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礼，又名魏礼，字廷训。河北肃宁人。生卒年不详。元至正20年（136O）左榜状元，授翰林国史院修撰。《大明一统志》第2卷第45页中记载：“魏礼，肃宁人。笃信好学，庚子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陛礼部侍郎。”后与张起岩、泰不华、忽都达而、宋本、李黼、李齐7人位列四品官员。魏元礼为汉人，能在科举制度被弄得奄奄一息的元至正20年（136O）间中左榜状元，授翰林国史院修撰，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魏元礼，又名魏礼，字廷训。河北肃宁人。生卒年不详。元至正20年（136O）左榜状元，授翰林国史院修撰。

《大明一统志》第2卷第45页中记载：“魏礼，肃宁人。笃信好学，庚子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陛礼部侍郎。”

《元史》第45卷顺帝纪之八记载：“三月……甲午，廷试进士三十五人，赐买住、魏元礼进士及第，其余出身有差。”据此可知魏元礼为该科汉人、南人榜状元。

状元的初始待遇，自唐至宋初（618－976）一直在低位徘徊，宋太宗朝突然大幅度提高，至元代进一步提高，到明清到达顶点。状元入仕后，则在宋代最受重用，其次为清、辽，而唐、五代、金都较差。明代对状元的罪、错处罚最为惨酷，其次是唐，而宋、清两朝则较为温和、宽容。综合来看，宋代状元遭际最好，唐代最差。

使出浑身解数夺得天下之魁，仅跟七品官之子的门荫官阶相同。可见状元实际上是很不被看重的。正如张国刚所云：“进士及第后，还只赚得一个做官的资格，算有了‘出身’，只有再参加吏部试或制举才能释褐。这显然不是文人入仕的方便之门。而即使释褐试通过后，也只能获得一个八、九品的参军、县尉、助教之类卑官。如贞元八年登第的欧阳詹，‘五试于礼部，方售乡贡进士，四试于吏部，始授四门助教’。而大名鼎鼎的韩愈，‘四举于礼部才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这样又把一大批士人拒之于仕门之外。”可见，进士，包括状元能够进入官场的始终只是一部分。

元代情况较为特殊。一方面，整个科举制度被弄得奄奄一息：不仅开考次数少，每次录取的人数也少。据《元史?选举一》及《元史?百官志?选举附录》载，元代16次考试，都采取带民族歧视的“两榜制”，共取进士1139人，尚不及颇不重视科举的辽代的一半！而元代在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这说明元代官僚队伍的形成与补充根本不靠科举取士。另一方面，元代毕竟在宋金之后，获中进士后还是立即授职的，且起点官阶进一步提高，两榜的状元一般都授承务郎（从六品）、翰林修撰，基本达到了金代状元初始官阶的上限。

魏元礼为汉人，能在科举制度被弄得奄奄一息的元至正20年（136O）间中左榜状元，授翰林国史院修撰，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元代，官至宰辅的2人：陈祖仁、普颜不花，占总数32人的6.25%。其他四品以上官员7人：张起岩、泰不华、忽都达而、宋本、李黼、李齐、魏元礼，占21.88％；两者合起来9人，占28.13％。同时却有13人仅留下了姓名与夺魁年份，占40.63％③。

元代中央及地方的军政大权始终在蒙古或色目人手中，他们的子弟又可以利用特权直接进入仕途，起点高，升迁也快，当然不必走科举之路，所以，即使是蒙古或色目状元，其出身也较卑下。如此，状元们出仕后即使再忠心耿耿，也难挤进最高执政圈，即使偶然挤进去了，为时既短，又不能当主角。处于高度重视状元的宋代之后，竟然使40％以上经反复筛选而得的“天下第一人”默默无闻，特别明显地体现了元统治者不重视人才，这显然是它的朝政始终不甚清明，并迅速灭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