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南门山人

说起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现在已经是中国政府不能不正眼面对的事实了。虽然官方媒体还在半遮半隐，尽量将它的危险性轻描淡写，但它折射的社会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新闻事件已是不胜枚举。好不夸张的说，这一问题若不急早得以遏制或解决，那么中国现今的所谓和谐社会即将崩溃。

一说到中国的贫富差距，不能不说城乡差距。可以说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最终导致了中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这一现象不断恶化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的政策倾斜——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勒紧裤腰带去支援“城市建设”，而这种几十年来的无偿支援换来的是贫穷、是歧视、是绝对不公平的社会地位。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数的近70‰，而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公。如我国现有医疗卫生资源配置，80％集中在城市，其中的三分之二又集中在大医院，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而居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一直试图贬低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他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却是恰恰相反的。截至目前，中国农村还有近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3000多万贫困人口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近20％的县未达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的基本标准，4亿多农村人口尚未饮用上自来水，近8％的农村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即使获得了医疗服务，对大多数的农民来说生病是奢侈的。“小病忍着，大病扛着，重病等着。”道尽了个中心酸。医疗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那是对应城市的，相对农村来说，那也只有等着了。

还有就是教育了。2000年，我国农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5年，比城市平均水平少3年；三大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农业从业人员最低；2000年，全国3／4以上的文盲、半文盲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大家都知道。农村的教育那真是跟城市没法比的。毕了业的师范学生也是一个劲往城市挤，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一现象愈演愈烈，一些农村学校没教师，即使有了教师那也是一个老师兼校长教全部班级的全部课程。教育对象的严重倾斜，怎么说也说不过去了。毕竟中国的根本是农村，农村受教育的人口是绝大多数。把好的师资力量和教育基金尽量的投到受教育的少数人，而绝大多数的人却只能享受着少数人剩下的教育剩汤。这不是本末倒置吗？而导致这一严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排除经济发展的关系，难道说中国的教育政策就是十分正确了？教育的厚此薄彼，滞后了农村的经济发展，间接的影响了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

再一个就是户籍制度。说起户籍，大多数的读者想来还是心有凄凄的。就是那样一个小本本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虽然实行户籍制度的初衷便不是把人分等级，而且事实上它在建国初期还起到了非常良好的作用。但它给千千万万的进城务工农民和城市里的知识游民带来的心理创伤，是永远难以磨灭的。户籍制度，无形中强化城里人优越和乡下人卑贱的等级观念，它限制了农村人口合理向城市的流动，这使得进城的农民工不得不从公开的就业转入地下——打“黑工”，显然这种劳动关系是难以保障的。老板们给的工资低不说，克扣、拖欠、干脆不给那是屡见不鲜的。这也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增大了贫富和城乡的差距。近年来户籍制度的改革初露曙光，但客观的说这种改革进展缓慢。比如暂住证制度还在绝大多数的城市或明或暗的执行。每个不是城市户口的人在出租房睡到半夜时都有可能被所谓的协警和治安员敲门或闯门惊醒。

相对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最严重的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明显不平等。具体来说，城里人失业了还可以领失业保险金，政府还实施“一号工程”、“首要工程”，而农村人口失业了呢？要知道中国的现有耕地只需两亿劳动力，剩下的七亿劳动力再怎么说至少也有一半的人处于失业或潜在失业状态。城里人失业官面上叫“下岗”，而农村人口失业叫什么公文上还没明确指出和规定。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居民个人所得从不纳税，只是从1994年才明确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可农村呢？想来大多数的农民子弟都知道，好长一段时间里毫不夸张的说那真是苛捐杂税呀。养头猪要交税，买头牛要交税，买台拖拉机那更要交税……种地不管收成那肯定是要交税的，辛辛苦苦种几亩地还不够交税，那是常有的事，许多人外出打工就是为了筹措要上交的税款。近年来农民的税收压力有所缓和，但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有些地区虽然免除了农业税，但分摊下来的其他各种税项，对农民来说并未减得多少。而农民勒紧裤腰带上交的血汗钱，大都用于城市建设以及城里人的福利制度。有那么一点的回流到农村那也是政策松动了。用自己的血汗钱养着城里人，再毫无疑问的被城里人一脚踩扁。这就是发生在如今中国的真实现象。

以上种种现象的产生，直接的原因还是政府长期的惯性执政思维产生的政策倾斜。从建国以来几十年的政府政策倚重的一直是城市问题，而农村政策基本上都是为了服务城市建设这个中心制定的。长期的惯性思维下，农村问题毫无疑问的被表面化和边缘化。近年来就是因为这一执政思维下在农村发生了许多农民自发性的所谓“群体**件”。中央的高层这才渐渐从工业国建设的梦中清醒——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是中国的根本，农民的人口比例是中国的绝大多数。想当年**也是从农村包围城市，靠着农民兄弟的踊跃参军和肩挑背扛的运粮食才打下了这花花江山。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农民一直是人民革命和改朝换代的主要力量。所以农村不可乱。“三农”问题也上升了几个档次，终于在各大新闻里频繁报道。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严重的，有些超乎想像（便非危言耸听，去西部的农村看看吧！）中央虽然三令五申的批示，但农民的负担依然沉重。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实说到贫富差距便不是完全指城乡差距。在城市里的城市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那也是不断扩大的。有些“专家”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副产品。意思是再发展一下这个坎就过去了。一句话这是正常现象，显然他们是持乐观态度的。当然他们这么说是有借鉴对象的，你看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哦），它是市场经济最成熟的国家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它现在还不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人还不是有许多人头破血流的往它那里挤？被我们视为高档消费品的轿车，在美国大众眼里就像我们的自行车一样。我们姑且不说他们说的对不对，但有一点我们必需了解的是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它实现的是三权分立和资产阶级专政，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两个相互对立的社会制度能出台相似的政府政策和调节措施吗？可以说完全没有可比性。更不要说他们找个的这个借鉴和参照学习对象——美国。要知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制度优越于它，只是目前处在初级阶段还不如它而已，我们没必要在社会制度和政策执行上向他们学习什么。

要知道美国贫富差距的产生是市场经济长期发展在机会公平和良性竞争的条件下合理产生的。美国的基尼系数（注1）现今是0.45，而中国的基尼系数显然要高过它。姑且不论它的合理性与否，但是中国现今的贫富差距之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若把美国人分成三个阶级的话，中产阶级是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富有者是占人口的少数，而温饱或贫穷者也是占人口的少数的。他们三者显示的构成图形是橄榄型的。而在中国如果也按此分成三个阶级的话。显然的中产阶级还没形成或者说就按“白领”算，那是占人口的一半以下或一部分的，富有者也是占人口的少数，而温饱或贫穷者却是占人口的绝大部分。他们三者显示的构成图形是金字塔型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图形，显示了两个完全不同国家的阶级分类。

在中国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的财富鲜有勤勤恳恳、艰苦奋斗、一步一脚印靠自己的双手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他们的发家史大都是“一夜暴富”型的，而且多多少少的与法、权沾边，这是国人都知道的事实。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许多公民集体积攒的财富被少数人瓜分。公有资产的产权不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使得官员的权力不受监督，使得一些掌握各种权力的人可以从容地以政策设租、以职位寻租，任意滥用手中的权力掠夺公有财产，以敛聚巨额的不当财富。例如，企业再穷也不影响厂长经理致富，以致于所谓的“穷庙富方丈”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些权力持有者以及依仗权势的利益集团借每一次“改革”措施的出台之机，利用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环境，钻体制的空子，炒批件、炒差价、炒股票、炒地皮，获取高额收入，通过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偷税漏税等一切手段，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对国有资产的哄抢和蚕食，早已通过种种非法途径把这些财产的相当大部分变成了事实上的官僚私产。

虽然中国的城市职工曾享受过有限的福利和劳动保障，但这是以剥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这些权利为前提的，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把财富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所带来的，是通过户口制度把农民永远束缚在并不归农民所有的、有限的土地上所带来的。

社会权利的公器不加以制衡而被少数人任意使用，那么随之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贪官污吏一抓一大把，而且抓之不完。贪污的金额就象竞拍似的逐节攀升，现在小小一个市长拿个上亿的比比皆是。他们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大多数是下面孝敬的，还有就是自己的妻子子女做生意“赚”的。这样就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个集团明显是富有的，于是中国随之从这样的集团里出来了个个“鲜衣怒马”的富有者。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这样的富人集团不在少数。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先是把私有财产没收为公有，后来又在改革的名义下让公有财产落入私人腰包，究竟谁是这两次财产再分配最大的得益者，谁是最大的牺牲者?谁又是造成这种非公正、不公平分配的责任者?这是很清楚的。

今天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固然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是一个方面，但是行政权力、垄断和既得利益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和自由、公平竞争的形成，所以还不是主要原因。分配不公、贫富悬殊问题的总根源在于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叫了很多年了，但是上层的应着寥寥，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政党的顾虑，特别是一个执政党，它追求和巩固的始终是执政地位和权利。要下放和削弱这种地位和权利是跟它的根本宗旨相违背的。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但是稳了几十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如蜗牛行步。可以说这种滞后的政治体制已经远远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了。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邓小平同志就政治体制改革就提出了“民主、效率、稳定”三个基点。近年的农村民主制改革虽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改革深度和普及范围远远不够，这“民主”也往往存在诸多问题，选举舞弊不说，其中的亮点“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往往变成行同虚设。“民主”若没监督就变成以权谋私了。再一个就是效率，乡镇政府现在的职能实话说就是督促农民交税的，领导干部平时上班要做的事大都是喝茶、看报、聊天。这还是好的，许多乡镇政府负债累累，于是变着法的想“扭亏为盈”，纷纷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这是导致民怨沸腾和所谓“群体**件”发生的主要原因。虽然前段时间政府机构精简了几次，但是相对乡镇政府来说力度远远不够，冗员还是太多，往往人浮于事，官民比例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乡并镇的步伐还是应该要迈的大一点的。有些地区完全可以撤掉乡镇政府。农民和农村基层权利机关特别是乡镇政府的矛盾可以说是现今中国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

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稳定现今的农村问题。而农村稳定了，经济发展了，贫富差距也必然缩小，这样才能更好的稳定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农村的政治体制改革，宜急不宜缓，有时权利的下放便不等于权利的削弱，相反的更易于权利的巩固和控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稳定、创建和谐社会。

中国的政治体制一天不变革，社会不公就一天不能解决，随之的贫富悬殊现象也必然不能得以遏制。不解决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制度因素，单纯地呼吁公平分配就是一句空话。解决现今的贫富差距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不能希望借助暴力机器来均贫富，但也不能坐视这种现象的不断恶化，而无所作为。

注：本文一部分摘抄自网文。

注1：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基尼系数可在零和1之间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后语：为**党员人数的不断扩大和私营企业老板背景的党员比例增加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