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项准备工作既已妥当，于是朱老大便率领着徐达、常遇春等各将领由龙湾沿长江西上。

朱老大乘坐的是一只龙骧巨舰，远远便能瞧见一杆大旗树立于船头，上书八个大字：“吊民伐罪，纳顺招降”（与梁山泊上“替天行道”的大旗有得一比）――这就是一把利剑，直指陈皇帝的软肋！

这大旗一树，无异于是打出了广告，让人更加明白“正义”究竟在谁一边。“酒好也怕巷子深”，广告不能不打，商品不作广告，就像姑娘在暗处向小伙子递送秋波，脉脉此情只有她自己知道。

船队乘风逆流而上，第二天就顺利到达了采石。

这时，有不少陈家军的侦察部队出没于江上，当他们见到朱家军的雄壮队伍后，只得望风奔逃。几天后，船队就到达了安庆附近，敌人龟缩在防御工事里，坚守不出。

经朱老大与刘军师等人研究决定，先由陆路佯攻敌人，引诱其出战，然后水军再乘势大举进攻。

计议已定，当敌人主力与朱家军在陆上大战正酣之时，廖永忠、张志雄等则带领水师以迅猛之势一举攻破了敌人的水寨，破敌舟八十余艘，获战船二十有七。

正当敌人处于惊惶之际，两路朱家军则以锐不可当的钳形攻势直取安庆，不久安庆城即成功告破。看来这安庆的城防确实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牢固，余阙可以在此地坚守七年，要么是他本人能力强，要么就是对手太弱。

当大军一路长驱追击残敌至小孤山时，驻扎在这里的陈家军守将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

前面已经提过了，这二位可绝不是一般人物，他们都曾经是天完政权的“四大金刚”之一，响当当的一流人物。“狂人”丁普郎后早死，而傅友德则立功扬名，最后成了洪武后期的头号战将。

若论大器晚成，傅同志倒可以与东汉初年的名将马援相提并论了，但他最后还是屈死在了朱皇帝手上，终不能马革裹尸而还。

这里不妨先介绍一下傅友德吧，他的遭遇比韩信还不如。

傅友德的先祖是安徽宿州人，后迁徙到了安徽最北端的砀山。红巾军起事后，他先是跟从刘福通的部下李喜喜入蜀，李失败后，傅友德又归降了明玉珍，可是明玉珍却未能重用他。空怀一身才干，却不能很好地施展，于是傅友德一气之下便又改投到了陈友谅麾下。

然而，陈友谅也没给傅同志多大的施展空间，他充其量不过是陈皇帝手下一个出色的打手而已。傅同志归顺了朱老大后，二人交谈了一回，朱老大“奇之，用为将”，英雄识英雄，朱老大却确信这傅友德是个人物。

傅友德及丁普郎两位猛人的投降，充分说明了一点：他们绝不是被敌人的兵威给震住了，而是对陈皇帝离心离德的最佳注脚！人心一旦散失，天下事再何能为？

当时的陈皇帝正坐镇于江州，他自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当朱家军水师到达（鄱阳湖）湖口时，恰遇陈家军的一支江上巡逻部队，朱老大命常同志前往收拾他们，很快，敌舟便退走了。

朱家军乘胜一路追至江州，陈皇帝亲自率兵督战，朱老大将水师分为两翼，合力夹击陈家军，结果陈家军真的很不经打，很快就败下阵来，并被缴获了舟船百余艘。

很快，朱家军又乘胜包围了江州，此地正是陈皇帝的临时都城，也是白居易当年创作《琵琶行》的地方。江州是江西的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虽然江州城内陈家军兵力甚多，但这里也跟太平城一样，可以从水路发起强攻。

当时，廖永忠在船尾造桥，名曰“天桥”，高与城齐，他命将船顺风倒行，使“天桥”与城墙连接，朱家军战士们攀缘而上，一下子就攻进了城去……

陈皇帝穷困已极，不得不乘着夜半带着老婆、儿子们弃城逃往了武昌。

“最后一声得，还是发扬风格！打不起我，我还躲不起么我，我躲躲躲……”

朱家军随即占领江州，又缴获了马二千余匹，粮数十万石。朱老大还派出徐达领一支水师前往追击陈皇帝，当时的陈家军正在沔阳一带赶造超大型战舰，以期将来能够卷土重来；所以，当徐同志听闻说敌人要出巨舰来迎战自己时，出于慎重的考虑，他只得将部队屯集于汉阳之沌口，以做好进一步应敌准备。

随后，改安庆府为宁江府，以儒士吴去疾同知府事，复立宁江翼；改池州路为九华府，以刘行任为知府，寻改为池州府。

就这样，在尚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朱家军连破敌人两座重要的城池，其中一座还带有都城的意义，并大量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致使陈皇帝仓皇西逃。

这足以暴露出陈家军的虚弱本质，也为朱老大先行扫灭陈氏的大汉政权树立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