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接收、安置降兵（俘兵）的问题，总是战争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工作做得好，就可以使自己的力量得到成倍得加强，做得不好，势必就会为未来的作战增加阻力。

解放军可以说是这一工作做得顶好的队伍了，很多国民党的被俘、投降士兵经过短暂的改编就成了解放军的生力军；反观国民党军队，却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也正缘于此，本来装备奇差（小米加步枪）、兵员最初不过一百三十余万的人民解放军，居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就打败了装备良好（飞机加坦克）、兵员最初达四百三十余万的国民党军。这不得不说乃是一个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历来也有一种说法，叫做“杀降不祥”，不但杀戮有背上天好生之德，而且如此一来敌人就不敢再投降了，且必要拼命顽抗――这分明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当然，“杀降不祥”主要是针对一个国家内部的纷争而言的，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杀降是可耻的和罪恶的，可是如战国时期的白起屠杀赵军与苏德战争时期德军大量杀害苏军降兵，便都是极端的权宜之计。

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害算计；只有你把降兵的思想问题给解决了，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追随着你。

当然换种说法也相类，即没有永远的朋友，“人心隔肚皮”，不能不加以防范。

话说至正二十年的五月，陈友谅部大举进攻安庆下游的池州，结果被徐达等所击败。

本来，自从杀了赵普胜，陈友谅即有窥池州之意。朱老大对于陈部的意图是了然于胸的，所以他赶紧把常遇春同志也调到了池州，以加强那里的守卫工作。不然，长江防线一旦有失，应天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了。

在敌人还没有来进攻之前，运筹于帷幄之中的朱老大便派人前往池州，告知徐、常等同志道：“陈友谅的部队朝夕之间就可到达池州城下，你们应该以五千人守城，另派万人埋伏于九华山下。待到敌人兵临城下时，你们城上可以扬旗鸣鼓、大造声势，而后伏兵杀出，断敌后路，那么敌兵必破！”

徐、常照此办理。当敌人果真杀来时，其锋芒甚锐，他们直趋池州城下。城上扬旗鸣鼓，而后朱部伏兵悉起，缘山而出，循江而下，绝敌归路。这时，城中又出兵夹击慌乱中的敌人，结果陈部大败，被斩首万余级，生擒三千余人。

对于三千战俘，直性子的常遇春于是向徐同志建议说：“这些人可都是咱们的劲敌，不杀了他们恐怕将成后患。若是让咱们主公知道了此事，他必是要不杀这些人的。”这话里分明就隐含着一点责怪朱老大妇人之仁的意思，其实老常是没能体会到朱老大的良苦用心。

徐同志不敢擅自做主，只得快马向上面请示。朱老大得信后，赶紧派人来传话道：“务必赶紧告知诸将：而今咱们与陈部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万不可纵杀以绝人望！被生擒的这三千敌精锐可以全部释放，以备将来之用。”

可是，由于这常同志性子太急，他欲图先斩后奏。等到使者来传话的时候，那些降兵已经被杀得只剩下三百人了，而且他还做主把幸存者送还了陈老大。常同志既是挑衅，也是示威：你丫的下回再敢来，下场可想而知！

朱老大得知此事后，那是相当得不高兴：你常遇春这不是要砸我老朱的饭碗嘛！今后谁还敢投降咱？

不过下不为例，朱老大就饶过了常遇春这一次。而且，他也是考虑到前方压力实在太大，也难怪常同志会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

其实，朱老大在这方面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朱同志对待降兵降将绝不是毫无原则的，如果有人想利用他的优容政策进行投机，他就会毫不手软地严加惩处。比如江西不少山寨头目或降或叛，反复无常，他便下令将他们“尽投于水”。

对投降的敌方士卒，起初为防止他们降而复叛，也曾有过将其杀害的现象。如龙凤三年（1357）八月，耿炳文生擒张部一千余人，这些人都被押到应天处死；龙凤五年五月，朱老大在浙东也曾将张部降卒五千余人分与帐下，留守婺州，后来惟恐他们生叛意，欲带回应天，恐中途逃亡，最终“悉斩于双溪上”。

其手段也不可谓不极端。只是后来，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壮大自己，便很少出现这种杀降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自身的腰杆够硬了，也不怎么担心叛兵叛将的危害了；更感觉自身也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收服降兵降将，总是利大于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