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新闻吗？”

“哦，没什么。”他又没话了，但很明显他是要说什么的。

我翻他给我的报纸，还真是没什么新闻。不过，读报是很好的伪装，至少可以伪装成专心读报，否则和胡高一起坐在医院的走廊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你挺忙的吧？”胡高没话找话的能力太差，我只需要点点头就可以完成他的问题。

“你刚才?上过来的时候堵车吗？”

“还行。”

“我怕?上晚高峰，干脆在这儿多呆一会儿。”

“也是，多呆一会儿，也没人收你场地费。”我虽然不打算跟胡高深交，但也不愿意让他觉得我是故意晾着他。

“对对，不过我的车在下面，一个小时五块钱呢。人呆着不收费，车呆着可得交钱。你说这医院也真够孙子的，光停车费他们一年都收多少。”胡高明显想制造一种谈话的氛围，我尽量配合他，因为我也希望他能打开天窗说亮话，但是他就是“小曲好唱口难开”。有一次，我们坐在医院的走廊里长达40分钟，他好容易讲到：“你每天都来看芳华，不麻烦吧？”我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就当加班了。”原本我以为他要切到实质性内容上来，比如跟我谈谈芳华的病，谈谈他的打算，再谈谈对我的希望，总而言之，我认为他至少应该问问我，问问我和朱芳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想干什么，或者他想干什么，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没有，胡高就像一个打擦边球的高手，他总是擦着那些我们所共同关心的话题的边儿，并不深入，就那么擦过去了！也许，他是等着我来谈那些敏感的部分吧？还真有几次，我想如果他不肯正面接触这些敏感问题，那么不如由我来说，可是我发现真到要说的时候，还真有那么点难度。我说过我是一个律师，我习惯于没有十足的把握，宁肯暂时保持沉默。我想就这么着吧――他下午三点来探视，一直到我过来接班，我有的时候到得早，六点半左右；有的时候晚，七点半左右；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来得晚，我也会心怀内疚，也得跟胡高东拉西扯两句，什么堵车呀，临时接了一个大尾巴电话啦。胡高从来都特哥们儿地拍拍我的肩膀，那动作含义复杂，不过我向来只理解其中最简单的一层含义――啥都别说了，理解万岁。

芳华的化疗是七天为一个疗程，每天化疗时间在8至10个小时之间，一般来说，我到的时候，她都是刚巧结束化疗，一副刚上过大刑的样子，惨不忍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躺在床上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她没有一天不吐，她的那种吐法儿和一般的吐完全不一样，她是要把五脏六腑全呕出来，呕到没有东西可以呕，她还要趴在床边继续呕，那是真正的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呕”，黄水呕干了，呕苦水，再呕血，就这么一直呕到大夫过来强行给注射安定。我发现我去的全部作用就是坐在她边上，拍拍她的后背，然后想办法分散她的注意力，胡高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回避，总是我刚一来他就撤退，芳华也从来没有留过他，似乎我们三个人有什么默契。

芳华化疗第三天的时候，已经掉了十斤肉，人瘦了好几圈。胡高跟我面前自言自语地嘀咕，说化疗虽然是一天比一天难，其实从感觉上说，第四天最关键。因为病人这个时候的忍受力已经接近极限，经过前面三天的折磨，很难再继续承受下去，尤其是很多病人一想，这才第四天，后面还有三天，意志薄弱一点的就会放弃。我当时领会他的意图，是希望我第二天早点来，帮助芳华度过难关。可是，偏巧第二天，我们并购小组开紧急会议，从早上9点吵到晚上7点，一帮人还如火如荼争执不休，我想也好，索性就好好吵一吵，争论虽然不解决问题，但争论可以暴露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