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晓被打得鼻口的血，被几个及时赶到的公社干部送进了城关卫生院，他悔恨交集，羞愧难当。书记、社长都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在公社的大门口自己的干部竟叫人打了，而且被打者是副社长、打人者是他情人的丈夫，这传扬出去无论是对余光晓本人还是公社的名声都不好，两个人一碰头就给派出所打了一个招呼，派出所立即出动了几个干警，赶到杨文彪的家里，将杨文彪和伙同他打人的那两个本家叔叔一起带上手铐带走，一街两巷的村里人谁也不敢上前阻拦，杨文彪那两个本家叔叔的老婆、女儿跑到杨文彪的家里哭哭啼啼，杨文彪的父母吓傻了眼，哆哆嗦嗦地失了方寸，家族中几个见过世面的长者来到杨文彪的家里，商量了一会后，杨文彪的父母领着杨文彪的弟弟找到马素娥的娘家。

事发后马素娥觉得自己连站的一块地方都没有了，几乎是跑着回娘家的，作为一个女人出了这样的事情她今后怎样见人，这比打她一顿还叫她难受。这个该死的杨文彪，还有那个不知好歹的樊彩花，对他俩那点仅存的怜悯之心一下子变成了愤恨，她顿觉得人活着没有啥意思，还不如一死了之，何必要这样难、那样也难，她思索着自己应该选择的死法，又想到她死后的影响：第一她想到自己父母会终日以泪洗面，母亲会寻死觅活的；第二她想到余光晓会生不如死的，其他的人会有褒贬不一的议论。她转念一想，自己一死会把痛苦传导给自个最亲的亲人、最爱的男人，既然爱他们，这样做对吗？她的思想开始斗争了起来，为什么要干那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呢？最后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杨文彪的父母领着二儿子来到马家，马素娥的母亲不知内情就热情地将亲家公、亲家母让进正屋，马素娥听到外面的声音，关紧了房子门不出来，杨文彪的父母才将刚才所发生事情的过程大概地说了一下，素娥妈便责备道：“你们咋这样弄事，这可咋收场呀！”

杨文彪的父母就把来求马素娥的想法说了出来，素娥妈说这样不是在难为自己的女儿吗？就想拒绝，但经不住亲家父母的苦苦哀求，把女儿硬性地叫了出来。看到马素娥蓬乱着头发，铁青着脸，木木地站着那儿，杨文彪的母亲走上去，拉着马素娥的手说：“媳妇，都是我那个不懂事的儿子惹下的事，扫了你的面子，叫你丢了人，我们来就想给你陪个不是。家里也乱成了一堆麻，我老两口求你说个情，叫他们放了那三个人……”杨文彪的母亲一边说着一边抹眼泪，她停下来，拉过来杨文彪的二弟，让其跪下替杨文彪赔罪。

马素娥赶紧去拉那孩子，杨文彪的母亲说“你如果不答应的话，我也就给你跪下了！”马素娥急了，她说：“爹妈，你们别这样了好不好，你们这样是在逼我，我咋好意思去找领导，我的话咋说呀！”说完，扭过头去，任凭泪水长流。

站在旁边的杨文彪的父亲开了口：“媳妇，我们都是些庄稼人，不通眼细?1?，找不到门路，到了那地方不会说话，怕把话说错了，把你越抹越黑。”

马素娥心里又不得不翻腾起来，这件事是朝着她和余光晓来的，她躲也不是、面对着也不方便，光晓他挨了打正在住院，总不能眼看着别人往他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抹盐吧，要尽快让这件事过去，是她目前最明智的选择，想到这里她抬头对着杨文彪的父母说“爹、妈，你们回去吧，你让我冷静一下，再想办法解决。”

杨文彪的父亲面露理解的神态，对着马素娥说：“媳妇，爹今天给你拍个胸膛，只要你出面能保释文彪他们出来，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你觉着跟着文彪窝囊，我同意你离婚，至于文彪那里我给他说。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离婚，以后你在外面的事我们谁也不过问了。我说话算数，绝不放屁！”老头子说毕，一同和老婆、孩子走了。

到任不久的城关公社书记郑天明曾是聂广胜的部下，担任过县大队的小队长，他清楚余光晓的身世，在处理余光晓被打这件事上他很慎重，既要尽快地平息事态，又要体现组织纪律，具有一定的惩戒和教育作用，还不能给余光晓、马素娥造成很坏的影响。他和社长研究了一下，决定尽快将余光晓、马素娥调离。

余光晓只是皮外受了一点伤，但他的心情糟透了，如果说他过去对樊彩花还有一定的少年情分和怜悯，这会儿已经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有气愤和诅咒。他暗下了决心，豁出去了，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和樊彩花离婚，他再也没有心情看到那张令他厌恶至极的脸，他痛恨自己的懦弱，酿成了这样的后果，一害了自己，二害了素娥。他不知道自己今后怎样见人，如何面对素娥，此时他又开始牵心马素娥，他知道她今后遇到的麻烦事不会比自己少。

第二天上午，郑天亮和社长来公社医院看望了他，在他的病床前，两位领导简单问了一下他的病情，冠冕堂皇的安慰了他几句，然后用公社的吉普车接他出了院，送到耿根生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