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何为华夏

面对这一股甚嚣尘上的逆流，郑宇只是静静地观察着，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国家的各项急务，做着一系列的战略安排。而北竹等文化喉舌，也只是冷眼观察，sī下里却在聚拢联络各派力量。

眼看着局势已经开始超出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范畴，郑宇终于联络内阁。

很快，内阁颁发条令，“严厉禁止各种歧视外乡人，外国人之行为，严惩一切违法行为”。对一些sāoluàn严重的地方，政fǔ直接调动了警察乃至警备部队平息事端，并依法逮捕煽动暴*的责任人并提出公诉。对放任乃至煽动事变的地方官，地方财政院人员，一律依法革退乃至起诉。

不过，那些冲锋陷阵摇旗呐喊的复古兴汉派文人，却是没有遭到什么变故。

一番喧嚣过后，社会秩序刚刚lù出的一点húnluàn苗头又更加迅速地消失无踪。一些刚刚蠢蠢yù动，却还没来得及发力的势力眼看着形势似乎有些不对，又忙不迭地缩了回去。

《华夏时报》，全文刊登了“北竹”的大作。

这篇文章名为《何为华夏》的文章，开宗明义：“华夏就是中国之民，只要中国之民在，华夏就在。华夏从未灭亡，也不会灭亡，因为无论它曾经经受多少苦难，多少扭曲，华夏民族都不会绝灭。”

北竹提出，“华夏的根基，在于华夏之民，也在于华夏之文化。而华夏文化并非简单的儒家，更非理学。华夏文化不是区区几个所谓圣人制定的不可逾越的规矩，不是几本圣贤书圈定的范围。华夏文化是全体华夏先民和今世之民共同的智慧结晶，他不仅仅是少数圣贤mén徒的专利，他属于全体国民。”

“华夏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而并非单纯地效法古人……汉代之经学，尽管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却是外儒内法，并兼取黄老。以儒学订纲常宗法，以律法约束官民，以黄老之宽仁蓄养民力。而后之宋学，更以佛入道，兼取坐禅，明理等佛家思想，崇尚向心内求索，进而发展为理学，逐渐陷入空谈务虚。”

“华夏文化，除儒学延续之外，还包括了先秦诸子之学，包括了历代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传承，包括了劳动人民在生活之中大量的创造和经验积累，而且也包括了先帝郑鹰扬弃传统融汇东西开创的‘新学’所谓理学即是华夏文化，儒家就是华夏文化，某几个‘圣人’之言便是华夏文化，某个‘圣学’就是世间颠扑不破的真理，实在是大谬不然。”

“华夏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源流一样，其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并非天降一圣人，写下一篇神作，而后世之人只要不断地去‘加深领会’。它一样有时代的局限，只适用于一定时期，一定背景，一定区域，而绝非推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更不是绝对优于其他文化的神物。”

“是古非今，mí信圣人，敬天法祖，这种种弊病，已经让中华文化自理学之后一步步走向衰落。几百年来，以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没有贡献一个思想家，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就，国是日非，可见所谓优越的文化，实在是有大问题，早已落后于时代了。”

北竹笔锋一转，又旗帜鲜明地提出，“所谓传统文化，绝非三纲五常，尊卑上下，家国天下，绝非什么修齐治平，更非理学宗法。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其目的而非手段，在于其jīng神而非外在。”

“以笔者看来，华夏文化真正需要继承的，乃是其目的本身：以人为本。乃是其jīng神内核，即中庸和仁恕，而不是为了实现目标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某些人提倡的一些手段，并非在历史过程中被一次次扭曲阉割之后面目全非的宗法礼教。”

“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目的是要通过‘定名分’，‘各安其位’来‘致太平’，但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让人— 那个时代的人的含义只包括士人，而不包括奴隶和刚刚摆脱奴隶身份的底层民众（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民”）— 能够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思想内核有其伟大之处：以人为本，只是他眼中的人只限于士人阶层罢了……”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旧贵族的后代，孔子很自然地提出‘复周礼’，通过由自己身边的家族关系开始，定名分，明尊卑，一步步推广到国家，以这样一套等级秩序和人治体制来消除纷争，通过教化来弘扬人本xìng的善，在统治阶层内部实现“推爱”，以肯定各自家族sī爱优先来结合礼法尊卑，消除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在此基础上约束统治阶层有节制地对底层民众进行索取。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最佳手段。但我们需要明确一点：这些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儒学的目的乃是以人为本，而孟子民贵君轻的提法更体现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萌芽……”

“世易时移，千年以降，儒学历经变革，一步步被改造为更加适应**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一步步加深了对国民人xìng的扭曲和对思想的束缚……汉朝已经从‘百家争鸣’发展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下定于一尊’，魏晋的开放和学术自由到了隋唐发展为科举，政fǔ开始通过官定考试选拔来严格控制意识形态，而到了宋元之jiāo，洛学进一步抛弃了唐朝的功利主义学术，完全走入空谈道德的窠臼，由周敦颐到程颐到朱熹，一步步陷入过分强调‘义理’的极端主义。南宋陈亮和朱熹的‘义利之辩’就是典型的例子：宣传社会进步，提倡务实和经世的陈亮最终‘忧患困折，jīng泽内耗，形体外高’，郁郁而终，满口空谈道德仁义，对一切社会进步完全否定，并空想出一个至高完美的‘三代之治’，认为后代帝王即使是唐太宗等都因为有‘道德缺陷’而根本不值得肯定的朱熹却在之后被历代统治者推崇，成为了‘圣人’，其学术成为‘显学’，其后的心学也好，实学也好，最后也都无法摆脱理学的窠臼，沦入空谈或徒劳的‘考据’，社会思想越发僵化保守，社会日复一日地**僵化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手段逐渐取代了目的，到了理学，宗法礼教已经成为目的本身，至于以人为本，如何实现中庸仁恕的jīng神，已经没有几个人真正去思考了……”

“宗法文化本身是一种等级压迫的文化，可以适用于中古之méng昧时代，却不可行于人xìng解放之时代……今时今日，如果重拾这一套宗法文化，继续打造一个尊卑上下分明的等级社会，纲常lun理治国，继续提倡‘爱有差等’，以宗族文化治国，无视人xìng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时代大cháo，就必然背离中华传统文化真正的内核：以人为本，则国家也必然重蹈覆辙，再陷治luàn循环……我华夏自先帝开基至今，国势蒸蒸日上，靠的便是坚持以人为本，贯彻了中庸和仁恕的jīng神，以开放，理xìng和客观的jīng神对待一切民族的先进文明成果，以博爱，平等，自由之理念，行中庸仁恕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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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北竹笔锋却又是一转：“回顾历史，我中华传统文化，虽一步步把儒家提倡的‘推爱’和‘sī爱’推崇为主流，但先秦百家之学中却并非没有博爱的火huā。墨翟主张‘兼爱’，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强调的‘爱有差等’。墨家提出了‘兼相爱，jiāo相利”，已经触及到了以公平的利益分配实现博爱平等的思想领域……盖因墨翟本人出身平民，故而其思想更多主张平等博爱，而今日之社会，正需要此等平民思想之宝贵养分。”

“墨子曰：’……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而违反兼爱互利原则的恶果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 这表明，墨子认识到爱有现实xìng的一面，反对空谈道德，主张把把爱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但反对儒家提倡的‘爱以差等’，反对把亲疏远近作为差别之爱的基础。‘jiāo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反对以sī爱为基础强调sī利。”

“在墨家的理论中，义利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自爱和兼爱也是一体的关系。墨子反对阉割人xìng，反对人xìng本善，而是相信道德需要以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基础，兼爱和互利而非礼教秩序才是社会和谐的根基。‘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xìng关系中，在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之下，天下才能实现和谐与富足，也就可以实现不同成员间的博爱。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yù天下之富，而恶其贫；yù天下之治，而恶其luàn，当兼相爱、jiāo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均以兼爱为出发点。可见我先秦时代，平等博爱思想早已提出，无奈当时统治阶层纷纷采取法家的愚民思想，汉武又以儒道法合流为经学，‘定天下于一尊’，愚民宗法**文化从此大兴，sī爱泛滥，而墨家平等博爱之jīng神渐渐埋没矣……”

“西方思想启méng之人生而平等，人生而自由，社会契约理论，早在chūn秋时期，即已被墨家提出。墨翟在《墨子?法仪》中提出，‘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在墨家理论中，人生而平等，并受权利于天，乃是天赋人权。而墨家的‘兼爱’思想也正建立在这种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基础上。《墨子?经说上》指出：’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非若爱马。’在这里，墨家提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正所谓以人为本，中庸仁恕。”

“《墨子?尚同下》提出，‘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百姓为人。’，也就是在人类社会早期，是不存在统治者的，百姓都是平等的自由人。而在《尚同上》中墨子又指出，由于无政fǔ状态导致‘天下之luàn’，人们‘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可见墨子在平等，博爱，自由的理论基础上，公开提出了人类政权组织原本基于民主推选，基于社会公共契约的理论。”

“……墨家重视科学实践，并提出辩证地看待一切事物，其义利相辅相成的观念也体现出了这种辩证客观的jīng神，这正是中庸思想的伟大体现……而墨家坚持以利国利民为一切思想文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所谓‘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主张天下为公，正是仁恕jīng神的体现。而墨家之中庸仁恕，核心便是以人为本……”

“由此可见，儒学也好，墨学也好，虽然手段有不同，但内涵其实有其共xìng：以人为本，中庸仁恕……我华夏文化实乃以人为本之文化，无奈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一统皇朝的确立，由于家天下统治阶层的利益导向最终走向了逆向淘汰，人文思想被扼杀和埋没，思想文化逐渐走向扼杀和扭曲人xìng，愚昧人文的方向，方有近代历史一次又一次不忍卒读的惨剧，使宝珠méng尘，此堪为今世之诫……”

“中华传统文化的以人为本也好，中庸仁恕也好，这些jīng神内核，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实在需要以不同的手段加以实现。当今社会民智大开，各国争逐，稍稍行错一步就是万劫不复，俄国已经是眼前的例子……历史大cháo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人，由无独立人格之奴才，发展为独立进取自尊自信的公民，乃是历史cháo流，也是人xìng必然。如此cháo流，要违逆之，便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也是对华夏先祖的背叛。今时今日，理学提倡的等级尊卑，爱以差等，束缚人xìng等手段，实在已经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毒瘤，而墨家提倡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民主法治，平等博爱自由理念，正需我华夏国民详加揣摩……”

“以人为本，中庸仁恕，于当今时代，当以合适之手段体现。我华夏新学，贯彻以人为本之人本jīng神，以中庸仁恕为信条，以法治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以科学推动社会进步，一切务实而不务虚，以实践检验真理，而非以圣人之言为真理来检验实践。有了这个根基，才有了帝国民智大开，我华夏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文治武功为一时之盛。”

“我华夏新学，今日之中庸并非因循苟且，并非无原则的‘持中’，而是客观，理xìng，不偏执，不顽固。我华夏新学一向认为，中庸即理xìng，中庸即科学，中庸即客观；所谓仁恕，也再非旧王朝的假仁假义，外残内忍，再非对内寡恩对外慷慨以昭显‘天朝威仪’。我华夏新政，对内推广教育，发展经济，建立公平之社会保障，建平等之法制和民主政治以保障国民权益，使国民分享国家成长之实惠。对国家民族之敌，我华夏新政以铁血对横暴，此对敌之铁血，即是对国家民族之仁恕也。”

“由此可见，仁恕即民主法治，即博爱平等……中庸仁恕，就是科学与民主法治……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非西方所独有，而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没有科学，则一切都不过是空谈，无非是翻炒圣人之言，说得天huā烂坠，实则毫无用处。没有民主法治，则整个社会还是要依靠宗法lun理那一套去治理，人人膜拜权力，崇拜权威，毫无思想自由，无人格尊严，既无自尊也无自信，这等愚弱之民又如何与列强虎狼之民同场较技？”

“我华夏新学，乃是华夏文化jīng髓于新时代之传承体现，乃是融汇中外文明jīng华凝铸而成，并经受了国家发展考验，并不断进步的学说……我华夏新学，既不是古非今，也不是今非古，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一切权威不mí信，不盲从。我华夏新学，不以具体而微的圣人之言钳制思想，而以明达之理论启发民智，促使其主动思考，辨别吸收，创新进取。我华夏新学，对一切文明的成果，从不以出处而论优劣，而以其效力为准，批判扬弃，去劣存优。我华夏新学，从不敬天法祖，不以官威而决定资源分配。我华夏新学，不定一尊于己，不以强权而毁弃其他学术。”

“我华夏之政，并不盲从西方，更不附会前代，不崇古，不崇洋，而求实。我帝国有开明君上，有国会握立法和预算之权，有司法独立，有地方参政院行地方立法，监督，编制和财政之权，有国民选举，有舆论监督，有多党，有宪法，又有国民之监督。于战时，我华夏有大本营统辖军政要务，凝聚国力以御外侮；于和平，我国会，内阁，君上各有职司，万事决于公论，而不行上支下派之**盲从之法。如此，贤明君上得指导仲裁国家要务，国会得秉持民意决断国政，内阁对国会负责，以才是举。简要而言之：万事决于公议，有司各有其职并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一切依法而行。”

“我华夏新学承先启后，融汇东西，卓然成家。此新学即为新华夏之学，乃去伪存真，优胜劣汰，而且不断发展完善不断进步的学问。故而新学非西学，也非几千年前的老古董，更不是新时代的圣人之言。他是有活力的，不断发展进步的学问，是以科学和法治为内涵的学问。”

“华夏有了华夏新学，也就真正成为了新华夏，而非被宗法礼教牢牢捆缚，沉沦于治luàn循环之中的旧华夏。华夏之民有了华夏新学，便可以从奴才变为人才，从愚民变成自由之民，从屈从权力的草民变成参与政治的公民。”

“故而新学兴则华夏兴，新学衰则华夏衰。与其死抱着文化糟粕给历史涂脂抹粉，还不如睁开眼睛看看历史，正视现实，多想一想如何丰富我华夏之新学，如何奠定我华夏的千年之基。”

此文一出，洛阳纸贵。

一直气势汹汹的“复古兴汉”派，原本看着各地风cháo涌动自然是暗自兴奋，可之前政fǔ出手平息sāoluàn，却让一些敏锐之人如同冷水泼头。紧接着这篇大作出台，更让一些知道北竹内情之人倒吸一口冷气。

这些人自然清楚，这看似是北竹出于一贯立场，站在“国民”，“民权”，“法治”的角度说话，但实际上很可能代表的是皇帝本人

这些人一时也失了声。

原本都想着这政fǔ的暧昧态度，尤其是中华宫方面始终默不作声，就算不是放纵，也应该是暗中有些盘算。只要卖力一些，到时候皇帝取消国会修订宪法大权在握，他们这些人成为文化巨擎，并进而入朝主政，自然就可一展平生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

可现在看来，这皇帝很可能早已一屁股坐在新学一边，也是提倡“科学”，“法治”，“民权”

不少人都犯了糊涂，死活想不明白这位皇帝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yào

至于墨翟……很多人都赶忙开始翻nòng故纸堆，寻找《墨子》的只言片语：这位“先秦巨巨”虽然久闻大名，但其学问实在是埋没太久，少有人问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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