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还有政委。

政委通常称二号首长，但“二号”不比一号低半分，往少里说也是平起平坐。这个道理不用我再说了吧。

有人以为政委不就是政工人员嘛，文官啊，耍嘴皮子，摇笔杆子，金丝眼镜小白脸。打住，说小白脸这话就离谱了，要说戴眼镜，罗荣桓即是，要说能妙笔生花的，陶铸，陈沂都算得上，但都是从宣传口子上来的，也当属凤毛麟角。实话实说，新来的政委论文凭小学也没得。

丁秋生来任政委，在当时八师许多人眼里，甚至比何以祥任师长更理所当然。丁秋生是鲁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而八师与鲁南军区本是一家，所以说丁政委可说是这支部队的“老人”，论与八师的关系比何以祥要熟得多，甚至可说更“铁”。这样，八师军政主官都配置完整，接下来就看两人同心协力了。

同为新官，比起何以祥的“川军”来，丁秋生的“湘军”就显得“根红苗壮”了。丁秋生是湖南湘乡人，和当年毛委员的家乡很近。丁秋生家是赤贫，从小在在安源矿上做苦力，这样的苦出身参加革命还不“玩命”干。虽然同是从当大头兵开始，但丁秋生和何以祥在军职提升上又有明显不同。丁秋生一直在政工这条线上，最基层的政工人员就是连队指导员。

对于电影《集结号》中的指导员被打仗吓得尿了裤子的情节安排，我起码觉得不典型。编导想当然把连队指导员算作“文人”了。文人胆小，上了战场还不屁滚尿流吗？

人有胆大的，也有胆小的，想找个怕死鬼那还不容易啊。但一个连队指导员怯战，动摇军心，那上级要负失察之责的。今天，连队指导员工作条例也许很细致，上课也好，谈心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培养连队的战斗精神。但在当年工作很简单，就是带头。打仗带头，首先就是打冲锋。

丁秋生入伍前目不识丁，他没有上过学堂。参加红军后在三军团三师特务连当战士，以后任指导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打仗只知道硬打硬拼，参加敢死队，带头向前冲就行。”没有当过兵的人也许不知道，打仗，连队首长和士兵是在一条线上，没有“你死”“我活”的。指导员带队冲锋太寻常了。第四次中央苏区反围剿，当时丁秋生任四师十团机枪连指导员。在一次反击罗卓英部的战斗中，丁秋生带敢死队冲锋，冲锋中丁秋生顺手拾起一顶钢盔戴上，战斗中只听“当”一声响，一颗子弹穿透钢盔，子弹紧挨头皮，一次下意识之举，救了自己一命，这一回算是有惊无险。

说来丁秋生可说是人民解放军最早的“军校生”，他曾在红军大学学习。红大毕业后，被任命为九军团第十四师第四十一团政委。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丁秋生差点革命“到底”了。在广昌最后一天的战斗中，丁秋生身上多处负伤，最严重的是左胳膊的动脉被打断，由于失血过多，昏迷了7天7夜。一个团政委可不能随便就丢了，师里专门组织了8个人的担架队，日夜不停，轮流抬着赶往瑞金医院，傅连?院长亲自做手术，才保住丁秋生的生命。伤愈后，丁秋生在中央红星纵队当民运干事，中央红星纵队实际中央机关护卫队，所以经常有机会和**等人接触。丁秋生遇上过一件非常让他“窝心”的事，最后竟然“惊动”了**。

抗战爆发后，丁秋生和何以祥一样都在“国防大学”就学，不同的是，学习尚未结束，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就找他谈话了，组织上决定要他去军委工程学校任政委。但丁秋生一心想上前线，不想当“教书先生”，好说歹说，死活不从。最后谭政下了最后“通牒”，说：“你这样违抗命令，是要受处分的。”丁秋生也干脆回答：“处分我也不去！”这真让谭政左右为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