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齐历史学家、文学家。字伯起，小字佛助。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魏收机警善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北地三才”。他15岁已能属文，显露才华。入仕后，曾任太学博士等职。26岁迁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在东魏，官至秘书监，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齐,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天保二年至五年(551～554)，奉命编成《魏书》130卷,《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历来为人所诟病处在于其矫饰之过，但作为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著作，仍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魏书》列为现今的二十四史之一。此后历任要职，加开府仪同三司，累迁尚书右仆射。追赠司空尚书左仆射。

魏收（507～572）北朝齐历史学家、文学家。字伯起，小字佛助，北齐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在魏、齐之际，魏收是最有名气的学者。初以父功，仟北魏太学博士。与温子升、邢子才，人称“北地三才”。东魏时任中书侍郎，转秘书监。后北齐，官至尚书右仆射。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年），以中书侍郎的身份奉命著《魏书》，齐武成帝时，任开府中书监。

在我国文学史上，北朝的文学是黯然失色，远逊于蓬勃而有活气的南朝文学。但是，到了北朝后期，随着文网的的放宽，汉文学的复苏，南朝文学的输入北土，这时，在北朝文坛上，有了初步的繁荣景象，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诗赋文人，其中魏收就是一个代表。

据《北齐书》记载，他15岁时就能属文，显露才华。魏收少年时的志向并不属意于舞文弄墨。他是北魏骠骑大将军魏子建子，少时，他随父亲到边防，很喜欢骑马射箭，留恋于马上功夫。当时，有一位长辈郑伯和他开玩笑说：“魏郎弄戟几何？”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这句也许是不经意的玩笑话，他却品咂出了取笑他的意味：舞枪弄戟，你能摆弄几个回合？他很感惭愧，从此逐鞍马，藏弓箭，一心一意苦读诗书。就是炎热的夏天，白天到树凉下吟诵，晚上仍在月下坐板床攻读。史传说：“积年，板床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为文章大手笔。后来明人张溥说起这一段往事，还感慨地说：“魏伯起少时惭于弄戟，终至免于逐兔，成为文章大手，是被一句调笑话激成的，郑伯实在有功啊。”可也是，一句玩笑话，少了一个挽弓撵兔子的人，多了一位文章高手，也算一段文坛佳话。

魏收机警善文，北魏中兴元年（531）曾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东魏时期一直参与修国史。北齐受魏禅后，魏收任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天保二年（551）受诏撰魏史。四年任魏尹，但不理郡事，专力于魏史的修撰。五年三月奏上本纪、列传，十一月奏上十志。自北魏末经东魏到北齐，魏收参与修史达二十余年。前后协助其修史的，有房延?、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綦毋怀文、眭仲让等，“博总斟酌”，所援引的房、辛等多非史才，只用三年多的时间，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帝纪十四篇，列传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魏收从天保四年专任史职，到次年奏上全部《魏书》，不过年余，这是因为北魏修国史和起居注的工作，自魏道武帝拓跋?以来始终未断。从开国到孝明帝末年部分，魏收都有所凭借，沿用旧史。只有北魏末和东魏共约二十年间的事迹，需重新搜集编写。至于东晋和十六国各传，是利用了崔鸿《十六国春秋》、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等。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都可能得见，但宋齐时代相去不远，事实易于稽考，他又蔑视南朝文人，所以岛夷刘裕、萧道成传完全看不见袭用南朝沈、萧著作的痕迹。

魏晋以后，佛教逐渐兴盛，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之中。道教也在政治、社会方面起相当作用，都应在史书中有所反映。但魏收之前的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蛮夷传。《魏书》中始设释老志，不能不目为卓识创举。北魏时鲜卑部族蕃衍，太和以后又有改鲜卑姓为汉姓之举。魏收师汉人氏族谱牒之意，结合北方民族部落族姓的风习，设官氏志，于百官之外兼志氏族，是适应时代特征的处理方法，为后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极大方便。《魏书》本纪、列传相连，而志列在最后，符合刘知几《史通》所谓：“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列传的类列和次第，也都各有其意义。书中收录的诏令奏议，大都关系政治，其他文章，也足供考察作者身世和为人。而当时流行的轻浮诗文，所取极少。这些都是《魏书》的显著优点。

《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共一百二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书中都有较详尽的交待。其二十卷志尤有价值，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史志》近六百年间，《魏书》以外的各纪传体史书中或根本没有书志部分，或虽有书志，但缺少刑法、食货等重要内容，《魏书》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官氏志》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记录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姓。《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对于北魏各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报导，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义达一百三十馀次之多。《食货志》对于北魏的均田制有详细记述，为后人研究北魏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历来为人所诟病处在于其矫饰之过，但作为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著作，仍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

魏收在北齐时修魏史，北齐继承东魏，不得不以东魏为正统，因有不少挂漏，对高欢也多溢美。例如地形志以文书散佚为理由，不依据北魏最盛的宣武帝延昌年间版图，反而采用偏安的东魏武定之世为标准，给后代研究北魏历史造成很大困难。魏收为人恃才傲物，利用修史凌侮别人，“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因而申诉其不公平者百有余人，称其书为“秽史”。实际上，作为封建史家，在政治上的荦荦大端，魏收的观点和当时统治阶级公认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例如传说他因受金而为尔朱荣作佳传，但《魏书》尔朱传中对他的专横残暴以及给魏朝统治带来的祸害，都有充分的描述和足够的谴责。“秽史”之说，只是一些门阀士族斤斤于自己祖先在书中的反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魏书》记述北朝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及东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齐魏收撰，含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共一百二十四卷。原分为一百三十一卷，北宋时，例目一卷和纪传志中的二十九卷已亡佚。今本卷三太宗纪和天象志的三、四两卷，是宋人分别用隋魏澹《魏书》和唐张太素《魏书》所补。其余各卷乃用《北史》、高峻《小史》（亦称《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所补。另有二十九卷中也还有缺文。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有点校本。

北齐时，国事诏命、军国文诰皆为他所做。史载：“收为檄，五十余纸，不日而就。”“初夜执笔，三更便成，文过七纸。”故文襄王善赞其文：“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彩。”北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魏收去世，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曰文贞。

魏收的操守人品多遭人诟病。他虽以文才显，然品性褊狭，每当在路上碰见权贵，就以言色取悦。在洛阳的时候，行动轻薄，人号为“惊蛱蝴”。曾出使梁地，与部下各买婢置馆中，遍行奸秽。史称魏收撰《魏书》时挟私妄为，前后颠倒，贿赂成书。但魏收处于王朝政权变更之际，由东魏入北齐，其所处的人际关系十分复杂。而且此书并非仅出自魏收一人之手，合作者中有几个不但史才史识不能与魏收相比，甚且连起码的编辑水平也欠缺。直接影响了《魏书》的质量。

客观地说，魏收修撰的《魏书》，在南北朝诸史中，总的讲来，还是比较好的一部史书。隋朝是从西魏、北周继承下来的，因此，隋文帝开皇年间，命著作郎魏澹（魏收的族弟）等，以西魏为正统，重修《魏书》。魏澹成书92卷，无志。但这部新修成的《魏书》，还不如魏收所撰写的《魏书》，以后也没有流传下来。隋末唐初还曾两次重修过魏史，也都未成功。结果还是魏收的《魏书》保存下来，列为现今的二十四史之一，成为研究魏史的最原始的著作。

《魏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在编撰体例方面也有可取之处。唐初史学家李百药、李延寿等人对《魏书》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肯定的。李延寿所撰《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这就表明了《魏书》的史学价值。

《魏书》共130卷，有本纪12卷，列传98卷，志20卷，记载了北魏（包括东魏）王朝的兴亡及其典章制度。

《魏书》帝纪的首卷是《序纪》，叙述了道武帝拓跋?建立魏国以前的情况。从黄帝少子昌意受封北土，一直写到拓跋?的祖父什翼键，从中可以大致窥见鲜卑拓跋部发展的源流，提供了由氏族、部落到国家发展过程的史料。这样，既写出了拓跋氏的先祖，又与帝纪有所区别，是一种较好的处理方法，这在史书帝纪的体例上是一种创新。

魏收在帝纪的分卷上也有所侧重，把北魏诸帝中两个杰出、有作为的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和孝文帝元宏分为上下两卷，不惜笔墨，详细叙述他们的业迹。把东魏的皇帝元善见列为帝纪的最后一卷。因为魏收是北齐人，视东魏为正统，而把西魏文帝元宝炬排斥在帝纪之外，只附见在列传中，记载也非常简略，以表示不承认西魏政权，可谓用心良苦。

《魏书》的列传共98卷，有些列传是一种家谱式的史传，价值不大。有些列传如《李安世传》载有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有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颇有史料价值。有些列传所载文章诗赋，为后人搜集北魏诗文提供了资料。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大都根据当时使节和商贩的口传写成，其中虽然有一些侮辱性的记述和传闻失实之处，但对当时东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对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情况，还是提供了不少历史资料，有助于后世的历史研究工作。

《魏书》的志也有自己的特色，其中的《释老志》不仅前史所无，而且后代的史志中也再未列这个志目。它是魏收根据北魏的历史特点新创的一个独特的志目。佛教和道教在北魏时进一步发展，社会影响很大，两教之间的斗争也很尖锐复杂。《释老志》详细记载了佛教和道教的源流和发展变化，以及佛经的翻译、佛寺的营建、佛像的塑造等，对研究中国宗教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志中还反映了世俗地主经济和寺院地主经济的矛盾，尤其是反映了寺院占有的奴仆和依附的人口所遭受的地租、高利贷的剥削情况，是了解当时社会制度的重要资料。《官氏志》，在别的史书中称《职官志》或（百官志》，魏收却别具匠心改名《官氏志》。志中记载了官制，省略了官府部门和官吏职司，突出了拓跋氏的变化，从氏族姓氏和元宏所改汉姓的变化，反映了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情况。《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租调制，是后世研究均田制的重要原始材料。关于货币的记载也有助于了解北魏所辖地域的社会经济情况。其他各志也有可取之处，如《灵征志》记载了北魏建国以来150年间各地所发生的地震，是很宝贵的资料。

魏收的文学才能也值得肯定。在我国文学史上，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文学是黯然失色的，远逊于蓬勃而有活气的南朝文学。但是，到了北朝后期，随着文网的的放宽，汉文学的复苏，南朝文学的输入北土，这时，在北朝文坛上，有了初步的繁荣景象，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诗赋文人，其中魏收就是一个代表。魏收的诗作今存13首，其中不乏对仗工整、巧构形似、清新可读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巨鹿下曲阳（今晋州市西）魏氏家族中，出了魏收、魏澹、魏征三位史学家，其中以魏征名气最大，他们三人系同族。同族三人在北齐、隋、唐三个朝代都从事修史，也不失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