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采用何种政治制度，已经开始在讨论区有所争议，有关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共和制，还是类似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我也一直在思索，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好坏，我不在这里评价过多，我的小说里要采用哪一种，且听一下我的初步构思，大家也可以多出些主意，我可以认真考虑大家的诉求。

我本人目前考虑的比较多的还是在二战后，新加坡独立之后采用的政治体制，这是一种改良后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又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特征，选举民主，但是又是强势权威的政府，领导人具有很大的权威和决策能力，很适合小说中主角是开明领导人这一情况，也许大家对完全采用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有一定的陌生感，我简单的分析介绍一下吧，新加坡获得独立以来，它的宪法规定：实行议会共和制。总统为国家元首，由全民选举产生，任期6年。总统委任议会多数党领袖为总理。总统有权否决政府财政预算和公共部门职位任命；可审查政府行使内部安全法令和宗教和谐法令所赋予的权力以及调查贪污案件。总统顾问理事会受委向总统提供咨询与建议。总统在行使某些职权，如主要公务员任命时，必须先征求总统顾问理事会的意见。总统和议会共同行使立法权。议会称国会，实行一院制。议员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任期5年，占国会议席多数的政党组建政府。总而言之，执政党的领袖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纷乱，各个党派之间互相挤压。

至于新加坡政治模式是否适合于中国？适合小说中的近代中华？首先谈下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吧，在国际政治体制中，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制度，这个制度是由在新加坡国人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资政李光耀所创建的，这个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运用执政党历史上形成的权威资源，通过对政治资源、经济财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近乎垄断的控制，通过对程序立法的精心设计，以及经过对选战策略的一系列精巧的技术性安排与处理，从而把反对党的活动有效地限制在对执政党不可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挑战的范围内。这样，新加坡一方面既可以实行国际上通行的多元民主，成为多元民主大家族的一员，另一方面，又能保持执政党的长期执政，保持着持续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历史纪录。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而在本文中，林雨翔希望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权威的政府，最大化的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在国外政治学界，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这样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民主模式，是不是如同其经济模式一样，在今后某一个时候对中国产生影响？

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不是可以先通过中国政治的“新加坡化”作为启动阶段？这无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政治学问题。我的书中，确实有考虑大规模采用新加坡的政治模式，但绝对不是全盘照用，因为国情是差很多的。

更具体地说，我认为这种“新加坡模式的中国版”的特点，可以表述为：逐步开放民主竞争空间，在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取得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各种资源的高度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容许若干竞争性的小党合法存在，并在条件成熟时开放民主选举的政治空间。这样就形成类似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独大党模式。

如果对中国的社会国情进行较为具体的考量，就会注意到，中国历史、政治与社会国情与新加坡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就使中国要成功地效法新加坡政治模式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困难。

新加坡作为一个超小型的东亚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则没有这类问题的严重困忧，特别要提出的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恰恰在长期执政中逐步解决了困扰这个国家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并在解决过程中获得了更为丰沛的权威合法性资源。

在执政党的经济效绩取得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即使边缘性的小党取得竞选资格，也不会构成对执政党权威的挑战。换言之，新加坡是在还不存在重大的社会分裂与认同危机的情况下，通过权威主义方式解决了认同危机，并进入选举权威主义时期的。相反，如果中国在已经出现了认同危机与社会分化的条件下仿效选举权威主义，其结果会如同东施效颦一样，适得其反。

相反，新加坡的政治文化与中国相比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首先，是英国殖民地时期长期形成的法制传统与完整的司法体系，人民习惯于在法制下规范自己的行为，其次，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冷淡型，新加坡民众一般没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新加坡人的民族性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用李光耀的话来说，新加坡华人是“福建船民与苦力的后代”，整体上没有受到过革命动员性政治文化的影响；

他们在权威主义的多党制下多比较“老实本份”。这两个特点相结合，使新加坡型的“选举权威主义”可以通过法制框架来有效规范公众的政治行为。同时，由于新加坡公众的政治文化是冷淡型的，反对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则相当有限。尤其是受到执政党通过资源垄断对反对党的活动的限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即使存在合法的多党制，新加坡也不会形成政治参与过度扩大。政治稳定可以持续下来。

第三，中国与新加坡在相比，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矛盾与紧张，所有这一切都会极大的增加多元民主竞争下国家控制的难度。相反，新加坡国家小，人口少，只有城市而没有农村，只有中央而没有地方，新加坡没有不同地区的巨大经济社会文化差距，在这样一些条件下，政府对政治反对党易于控制，而中国则难于控制。

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模式”下的民主是相当有限的，但新加坡政治生活中的反对党的有限存在，虽然不会对执政党的权威地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但是，却对于防止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可能出现政治惰性，对于激发执政党的政治活力，加强社会力量对国家官员的监督，确实也发挥着一定的如同“疫苗”般的积极作用。从执政党安排落选反对党议员担任“非选区议员”这一制度来看，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本身，实际上也看到了这一点。这些细节部分，其实反倒是很值得学习的。

总而言之，19世纪末的中华，和新加坡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不能全盘照抄，要灵活运用，总体思路可以考虑，但是很多地方很多细节，是需要林雨翔去重新审视的，比如农村的发展，新加坡压根就没有农村，所以还是要结合当代的实情！所以大家要对我有信心啊，我会安排很好很适合的政治制度的，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感官政治需要，和当时的实情。绝不是偷鸡摸狗挖挖石油，打打劫，做做钻石贸易，然后搞个纳粹专政就OK，糊弄大家的！

欢迎大家讨论，我会充分考虑民意滴！

最后哀求，大家要多投票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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