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来说，东是不会采用后世共和国、乃至于台湾，在二十世纪土地制度变革中所采取的种种举措的，因为在他自己的评估中，于这个时代，它们完全没必要。

在他个人的看法里面，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剧烈变动，其中一个，就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搬掉了“地主”这个阶层。

但无论是某伟人，还是本不愿意、后跑到台湾的南方政权校长，他们两人之所以殊途同归、最终都如此所为，是被客观现实逼的，因为中国的人口此时已太庞大了，成为了一种重负。

明朝及明以前，中国在农业上还实行的是轮作制，到了清代，人口的压力已经使这种耕种方式根本不可能。

日本的一个经济学家，好象是叫小岛丽逸，曾提出过一个被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标准：凡人均拥有粮食低于250公斤的国家，它就处于饥饿状态；超过300公斤时，就处在能吃饱主食的阶段（也即所谓的“温饱”阶段）；只有到超过350公斤时，国民的肉类和其它消费才会迅速增加。

如果以此观之，讲句不客气的话，过去存在的“地主”这个阶层，的确已经在社会上变得不合时宜，你就更不要说再让农民承受高达百分之五十的私人地租率。校长的爱将陈诚奉命在台湾调查时就发现，当时地租率最高的，甚至达到了70%。

这才是所谓的“地主”这个阶层在这块土地上消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也许后人更应该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帝国，没有跨过这个本应该能跨越过去的阶段？

东认为，后世南方政权曾提倡的所谓“减租减息”，在这个煌煌大宋朝可操作性并不强，并且他也不可能在这个时代下这样一个诏令。

而共和国的做法，其实都是历史上已有的。它真正新一点的，实际上是作为配套措施的战时供给制，这更不是现在他处的时代所必须。

共和国实行的“包产到户”，其实很有唐代均田制的影子。

唐承北魏、隋的做法，每一名男子授田一顷，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永业田可以买卖，口分田则不允许，而且百姓死了以后，还要交还给朝廷。

如果我们把后世农民的自留地和承包的土地放在一起看，两者很相似。

东这家伙还认为，就是这个唐代的均田制，恐怕仍然有着更古老的影子，那就是井田制。

历史上真正的井田制，由于缺乏史料，一直没有定论。历代始终比较感兴趣的，其实是亚圣孟子所描述的“井田制”。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按孟子所说，所谓的井田制，就是将方方正正的九百亩土地划为九块，每块一百亩，八家一起耕种中间的一百亩公田，耕种完了，才能干自己家的一百亩私田。

后世共和国早期的公社做法，在形式上和孟子所说有些类似。

而这，却是儒生眼中最理想的土地制度。

在这个后世的废才猜测中，北魏、隋、唐代的均田制，很可能多少也借鉴了孟子所描述“井田制”的做法，隐藏着它的一些脉络。

东甚至觉得，如果抛开细节，用一种更广的视角来看，在东亚的这块土地上，数千年的历史中，帝国的土地所有制轨迹，从“公”到“私”，再回到“公”，已经走了一个大的轮回。

他其实知道，过去宋代在田赋政策上的真正问题，实际上就一个：征收不均。以及由此引发的土地兼并狂潮，因为宋代是不抑兼并的。

但如果仅仅是“不抑兼并”，咱捏捏鼻子也就算了，可宋代的豪强大户逃税还极为厉害。

“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其弊如此。”

天下开垦的土地增加了，可是朝廷收上来的粮食，却减少了，这岂不是有问题？

宋真宗时的丁谓也曾言：“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

丁谓告诉宋真宗，当时的豪强，二十亩地才交纳一亩地的税，或者三十亩地交纳两亩地的税。

从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到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3年），在短短的三十年内，朝廷纳税的土地由524万顷减少到228万顷。

《宋史·食货志》上更有：“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

东并不准备采用后世的共和国之法，相反，他还准备扩大土地的私有化，压缩所谓的“官地”范围。这是由于他认为，“公”、“私”双规制有时候就是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

在他的规划中，什么职田、官田之类的，通通取消，除了极个别的特殊用地。因为这里面的弊端实在是太多了。他愿意加以保留的，只会是军事屯田，这对将来开发、保卫边疆地区有重要的作用。

而在这个职田上，“（仁宗）天圣中，上患职田有无不均，吏或多取以病民；诏罢天下职田，悉以岁入租课送官，具数上三司，计直而均给之。朝廷方议措置未下，仁宗阅具狱，见吏以贿败者多，恻然伤之；诏复给职田，毋多占佃户，及无田而配出所租，违者以枉法论。”

宋仁宗时期，他就已经觉察到了这个职田的弊病，官吏常多取于民。本来他准备取消这个做法，改为统计收入之后，再分给朝廷的众臣。结果他看了一些送上来的案件，发现有不少官吏因受贿而被判有罪，于是就恻然之心有之，又恢复了职田。只是诏令各地官员不要多占民田，以及无职田的也要在当地强行收租，违反者以贪赃枉法论处。

宋仁宗实在是“仁”的过头了，他原本的打算其实是一种改进。而他这一“仁”，后代麻烦就大了。您只要看看《宋史·食货志·职田》这一节中的讲述，就可以知道，下面的官吏是什么样子，宋代朝中的官员自己都说：“廉耻之节丧。”

东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否则他所有的做为有何意义？

他设计的帝国新的田赋制度，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因为他这个人，你既可以说他信奉老子的大道至简思想，也可以认为他比较懒，不喜欢麻烦。

他的政策，核心实际上就两条：

一，在帝国的农村，过去的赋税全部取消，合并为核定后的亩产百分之二十。在城镇则保留所谓的城郭之赋。

二、税赋全部用钱来交纳，取消所有的实物。

是有点狠，别人是“十五税一”，他“五税一”，是别人的三倍。但这个狡诈的后世废才如此来定，当然还有其它的考虑。实际上，他属意的田赋数额是百分之十，并且还很有理论依据。

这个政策其实在后世并无新意，它就是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

因为按后世经济学的理论，国家的税收应当要贯彻两个原则：一个是受益原则，另一个是支付能力原则。

前者指的是，个人交纳的税额，应当与他从**的政策中得到的利益成比例；而后者则是与个人的收入或财富成比例，收入或财富越多，个人所交纳的税额就应当越高。

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两个原则其实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从收入的角度着眼。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清雍正实施的“摊丁入亩”，其实质，就是从个人的收入和财富下手。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如果真正能贯彻这个原则，不仅您可以做到税收上相对的公正，实际上帝国的千年痼疾、土地兼并，已经能够得到部分有效的抑制。

但宋代以前所发生的实际情况，以及后世明、清的教训，使东决定再给这个政策加个“笼子。而且这个笼子，他早就先给准备好了。哪就是利用眼下行朝的实际情况、以及战争和招揽流民的所需，附带上后世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用这个时代的语言来讲述，就是“榷卖榷买”。

东的确是狡诈滴。这个后世的废才根本不准备从政令上违背宋代“不抑兼并”的传统，但他在经济政策上，却实实在在地要加以限制。当然，隐藏在这些政策后面的，肯定还有他更远的打算。

然而，就像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他必然会触及到朝廷官员的利益。东不会在意其它人的反对，可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帝国海上众臣的感受，因为他想保住这股帝国难得的元气。

他这次来散心，其实就是他已经将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好，并准备做个最后的决断。现在也不允许他再拖了，因为你不可能等什么事情临头了，才再来做这件事。

东依然还在沙滩上漫步，他笑着对吉安和张德说道：“吉安，张将军，其实吉阳这里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冬季到此，更佳。”

吉安照旧点头称“是”。

张德也回到：“陛下所言极是，末将愿年年陪陛下前来此地。”

东又笑了：“朕会来的。”

只不过在边上注意他的吉安眼中，这个心思莫测的帝国君主此刻的眼神，显然表明他已经做了一个决断。

东是在回到琼州以后，草拟了一份他的规划，交给了朝中大臣们来讨论。但出乎他预料的，是朝廷的夫子们没有出现激烈的反应，而且集体失声。

有时候无声就是一种抗议。

东开始主动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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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怕是只能再写一章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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