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藻德（1605―1644），顺天通州人（今北京通州），字思令，号清躬。崇祯13年庚辰科进士，钦定状元。崇祯15年，骤擢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崇祯17年2月，诏加兵部尚书兼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河道、屯田、练兵诸事。魏藻德很有口才，凡上书言事，无不迎合帝意，被由修撰直接提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又提为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国家危难，举措失当。义军攻破京城，迟疑不决。大顺军逮捕明勋戚、大臣、文武官800余人，刘宗敏、李牟等审讯迫赃助饷，受酷刑，脑裂致死。

魏藻德（1605―1644），顺天通州人（今北京通州），字思令，号清躬。

崇祯13年庚辰科开科时，明王朝已是穷途末路，崇祯皇帝想通过科考发现奇才，以救危难。殿试后，在文华殿召集48名新进士询问救国方略，其中一人应答最合圣意，钦定为状元，其人就叫魏藻德。

崇祯15年5月，骤擢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

崇祯17年2月，诏加兵部尚书兼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河道、屯田、练兵诸事。

魏藻德很有口才，凡上书言事，无不迎合帝意，被由修撰直接提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又提为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时正值国家危难。

崇祯对朝务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简朴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他鸡鸣起床，深夜不眠，往往焦劳成疾。他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崇祯帝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却不入国库，甚至到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城的时候，也不肯拿出。平阳和太原，相继攻陷，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

无奈的崇祯帝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需。崇祯帝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40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帝严峻的责骂无计可施。

崇祯帝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天下最富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呢？崇祯帝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他捐10万两，起个表率作用。周奎一个劲地哭穷，坚称没有。最后答应勒紧裤带捐献一万两，崇祯帝认为少一点，要他拿出二万。周奎不敢再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去向女儿求援。皇后答应帮他出五千，并劝他尽可能满足崇祯帝要求的数额。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帝内帑的五千两银子，周奎也只捐了三千两，余下的二千两反倒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

大学士魏藻德仅仅拿出百金，已被批准退休的内阁首辅陈演则专程入宫表白自己在任期间如何清白廉洁。一些官员则效法李国瑞，在自己门上写着：“此房急卖。”魏藻德举措失当。义军攻破京城，迟疑不决。

几天后李自成在北京称帝，魏藻德原想投靠李自成，谋求一官半职。

大顺军逮捕明勋戚、大臣、文武官800余人，押至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李牟等处审讯迫赃助饷。限大学士者交赃银10万两，部院官及锦衣帅者7万两，科道官5万两、3万两，翰林万两，部属以下干两。

刘宗敏是什么人？刘宗敏是李自成手下的第一员骁将，坐武将第一把交椅，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阶级斗争中，他们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兄弟友情，李刘班底是成就自成事业的基石。然而就是这位刘宗敏，进了北京城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

当年锦衣卫东厂的酷刑他无所不用，烙肤断腿，威逼明勋戚、大臣把收藏起来的金银财宝交出来。几个月前，崇祯皇帝曾好言相求，却得不到这些臣子们的助军粮饷，如今却全部都落入了刘宗敏的手里。当初大学士魏藻德就曾经拒绝皇帝征饷，以为只要投靠新主，财宝依旧可以传家傍身，没料到会是这个下场，酷刑之下痛哭失声，叹道：“我当初不能尽忠报国为主，如今悔也迟了。”5日5夜的酷刑之后，魏藻德脑裂而死，其子也被砍杀。

大顺农民军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要向官僚、地主进行“追赃”，所以官僚、地主阶级的反对和抵抗也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说到底，贫苦农民并没有建立真正“农民政权”的理想。历史上的贫民起义总是归于失败，绝不是偶然的。

身为首辅丞相的魏藻德，投机取巧，结果两面不是人，即为义军所不容，又为封建士大夫所不耻。自己受尽凌辱和酷刑，脑裂致死，任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