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组建一个政权，都要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军和民。即使是在战争这一非常时期，“战时体制”也并不意味着只抓军事而不抓民事，因为这两者实则是一体关联的。

军政与民政就像一辆大车的两只车轱辘，那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政权的领导人才应该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军、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到了至正十八年（戊戌）时，朱家军已经在江南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下一步他们除了继续跟敌人拼刀枪、拼勇力之外，更重要的也是拼消耗、拼后勤，这一点从拼补给的现代战争中更容易体现出来。

时当天下大乱之际，兵员众多，其他之类的脱产人员也不少，而且农时也往往会因战事而耽误。所以，即使富足如江浙，也并不是如想象中的那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为此，粮荒的老问题又缠上了朱老大，况且朱家军的总规模也已不下数十万之众，当是渡江前的数倍。于是，他不得不向应天、镇江、天平三地的富民借粮。

想当年曹操在山东的时候，面对一派哀鸿遍野的凄凉、萧索景象，他又是如何解决粮食问题的呢？那就是“屯田”的法子。因此，也有属下把这一法子向朱老大做了专门推介。

朱老大认为不妨一试，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强，可惜目前只能小规模地搞一搞，因为军队大都还在前线。为此，他曾令应天的卫戍部队中那些手上不长茧的士兵管种蔬菜，这样既可以磨练士兵吃苦的精神，又可以让他们有所收获。

倒是派些专人去地方上指导、督促老百姓抓紧农业生产，这才是当务之急。于是他便任命了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让老康去专门负责这件事。

就在老康走马上任之前，朱老大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近年因为兵乱，各处的堤防、水利年久失修，已不堪使用；老百姓也多废弃耕作，四处游食为生。而今专设营田司，正是为着修筑堤防、加强水利的……你看这些年军需用度也很大，理财之道，还应以农为先。如今春作就要开始，咱考虑着旱涝不时或有，再误了农事，所以才命你等分巡各处，务使蓄水、泄洪得其所宜。”

最后，朱老大鉴于历来官吏的扰民、害民举动，不得不再三叮嘱老康道：“大抵设官都是为了老百姓好，而不是去妨害他们，如果有司出现增饰馆舍、迎送奔走之类的扰民、害民举动，那绝不是咱的本意，你等还应好好体会咱的心意！”

老康于是会意而去。

另外，对于司法工作朱老大也没放松，他任命了单安仁为提刑按察司副使，并命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各乡县，让他们对于那些一干在押的罪犯从轻从快发落。

在去年的时候，朱老大就曾下令释放一干轻重罪囚。他在敕令中说：“天下干戈未宁，人心初附，民有冒犯禁令者，被拘禁于有司，着实让人怜悯。故而，自今年十二月二十日天黑之前，官吏军民有犯法者，罪无轻重皆释（放）之，敢有复言其事者抵罪。”这实为收揽人心之举。

为此，当今年朱老大又要搞大赦时，一干左右便不免有人说道：“去年释罪囚，今年又如此这般，只怕用法太宽，这样人就不惧怕法律的威严了。一旦法制纵弛，他日将无以为治。”

朱老大却道：“不然。用法如用药，药本来是用来救人的，而不是用来杀人的，如果误服，倒可能会伤及性命。法律的本来目的也是保护人的，而不是杀人，一旦用刑太过，则必然要伤及人命……百姓自兵乱以来，刚刚经历过一番战乱、流离的创痛，如今他们既已归附了咱，咱还当好好安抚他们。在这其间，难免会有人误触法网，难道就要因此而将他们法办吗？大抵治狱的原则，还应当以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