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刀会在上海闹得天翻地覆之际，曾国藩在湖南也被搞得地覆天翻。

咸丰三年的秋初某日，长沙城外的官道上，两个年轻人正在策马急驰。这两人都是英气勃勃，气宇轩昂，正是北京城中的李显章、李荣章兄弟。他二人在接到伍汉峰从上海发来的书信后，本想与林仁杰同赴上海，会齐周中华，然后一起投奔正在湖南帮办团练的曾国藩。

谁知林仁杰忽然不知所终，李荣章又年少性急，不想再在上海耽搁，于是兄弟二人便以书信相约周中华会与长沙，直接前往湖南。不想此时因太平军北伐、西征，直隶、河南、山东、湖北都有战事，战况异常激烈，南下之路途甚为艰难。二人遂绕道山西，经陕西、由四川再入湖南，到了此时，方才抵达长沙城。

到了长沙城中，二人打听到曾国藩的行辕所在，乃执父亲李文世的书信叩门求见。李文世乃是户部郎中，与曾国藩素来相识。曾国藩看了信后，忙吩咐将二人请进府内。

李显章二人一见曾国藩忙跪下叩头请安，曾国藩急忙搀扶，道：“两位世侄不必多礼。”吩咐看座、奉茶。

三人坐定，曾国藩道：“良甫兄（李文世的表字）向来可好？”

李显章欠身道：“多谢大人问候，家父身体安康。”

曾国藩哦了一声，又问道：“两位世侄不远千里而来，所为何事？”他其实是明知故问，方才他已经看完了李文世的书信。李文世在书信之中举荐两个儿子到曾国藩军前效力，请他多多照看。只是曾国藩想要问清楚，这兄弟二人是自愿来此，还是遵从父命，不得已而来。若是两个纨绔子弟，因为父命难违勉强而来，希图混个一官半职，曾国藩是宁可谢绝，怎么来的，还请他原路返回。

李显章恭恭敬敬的道：“曾大人在湖南帮办团练虽然时日未久，而大人礼贤下士、选材任能，已然是声名遐迩。山野才智之士皆感曾大人之诚，莫不来见。我兄弟二人亦思投趋自效，愿为大人赞划趋驰。”

李荣章也说道：“承平之时，大人便以文章道德名满天下，此时国家纾难，大人又墨绖从戎，便是前朝阳明公之贤，也不过如是。我兄弟二人素来景范大人，古语有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故此不远千里投效大人麾下，上报君父之恩，下解黎民之倒悬。”

曾国藩微微颔首，心中已经有些喜欢这两个谈吐不俗的年轻人，只是他向来喜怒不形于色，只是淡淡说道：“如此就请两位贤侄暂在本官行辕之中参谋、赞画。长沙不比京师，战乱之时不比太平盛世，饮食住宿都极为简陋，难以周全。两位贤侄还需因陋就简，委屈一二。”

兄弟二人连忙起身，一起道：“原当如此。”

正在此时，厅外匆匆走进一人，看见李显章兄弟，大声说道：“二位兄长如何在此？“※※※

李显章兄弟一看，此人竟然是表弟伍汉安。

伍汉安自去年年底，奉父命前来湖南为周中华送信，他与曾国藩原有数面之缘，也是仰慕已久，遂托人带信回上海，讲明自己愿跟随曾国藩，投笔从戎。此后就留在曾国藩身边，并随他来长沙帮办团练。他虽然年轻，可是机灵精干，办事果断，颇称曾国藩之心。以他不过刚刚二十出头的年纪，居然已经与李鸿章之兄李瀚章、湘乡名士刘蓉还有郭嵩焘等“精英”一起成为曾国藩幕府中的骨干中坚。

曾国藩不知道他们竟是亲戚，有些奇怪，伍汉安连忙说明。曾国藩此时才露出笑容，道：“几位世侄都是一时瑜亮，难得皆有报国之志，今后还需彼此扶持，齐心协力，共襄国是。”

伍汉安自带着李显章兄弟安歇不提。曾国藩正在欣慰又多了两名人才，忽然刘蓉匆匆来见。

这刘蓉可谓是曾国藩的重要谋士之一（他二人其实还是拜把子兄弟，以后还是儿女亲家）。

刘蓉字孟容，号霞仙，生于1816年。此人为学务求实际，不好浮夸，对于科举取士的制度向来嗤之以鼻。直到咸丰元年（1850年）他才在父亲的“压力”下参加乡试，高中榜首…

道光十四年（1834年）时，刘蓉游学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正在此处求学的曾国藩，二人交谈之后，顿觉相见恨晚、意气相投！于是拜贴子结为兄弟。刘蓉不但才华出众，而且人品更是极好，曾国藩素来钦佩此人。

曾国藩赴长沙帮办团练之时，因为手中并无一兵一卒，势单力薄，途经湘乡县城时，遂将罗润南、刘蓉所招募的一千多练勇“收编”为麾下，成为自己的嫡系部队。

与此同时，他还极力邀请刘蓉前来长沙相助。曾国藩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吾……但愿朝挹容晖，暮亲嗅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 以这种恳切的言辞，表明对刘蓉的期望。

刘蓉万难推辞，乃与当时也被曾国藩挽留的郭嵩焘一起来到曾国藩身边，帮助他谋划决策。只是二人都与曾国藩事先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讲明了只愿做事，不愿做官，可谓是淡泊明志。

※※※

此时刘蓉即匆匆来见，乃是为了曾国藩前些日所上奏的两道摺子。

这两道褶子，一为曾国藩与湖广总督张亮基会衔上奏，严词参劾长沙协副将清德的参摺。（《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一为秘密保举参将塔齐布的保摺。（《保参将塔齐布千总诸殿元折》）

同样是武官，一个保举，一个参劾，截然不同，这其中的原因还得从练勇治军说起。

曾国藩到了长沙城不久，便召集绿营乡勇和标兵（巡抚、提督的亲兵）“会操”训练，且颁令每月逢三、八之期，必由他亲自校阅。但几次“会操”的结果，让曾国藩大为失望，绿营官兵的懒散堕落、风气之坏超出了他的想象。他曾向幕僚感叹：“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

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好拿出“杀鸡吓猴”的手段，再结合“褒奖先进”的策略，双管齐下，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奖罚分明，提升士气、振奋人心。

副将清德很不幸，成为这只倒霉的“鸡”。

去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城时，两军激烈交战，身为绿营统领、官居副将的清德居然吓得脱去官服，藏匿于百姓家中，一时成为笑谈。只因为清德把巡抚、提督的马屁拍得好（花了很大的血本，送了不少银子），所以才未被参奏革处，依然是照旧当他的保命官。此君又极为嗜好养花，曾国藩练兵长沙，他竟然从未参加，每日只在家中伺候花草、昏昏噩噩。

至于先进典型，自然非参将塔齐布莫属！

同样是绿营的将官，参将塔齐布乃是去年守城有功，刚刚被提拔的新进。对于曾国藩的练勇治军、会操训练，他是积极配合，甚为相得。塔齐布甚至照搬湘军的制度方略来训练自己手下的“辰勇”，其人早已是“绿皮湘心”。（辰勇，乃是塔齐布从辰州府招募的勇丁。）

于是曾国藩恶狠狠的祭起钢刀，斩向清德。

在参劾清德的摺子里，曾国藩奏道：“奏为特参庸劣武员，请旨革职，以肃军政，而儆疲玩事。”开宗明义，讲明了要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接着大谈特谈操演训练的必要，说道：“窃惟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延，望风先溃……种种恶习……，推原其故，总由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致。……臣等惩前毖后，……谆饬各营将弁认真操练……”这自然也是曾国藩的“业绩”。

接下来便将矛头直指清德，“……惟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在署偷闲，养习花木。……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现值粤匪窜逼江西，楚省防堵吃紧之际，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相应请旨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以励将士而振军威。谨会同湖广总督张亮基恭折参奏，伏启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在奏折中，曾国藩还另加一附片，点明清德的另一桩罪状：“去年九月十八日，贼匪开挖地道、轰限南城、人心惶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士兵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谈。……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致酿今日之大变，是以为此激切之情。若臣稍怀私见，求皇上严密查出，治臣欺罔之罪。……”

这个附片可谓狠辣之至，最后，曾国藩以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口吻，坚决要求将清德“革职后，解交刑部，从重治罪”。

而在保举塔齐布的密摺中，曾国藩则力主破格超擢塔齐布，并担保：“如该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可见决心之大。

保举塔齐布本来便是密摺，而参劾德清的褶子，曾国藩着意隐瞒，竟连巡抚骆秉章也不知情。

※※※

昨日，两道褶子俱蒙恩准：署理参将塔齐布大加升赏，越级提拔为长沙协副将；清德则革职拿问，由督、抚讯明定拟，交刑部审查。

巡抚骆秉章没想到曾国藩竟然瞒天过海，绕过自己向皇帝打小报告。然而此时已经既成事实、天命难违，只好隐忍不发；暗中却唆使提督鲍起豹寻机报复曾国藩，要给他一个好看！（欺负到爷们头上来了！）

刘蓉有一个好友在骆秉章幕府中任职，旋即将此消息透露给刘蓉，嘱其务必小心防范！他此时匆匆来见，便是为了此事。

曾国藩听完刘蓉的叙述，眉头微皱，道：“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尔曹既有心要加害于我，防也无用！我是朝廷钦命的团练大臣，量他们也不敢胡来，不必管他！”

刘蓉见他不甚在意，心中暗自焦急，只是曾国藩有时从善如流，有时却极为刚愎自用。在这等事上，再与他争论也是无用。

※※※

此后数日，天气酷热难当，于是鲍起豹借题发挥，以“炎夏操练，虐待兵丁”为借口，严词切责塔齐布；并命令停止会操训练。鲍起豹严令，若无提督手谕，“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你要练兵，我偏偏对着干，其奈我何！

暗地里，鲍起豹又命令心腹手下，四处怂恿绿营兵轻侮湘勇，制造摩擦，甚至辱骂曾国藩。一时绿营兵殴斗、杀伤湘勇的事件频频发生。就连曾国藩的亲兵仆人也遭到毒骂痛打。

某日，巡抚的标兵与曾国藩的亲兵发生冲突，连曾国藩的轿子也没放过，打烂捣碎 。

这些轻慢官长、欺凌湘军的行径，巡抚、提督等不闻不问，纵容倡扬，以致越演越烈。

此时湘军主力正由罗润南、郭嵩焘等人率领，驰援江西，协防南昌，与太平军西征部队激战。曾国藩手下兵员短少，长沙防务还要倚重绿营、标兵。为了不发生兵变，顾全大局，曾国藩只好退避忍耐，委曲求全。

连日来绿营兵仍是肆无忌惮的寻衅闹事，先是为了湘勇试火枪时走火误伤了一名绿营兵，险些大动干戈。这一日竟又为了区区赌资，几名绿营标兵与塔齐布的“辰勇”械斗。公然回到营中鼓噪召集军士，手持刀枪火器，执旗吹号列队，要与湘勇开战。

曾国藩实难再忍，立即公文函告鲍起豹，要求严惩闹事的标兵。

鲍起豹玩了个阴招，将肇事者捆送曾国藩行辕。背地里却调动标兵在行辕前喧哗吵闹，要求放人。捧着这个烫手的“山芋”曾国藩杀又不敢放又不愿，只好做缩头乌龟，整整躲了两天。指望巡抚、提督来救，一来人出不去报信，二来巡抚骆秉章和提督鲍起豹本就是幕后主使，谁又会来救他。

标兵越闹越凶，把行辕团团围住，声言再不放人，就要闯进来强行救人。行辕与巡抚衙门相邻隔壁，李荣章仗着自己会点武功，跳墙而过，好不容易见着骆秉章请他调解。骆秉章以此事不属巡抚管辖范围，轻轻松松便回绝了他。

这一日，曾国藩还在行辕内故作镇定，笑言自己乃是钦差大臣，标兵未必便敢胡来。曾国藩还吩咐将“钦差大臣”和“奉旨团练”的灯笼、牙牌，高挂、树立在行辕门口，以示威严。对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刘蓉不尽为然，暗自安排李显章等人防范不测。

果然到得晚间，标兵悍然冲入行辕，打伤曾国藩的亲兵、家仆，将曾国藩的行辕闹得地覆天翻，一路吵嚷，直奔曾国藩的卧室而来。刘蓉当机立断，与李显章等将曾国藩从床上拖了起来，请他速离行辕，暂避一时。曾国藩还强作镇定，不愿如此“狼狈逃跑”。

刘蓉一使眼色，李显章兄弟架着曾国藩，伍汉安拿着印信，不由分说往外就跑。此时乱兵已经汹涌而至，樱枪如林、钢刀霍霍，其中有胆大妄为者，居然要上前拉持曾国藩。幸得李显章、李荣章和伍汉安等数人竭力保护，将曾国藩从乱兵的纠缠中救出，又护送曾国藩来到骆秉章家里求救。

骆秉章见曾国藩狼狈不堪，心中暗笑，表面上还故作惊讶，问道：“焉会如此？”然后温言相劝，夹枪带棒，好一顿讽刺嘲弄，最后建议曾国藩速速放人，以免激起兵变，难以收拾。

至此，曾国藩万分无奈，只好命令放人。经此一劫，曾国藩在长沙城威风扫地，尊严尽丧。

※※※

曾国藩左右权衡，于公于私，在长沙城都已经无法立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曾国藩以就近剿匪为由，奏禀朝廷，请求移驻衡阳。

在其《移驻衡州折》中曾国藩如是奏道：“……臣前与抚臣熟商，曾调三厅兵数百驻防永州一带，扎湘乡勇数百驻防郴、桂一带。臣拟即日移驻衡州，以便就近调遣。将现练之勇，斟带前往，逐日操演，一闻土匪蠢动，立即掩捕。……。”

奏折中于长沙城经历的变乱只字不提。有人曾问其缘故，抑或建议他参奏骆、鲍二人，曾国籓只是概叹：“国家大难未已，吾岂敢以私愤渎君父乎？”

奏折呈上，曾国藩便率领属下人等，包括遭到连累的塔齐布，一起启程南下，前往衡阳。

在此次事件中，刘蓉等人自不必说，就连李显章、李荣章、伍汉安等年轻幕僚，都表现得很好。他们不但忠心耿耿，而且沉着机智，勇敢果断，若非众人一力护持，将曾国藩救出行辕，曾国藩险些要受奇耻大辱。

更难得的是，对于曾国藩移驻衡阳的举措，众人都极为支持，并无二见。至此，曾国藩乃将刘蓉、李显章兄弟及伍汉安等人视为心腹班底，尤其是在知道了李氏兄弟与周中华、李鸿章、郭嵩焘乃是结拜兄弟后，更是另眼相看，倚重信任。

到了衡阳不久，曾国藩就嘱咐李显章再写一信与周中华，一来告知他曾国藩已经移驻到衡阳，二来催促他尽快赶来协助参赞。

李显章这日正在书厅中挥毫写信，伍汉安心急火燎的进来告知，上海小刀会造反起事，一家人都已经失陷在内，如今书信不通，生死安危不明！

李显章听到此话，大吃一惊，吧嗒一声，毛笔落在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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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 随笔部分即将更新本人的《浅谈清军兵制》，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