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五月五日，《淞沪停战协定》签署，至此，一二八淞沪抗战宣告结束。此时，国民政府开始集结兵力，准备对**工农红军所建立的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及瑞金中央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与之相对应的是，日军也把驻扎在上海的两个师团兵力调往“满洲”，计划对黑龙江、吉林地区的马占山、李杜、冯占海等抗日武装发起进攻。——我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不多啦！
因为有了汤玉麟的“尚方宝剑”，汽车运输公司的业务进展相当顺利。大批工业设备和暂时无法用上的武器零件（主要是火炮零件和大口径炮弹）全部混杂在运输文物的车队里顺利抵达北平。幸亏如此，否则如锅炉、轧机、吊车……以及美国格里森螺伞齿轮加工机床、立式拉床、一辆损坏了的中型坦克抢救车和两台对空警戒雷达等，这样的大型设备很难运出去。而在苏纪忍和平绥铁路局局长沈昌的“关照”下，所有物资甚至连同卡车一起迅速在清华园车站装车，经平绥铁路直接运往包头。此时我发现集装箱可真是个好东西，所有需要保密的物资装在里面，外人（包括自己人）全都无法检查——为了保险，我甚至将铁门焊死。（至于那些集装箱装不进去的东西，在经过拆卸伪装之后，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是什么，就更别提三十年代的人啦！）事后证实这个措施还是非常必要的：在六月底，“满洲国”的报纸报道了汤玉麟盗卖满洲国皇室祖先财产的恶劣行为，并提出强烈谴责，文章里也提到了参与其中的“环凤洋行”。
不过来自“二十一世纪”的我当然知道保守“商业机密”的重要，此时“联合立华公司”又建立了几个子公司。什么“灭索尼货栈”，“砍松下商行”等等不一而足，都是些没有交税的皮包公司，经营包括军火粮食、服装布匹、建筑材料、医药油品等各种业务。其中军火方面的秘密交易已经涉及到了华北的张学良、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但最大的买家还是被国民政府收编的前西北军各部。例如陕西的杨虎城、察哈尔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以及在河北山西驻扎的石友三、孙殿英等部队，他们的部队里仍然装备着不少六棱机匣的“莫辛·纳甘”步枪（包括水连珠马步枪），因此对于俄式7.62x54R步枪弹和与“莫辛·纳甘”步枪相似的“新式水连珠” 马步（步骑）枪比较容易接受。
有了充足的资金，绥远省“云升实业公司”以及“联合立华公司”下属六家分公司在建设归绥、包头两地毛纺厂、印染厂、服装厂、电灯公司的同时，终于开始了河套地区的初步开发建设计划。“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样的地方我当然不能放过。此时盘踞在后套的土匪王英部刚刚被傅作义指挥的晋绥军剿灭（王英本人跑到了察北，任二十九军少将参议），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公司乘机在五原、临河、陕坝三县购买土地（直接向省政府购买，跟圈占差不多——当然，主要还是通过贿赂此时正驻扎在绥西地区的王靖国），圈设农场、修建厂房，建设此地的第一批企业——皮革加工厂、制鞋厂、电灯公司、汽车运输公司，并开始投资兴建五原县第一所医院。
毕竟中国商人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到了七八月里，河北、山西、山东的一些商人感觉到了这种“投资”趋势，少数人也开始行动起来。天津人冯欣农联合绥远地方士绅于存灏，聘请留法学习染织的山东人刑国衡为工程师，在归绥也开办了一家毛织厂；孙传芳的旧部段绳武在包头建立面粉公司；绥远建设厅厅长冯曦在北平购买了一家酒精厂，直接把机器连同工人一起迁往归绥，成立了绥远酒精公司；由于绥远省政府因为有了卖地得到的资金，也开始实施绥远“麦精片厂”和“肉罐头厂”的建设计划。至于我想干却没有作到的事情是，新疆巴黑坤人朱西亭和山东经营长途汽车公司的杨少农联合，在天津组织“新绥长途汽车公司”，购买汽车七十多辆，准备在新疆、绥远两省迪化到归绥之间通行长途汽车！
五月，因为我在汤玉麟那里所立下的“功劳”，新组建成立的“热河省保安第二旅”很快就得到了配发下来的第一批武器——部队换装后剩下的“大正十三年式”步枪三百支、“三八式”步枪一百支，子弹五千发。热河驻军司令部派下来的参谋长，原热河省政府特务队队副王太文一听说部队驻扎在山沟里，看都没去看一下，就拿着我“借”给他的三百块大洋到北平“探亲”去了。于是，保安旅就只剩下一团团长米成玉是原汤玉麟三十六师的人（此时保安第二旅只有这么一个团）。不过看这个米团长都四十多岁了才混成个中校，而且还是到了我这个杂牌中的杂牌部队才提上来的，估计他过去也是不怎么受长官的赏识。因此保安第二旅还是由副旅长苗可秀做主，主要是在进行抗日思想教育的同时，在营地周围开开荒、种种地、放放羊，养养牛什么的，过着田园牧歌般的日子。
秘密驻扎在上谷以东山区里的“抗日义勇军第五十九路军”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由于救国会不断从学生军中抽调人员加入，到了五月，“五十九路军”已经达到了一千二百人的规模。在参谋长李树桂的带领下，全体人员整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简直是近乎狂热。
为了让战斗力得到充分发挥，我“自掏腰包”将整支队伍充分武装起来。部队刚刚组建，所以仍旧采用六人制的小型班组编制。步兵班每班六人，配53式轻机枪（苏联DPM轻机枪）与54式冲锋枪（苏联PPS-43式冲锋枪）各一，步骑枪四支。每排三个班共二十人为一基本作战单位。步兵连下设三个排，并附属一个机炮排（装备7.62毫米口径通用机枪及60毫米口径迫击炮各二），全连共一百人（含通信、医护、炊事各一个班）。除了六个步兵连外，还有装备十二门82毫米口径迫击炮的迫击炮连和一个装备十二门82毫米无后坐力炮的“平射炮连”。以及防空连（12.7毫米口径高射机枪十二挺）、工兵连、通信连（含三个无线电通信排，每排十六人，配备电台、手摇发电机各一，手摇电话四部，电话线若干，不过被我调出一个排到滴水岩山谷）、辎重连、卫生救护队、兽医队。整支队伍一线和二线作战单位（同样配发步枪）基本各占一半。以我的意见是对外称一个团，但立即遭到反对，只好自吹自擂的号称一个旅——“抗日义勇军第五十九路军独立旅”（哈哈！像我这样的“双料旅长”不多吧？）由于苗可秀在平泉抽不出身，救国会就又派来了一个名叫张希尧的年轻干部作为我的副手（整个部队，尤其是技术兵种基本都是从救国会派来，连带我也只能听救国会的），参谋长李树桂兼任一团团长，副旅长张希尧兼任二团团长，每团指挥三个步兵连，其余二线作战单位由旅部直属，因此没有设营级单位。
至于滴水岩山谷里的武器修理厂同样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在杜文轩回北平之后，又陆续送来了五十多名工人，其中有从奉天兵工厂逃难出来的十一名技工。至此山谷里的武器修理厂才总算有了些现代化工厂的“气息”。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批技工里还有三人过去在奉军战车队里干过维修。其中一位名叫曹大鲁的退伍老兵甚至曾经担任坦克车长，驾驶法国雷诺FT-17轻型坦克在河北、河南等地与冯（玉祥）阎（锡山）联军及北伐军打过仗。由此，我产生了将洞库内两台“东方红”推土机（还有一辆实在无法修复，只好放弃）改造成为“土坦克”的念头。虽然推土机的最大时速只有十几公里，但比起雷诺FT-17轻型坦克最高九公里的时速来说，还是稍微“快”了那么一丁点儿。经过十多天的努力，两辆“坦克”终于改造完成——其实只是在推土机的前部及两侧焊上了呈六十度倾角的一公分厚钢板，顶部敞开无防护。“坦克”成员三人，两名“炮手”和驾驶员。在驾驶室的后上部增加了一个用钢板焊成的平台，架设一挺双联14.5毫米口径高射机枪，并附带一门82毫米无后坐力炮，火力可谓相当强大。钢板挡子弹是足够了，但是否能够挡住37毫米口径的火炮直射呢？对此我可没有信心。不过“第五十九路军独立旅直属坦克排”总算是建立起来了——这可是整个东北抗日义勇军里独一无二的兵种单位啦！
不过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我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五十九路军独立旅”理所当然的得到了抗日救国会的“特别关照”。五月二十三日，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部长王化一亲自来到上谷，向我直接传达了救国会“最高指示”——第五十九路军独立旅于六月一日前，护送一批军火物资经热河向辽西朝阳县转进，与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区（辽西军区）总指挥部会合后，投入对日军占领区的联合进攻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