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地方官见我一再得手，也有些坐不住了，派人送信过来，无非是讲些大道理，什么明朝已经灭亡，和满清朝廷合作理所当然，并不是投降背叛；我的父亲和一些家人已经投降，还是不要违背孝道，站到父亲的对立面去；搭不打仗对清军来说只是个输赢问题，对我而言却是父亲家人的性命问题；满清已经建立了政权，控制了全国，不要拿鸡蛋碰石头，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很多满清要人对我已是反感异常，要不是福建地方官们圆场子，八旗劲旅早就举兵南下，荡平厦门金门二岛了等等。

这些人的说辞千篇一律，连哄带骗、连蒙带吓，无非叫我交出武器，接受他们的一官半职而已。但是像后世的**说的那样，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当，要当，我们就放开手脚快快乐乐的当。他还说过，人民军队的一粒米、一颗子弹、一把枪，也不能交给反动派。我会接受他们的劝降吗？没门！

不过浆糊还得继续捣，我告诉来使，一切等上次的谈判代表回复满清后，再看结果而谈吧！这个间隙里，我的手下又攻陷了广东的揭阳，还有普宁等地。

军事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我的地盘和规模也日益扩大，行政事务和政治事务、军事事务搅在一起，以现在的管理模式，我觉得实在是筋疲力尽，管不过来了。

趁着和清军捣浆糊，一时半会儿又没有什么大仗可打的空隙，我发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全新的管理制度和模式。

这场政治改革，实际上就是把明朝的六部管理制度移植到了我的地盘里面，虽然名称和级别都不是以前六部那么个叫法，但是职能和权责完全是一样的。这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个以我为首的独立小朝廷，一应机构俱全。对此，很多历史研究者批评我有割据当皇帝的企图，这实在是有些无中生有，曲解他人了。

由于和永历朝廷相隔甚远，无法及时进行信息沟通，又加上战事频繁，变动往往太多，官员任命要事事报请永历，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永历授权我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任命官员。

我在忙碌，北京城里也没闲着。

北京城里的满清头头们听了谈判代表的汇报后，觉得耐不住了，打吧！满清头头们把后脑门上的猪尾巴一甩，形成了一致意见。

我们双方终于一起掀翻了谈判桌子，再次开打了！

清军派了大批兵力，源源不断的往福建压来。大兵压境，怎么办？是迎头痛击，还是先设下埋伏，诱敌深入，然后再来个包围，暴打一顿？我召开军事会议，大多数将领都主张决一死战，杀个痛快，只有一个将领建议撤退到厦门和金门，以保存实力，待机会合适，再出来猛打清军一顿。

我权衡利弊，觉得现在虽然这一大片地区得来不易，但是粮饷都已备齐，经济和后勤问题已经解决，再在这里为守住城池，与擅长陆战的清军相拼，的确胜算不大，还是见好就收，先歇一歇，回头再收拾清军吧！

我主意已定，传下命令，把漳州等城池的城墙全部拆毁，抓紧时间运送钱粮到厦门基地，愿意当明朝公民的，我们负责提供免费船票，运送到厦门和金门安置，愿意当满清公民的，通知他们赶快找个保险的地方的藏起来，因为随时可能就要打仗了。

我以前的根据地，也是我的老家安平，现在也要丢下了，当年我爹征集能工巧匠，开凿运河，一直通到我家门口，坐着大船都可以从海上到我家串门，而且又装饰了不少假山怪石，亭台楼阁，比起福州的巡抚衙门一点都不逊色。这次没办法，我都派人给毁坏了，反正我爹也完了，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住，就这么地吧！

就这样，该搬的搬，该拆的拆，该毁的毁，该布防的布防，等清军前来时，这些地方几乎都是一片平地了。

在放弃了漳州、泉州这些地方的同时，为了让清军首尾不能相顾，我兵分两路，一路北上江浙，一路南下广东。甘辉等人北上长江口，与那里的张名振会合，攻克了舟山岛，并召降了部分浙江沿海的清军将领。在北上抗清取得辉煌成绩后，由于金门、厦门兵力有些不足，我召回了北上的水师，让张名振等人留守舟山，但不久之后这位杰出的海军将领却病死在了舟山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