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对贫下中农的认识，是从表姐巴秋芬带到她家来认亲的高金桥身上得到的。那时城市家庭出身属于贫下中农成份的人大都在工厂上班，统称工人阶级。我这里所说的贫下中农是指农村的农民而言。
高金桥那时是海城县牌楼公社小堡大队第一生产小队队长，是个复员军人。高金桥个子很高，有一米九○，身材很魁梧，四方大脸。而巴秋芬个子才一米六五，在女孩中属于个子中等，站在高金桥面前，像是一个小女孩。但巴秋芬长得很美，皮肤很白。在学校是许多男同学公认的校花。巴秋芬是个六八届知识青年。在她念高一时，有过考大学的美梦。可惜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全市的高中初中都停了课，等她再回到学校重读高中时，已是二年后。全国各大学不单单停止招考新毕业生，她也没能继续从高二读下去，而是跟着返校的高三毕业生一同毕业。即时全国范围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巴秋芬自然是积极响应。到祖国的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那个时代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最响亮的口号。临到最终分配，巴秋芬去的地方，是辽南东部深山区的海城县牌楼公社小堡大队，插队落户。
因为是第一届知识青年大范围地上山下乡，很多农村都没有来得及盖青年点。巴秋芬上山下乡后，被大队领导单独地安排在高金桥家，与高金桥等待出嫁的妹妹高金花住在一起。高金桥还有一个弟弟高金路，早在巴秋芬上山下乡前二年参了军。巴秋芬单独住在高金桥家后，很叫她的父母担心。那种担心是不言而喻的。一个长得水灵水秀的美姑娘住在陌生的高金桥家，一旦受到了欺负，怎么办?
巴秋芬不以为然地对她的父母说：“高金桥是个复员军人，是一名**员，又是小堡大队第一生产小队队长。他是贫下中农中有崇高革命理想的农村青年干部。人家革命觉悟性很高呢，你们怎么能那样往坏处去想人家。”
我的姨父巴青林是一名科长级别的大型企业普通干部，也是从部队复员转业到地方来工作的。文革运动开始后，虽然跟着党委书记和厂长一同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被夺了权，但他本人没有被打成黑五类，只是下到车间做普通工人，进行劳动锻炼。我的姨母在我姨父上班的单位所属的卫生所当一名医生，为患者看病一直都很认真，人缘极好，在卫生所里倒是安宁的。事实上，我的姨母与我家并没有什么血亲。姨母的父亲与我的姥爷是同门师兄弟。姨母五岁那年，她的父母在一场战乱中不幸遭难双亡。我的姥爷就收养了姨母。我的舅舅继承父业继续当木匠，我的母亲则帮助姥姥在家操持家务，姥爷和舅舅出外辛辛苦苦挣得的一点钱，其中大部分供给了姨母去念大学学医。为此姨母对我姥爷一家人非常感激。巴青林成为我的姨父复员转业到地方参加工作后，家里三口人谁需要添一件新衣，都是到我家来请我父亲缝制的。每次我到他们家去串门时，他们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拿给我吃。
我喜欢看小人书。我的大哥收藏有许多小人书。我看过了小人书，就将小人书中的故事讲给老师和同学听。诸如鸡毛信的故事，王二小放牛娃的故事，红军抢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肖飞孤身闯敌营智取药品的故事，江姐在敌人狱中宁死不屈的故事，八女投江的故事，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也有阿凡提的故事。因为我学习好，又善于讲故事，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成为了学校的故事演讲员，并光荣地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学校还在假期发给了我一张进入市少年宫的出入证，到市少年宫革命故事演讲班接受辅导老师训练演讲革命故事。我到姨父和姨母家，经常地将我所知道的好故事讲给他们听。这引起了表姐巴秋芬对我的注意，当听我讲的故事多了，常常静静地坐在我的对面微笑着望着我。巴秋芬的目光像把剪刀一样能穿透我的心，望得我心慌慌的。巴秋芬比我大四岁，我看她长得就像是一朵绚丽多彩的鲜花。巴秋芬说我是一个心地单纯得就像是一张白纸一样干净的小男孩，同时又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
令姨父和姨母担心发生的事情是在表姐上山下乡后的第三年春天，准确地说是一年半后，接近两年时间，即一九七○年三月中旬的一天。巴秋芬突然将穿着一身没有佩戴红星和领章军装的高金桥领到姨父和姨母面前，说她要嫁给高金桥，而且是刻不容缓。但是遭到了姨父和姨母的坚决反对。理由只有一个，说巴秋芬还小，应该把婚姻大事再放一放。姨父和姨母其实是嫌弃高金桥是个农村青年，不想让女儿守在农村过后多半辈子。但这话他们考虑到涉嫌反对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政治因素，不敢直接从口中向巴秋芬说出，只能遮遮掩掩地对巴秋芬那样说。
巴秋芬态度却是非常坚决，说：“我还小，但高金桥已经二十五岁了。”
那天我正好去姨父姨母家，他们家的一台老式收音机出了故障，要我帮忙去修理一下。那时我除了学校正常上课外，将业余时间大都是用来学习安装多晶体管超外差半导体收音机。
说起来，我对学习安装半导体收音机产生兴趣，全是一次偶然的因素。在我小学读到六年上学期期间，因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了，学校被停了课，我被学校放假回家。许多无事可干的日子里，我与小学同班同学霍广文与穆世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下大力气专门背读**语录和**最新指示。这起因缘于我们走在路上，经常会被守在某个路口的戴着红袖标的大年级男生与女生拦住，要求背诵一段或两段**语录或是最新指示。这启发了我们，要做一名英雄的红色少年宣传员。由我牵头，三人组成了一支**思想宣传队，热衷于宣传**的语录和最新指示。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是故城老旧的有轨电车上，有时也上过各路公共汽车。我们三人每人都有一本**语录。我们上了车上，将**语录本向头上一举，便声音洪亮地背诵起**语录。在车辆不断地向前行驶中，我们会将余下更多的时间，不断地用于背诵**语录本中的每一条语录。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可以将一本**语录倒着背诵如流，还有老三篇和三十五首**诗词。我们的行动一直得到司机与售票员的热情赞许与大力支持。他们也渐渐地熟悉了我们三人。只要我们三人一出现在某车站口，就会有司机和售票员主动招呼我们三人上他们的有轨电车或公共汽车。及至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一对强有力的对手向我们进行挑战。那便是一对与我们同般年纪大的男女生上车来，男生怀里抱着一只大木匣子。那一对男女生先是轮流着背诵了两段**语录，那名男生便将那只大木匣子上的一个开关拧开。大木匣子里响起了《在北京的金山上》声音洪亮的藏族歌曲男女二重唱。显然那只大木匣子是一台收音机。因此他们受到了司机与售票员及至车上所有乘客的热烈欢迎。我不服气，在大木匣了结束了男女二重唱后，我拿出了自己少年时的好节目，向乘客有声有色地讲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中发生的《七根火柴》故事。之后几天，我与那对男女生相识并做了朋友，结伴在一辆有轨电车上进行红色宣传。男生叫于海洋，女生叫杜鹃，是他的邻居。彼此分开时，她会冲我亲切地笑一下。于海洋怀中抱的大木匣子是他自己动手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于海洋告诉我，他的父母都在市里一家无线电厂上班，他耳濡目染，便做了一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于海洋说，喇叭大，放上六节一号电池，声音自然很大。那之后我结束了到有轨电车上语录宣传活动，开始经常去于海洋家，向于海洋讨教学习安装半导体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