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疯狂地锻炼，就是因为我觉得与“土匪”们的较量不可避免，因为我有一颗高傲而不肯被驯服的心。

半年后，我已经不把“土匪”放在眼里，虽然他的个头大一些，但他不过是一个有人撑腰的庸物、熊蛋包，不论单挑还是有两个爪牙帮他，我都能轻松将他放倒。唯一有点怕的，还是他那个黑社会的哥哥。

所以，我也想好了与“土匪”交手的最坏打算：治服他就行了，能饶就饶。假如他的爪牙嚣张，那就来个“杀鸡儆猴”。

没想到我这个“杀鸡儆猴”却杀到了英语老师的头上。这个英语老师姓曹，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二十六、七岁，说话的时候嘴上总是把所有的表情都想表现出来。他不仅表面上给人一种“大少爷派头”的感觉，而且经常不说人话（人是汉语），越是在不懂英语的人面前越是咕噜咕噜说个不停。最可恨的就是他与“土匪”称兄道弟，还不时一起去小酒店喝酒。用日本人的话说就是“良心大大的坏了！”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与“土匪”们从酒店里出来。只是我不屑与他打招呼，便招致了他的怨恨，课堂上他便时常讥讽、为难我。

那天上午第三节课是英语课。曹老师可能心情不好，突然向我发难，让我背诵一篇课文，我说背不下，他便罚站。他又让一名差生背，结果也是被罚站。接着，他让全班继续背，他在一片背书声中走到我面前，满脸的鄙夷与傲慢。

站直了！他冲我吼道。

我看了他一眼，没吱声，但站直了身体。

他用力地朝我的肚子上拍了拍，又猛一抬手，甩到我的下巴上，疼得我眼泪差点流下来。

收腹！挺胸！平视前方！体育课上老师没教怎样立正吗！他用挑衅的目光看着我。

我忍着下巴的疼痛没有言语，却用蔑视的目光看着他。他被激怒了，抓起桌子上的练习本就左右开弓地在我脸上扇着。

我只觉得脑袋“呼”地冲满了血，不假思索地在纸屑纷飞中挥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拳……

在同学的惊呼声中我看到英语老师捂着右眼，血从指缝中流下来。他被几个同学搀扶着急速去了医院，我呆呆地站立着，脑海中一片空白。英语老师破碎的眼镜掉在地上。

我被学校开除了。

逆反是什么？是青春期的必然？是英雄情怀的推波助澜？还是被侮辱后性格扭曲的疯狂报复？

二十多年后，我读到作家梁晓声的一篇《我和橘皮的往事》的文章，里面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去校办工厂参加义务劳动。当“我”听说橘皮对平喘和减缓支气管有良效时，就乘着义务劳动时偷偷地揣几片干橘皮回家给妈妈泡水喝。“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困扰，经常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一冬季气喘得厉害。看着母亲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的痛苦样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里难受得想哭。

不料想，由于一个同学的告发，“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那贼的罪名足以使一个人背负终生。在学校的操场上，“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我”在学校里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地是一个贼，一个小偷。“我”觉得，连“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似乎都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我”不再有学友。

直到休完产假的班主任老师重新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觉察出“我”的异常处境，在放学后把“我”叫到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我”哇地哭了……第二天，班主任老师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梁晓声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故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吩嘱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梁晓声在最后说：“在‘###’中，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了，没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她，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改变，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堕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已自杀了……以后我受过许多险恶的伤害，但她使我永远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坏人，像她那样的好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我应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真诚热爱！”

这篇文章我读了多遍，每读一遍禁不住泪水就流了下来。假如当初我遇到的不是那个长得***像日本人一样的英语老师，而是梁晓声的班主任老师，我的人生轨迹哪里会被扭曲、被改变啊！

这也是人生的缘分啊！

命中注定，有此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