方经常出现的沙尘暴天气下，光永式脆弱的输油管道经常被堵塞，经过几个小时检修都无法启动。东北地区的坦克兵尤其抱怨27式和光永式坦克的排气口太低，很容易受到泥泞地形和浅水的影响，一旦地面积水淹没排气口，就会造成发动机熄火；这两种坦克的履带部件也过于复杂，一般的坦克兵非常难以维修，经常有坦克因为履带损坏而被迫送厂大修。由于坦克战损比例和故障比例很高，因此装甲抢救车、战地拖车成为急需车辆，一辆35吨重的光永式坦克损坏之后，至少需要两辆二十吨拖车才能够运离战场，否则就只好就地毁坏。中国陆军当时使用的拖车大部分都是二十五吨以下的，结构也不够稳定，不能适应各种路况。至于装甲抢救车的数量就更少，只有装备光永式坦克的装甲师才配备有很少的专用抢救车，比起苏军每个师都有2到5辆抢救车，水平差的很远。

当时最高统帅部的策略是用坦克数量的优势去抵挡苏军，由于苏军攻势很猛，在战场上损坏的中国坦克基本没有时间修复，所以装甲抢救车和拖车的生产当然不处于优先位置。总参谋长邢楠上将甚至提出，第一线装甲部队应该主要装备20式坦克，第二线装甲预备队才应该装备27式和光永式，用20式坦克的海洋来消耗苏联坦克，等对方筋疲力尽、锐气衰减的时候，再用强大的中型坦克予以歼灭。不过这个战术很快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苏联坦克的数量也不少，中国的20式坦克与苏联的BT、T26和T60相比，无论在生产速度上还是作战能力上都没有任何优势，战损比例反而远远高于对手。前线指挥官发现，20式坦克对付日军有一定效力，因为日军使用的多是15吨以下的轻型坦克，而且20式坦克卓越的机动能力对日本步兵能够造成更大的打击，所以自1933年7月以后，20式坦克主要供应给辽东半岛战场。数量巨大的20式坦克主要在北京、太原和南京的兵工厂，经过正太铁路、京沪铁路和山东铁路支线运到青岛，然后统一装船，在中国海军当时硕果仅存的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护卫下冲过渤海海峡，在旅顺港卸下货物。后来日本海军对渤海的争夺日益激烈，尤其是在苏军攻占秦皇岛后，日本海军可以利用秦皇岛的海军基地进行“清剿”工作，整个辽东半岛的海岸线都被日本控制，中国只能利用封锁线中的某些间隙，用载重量较小的货轮突破封锁，在小型港口卸货。1933年第三季度，日本为了封锁长江口和钱塘江口，切断中国的近海运输，又将渤海湾里的许多军舰调往东海，使得中国海军一度解除了旅顺的封锁。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将承认：“大本营没有将海军兵力凝成拳头，同时在渤海、黄海和东海乃至南海地区进行封锁作战，结果是顾此失彼，导致辽东战事长期无法解决。”

通过东北战场的严重损失，中国最高统帅部逐渐意识到，必须加大27式、光永式和使用这些坦克底盘的突击炮、自行火炮的生产，离前线较远的坦克工厂纷纷改为以中型坦克为主，轻型坦克为辅。除了山东半岛和南京的兵工厂为了援助辽东半岛，仍在生产20式坦克之外，到1933年底大部分兵工厂都停止生产20式。南京第一兵器工业公司提出了一种20式改进方案，对20式底盘进行加强，在前部装甲中加入高强度稀土金属，从而达到在不增加重量的前提下增加防御力的目的；车身的宽度有所扩展，炮塔也更宽敞，可以容纳45毫米长身管火炮，足以击穿T26或T60的前装甲。这种20式改进型从1933年冬季开始大规模生产，并在西北战场上对苏联坦克起到了极大牵制作用。不过从1934年春天开始，苏联逐渐停止了BT、T26和T60坦克的生产，轻型坦克只有T70仍在服役，因此作为轻型坦克杀手的20式改进型坦克也失去了生产的必要。到了1934年夏天，光永式和27式已经成为中国坦克生产的主流，在“太行山”和“太行山2”重型坦克量产之前，这两种坦克一度占据中国装甲兵力的70%以上，剩余的30%大都是用这两种坦克底盘改装的突击炮或自行火炮。南京、武汉、成都和西安四大坦克生产基地，每个都提出了自己的改装方案，由此诞生了装备85毫米火炮和120毫米前装甲的光永2型坦克、装备35毫米高炮的27式自行高射炮等威力强大的新式装备。但是由于生产坦克的工厂太多，每个工厂系统的产品都有微妙的区别，导致零件配备和维修都发生了矛盾。成都、西安两大军火基地的产品自成系统，南京和武汉则遵循其他的零件标准，它们分别向不同的部队提供补给，本来也可以相安无事；但是从1934年开始，各个集团军群之间的部队调动越来越频繁，有的装甲部队发现他们的战车居然无法使用后勤系统送来的零部件，不由得怨声载道。直到最高统帅部直接成立了一个“装甲产品质量监督委员会”，统一各种零件标准，麻烦才宣告结束。

虽然中国工业潜力惊人，而且最高统帅部的组织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在1933年夏秋季节，中**队的战斗力与强大的轴心国集团相比，还是非常有限的。苏联不但有庞大的兵工厂，还从德国得到“施图卡”和梅109战斗机的援助，后来又得到了德国生产的军用卡车；再加上日本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实力，对中国无疑是压倒性的优势。虽然每个月都在生产新的装备，但装备必须由士兵来操作，士兵的素质则是必须在战争中锻炼起来的。由于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交通线频繁遭到苏军轰炸，沿海地区则被日本频繁袭扰，许多武器装备都堆积在仓库或火车站台上，无法迅速送往前线。1933年9月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至少有1000辆27式坦克和600辆光永式坦克无法及时送到前线，有的坦克生产了5个月居然还放在仓库里，这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终于促使最高统帅部痛下决心，加强空军和海军的重建，确保陆地、海洋和空中交通线的安全。因此，从1933年冬季开始，霸占天空已久的苏联飞机遇到了久违的敌人，重要交通线和工业基地上空的空战日益激烈。虽然日本海军仍然在中国海上占据着优势，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既没有能力攻占中国港口，又没有能力维持对中国海岸的全面封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