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到夜晚来临，我把耳麦摘下来，才看见有一位魁梧的老乡坐在我的身边，我看见他疑虑重重的样子，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虽然我知道他是与我一同进站，又一同上车的，但是我还是不便于问他，我担心触及他的伤痛，就像我担心有人会触及我的伤痛一样。列车员有提着水壶过来问我，要不要加水。那已经是农历的九月下旬，公历十月中旬，天气在黔地，已经开始穿羊毛衫了，有人家里已经升起了火炉，再加上上车前我喝了不少水，所以不很渴。我说，不加。听得出那个列车员不是外地人，他是黔地人，他身板单薄，可是他的嘴巴相当灵巧，一直担心我很封闭，说，没关系的，如果口渴了，给我值班员讲一声。我说，好。我不习惯出门带上一只水壶，我习惯于出门到超市买一瓶汽水或者一灌饮料，我要玻璃瓶装，我把汽水或者饮料喝干后，用剩下的玻璃瓶加水，也许列车员是看见我那只被吸干后剩下的玻璃瓶后，他这样顺便问问。临到列车员要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身边坐着的那位老乡说，给我加点水，我看见他从一只蛇皮袋子里取出一只特大号的里面上了很厚一层茶垢的玻璃杯，向列车员伸去。列车员没有针对他那只留有厚厚一层茶垢的玻璃杯发表意见，他只是平静地将手里的水壶嘴对准老乡上有厚厚一层茶垢的玻璃杯加水，老乡似乎有些羞涩地说，哎呀，一直在外闯荡，杯子都没有时间洗。列车员微微一笑说，生活节奏快了，谁顾得了那些呢，不过长期在外，别的不考虑行，卫生还得要啊。老乡说，说起来也是。列车员说罢，向我使了一个很微妙的眼色暗示我，这位老乡也太不讲究了，便向我们前面的车座走去。我看见我身边的老乡打开了话匣子，便向他提问，老乡是走哪里呀？老乡说，深圳。我说，哦。可是老乡并没有问我去哪里，我却自告奋勇地告诉他说，我去樟木头。他说，哦。他也不问我到樟木头去干什么，仿佛，我问一句他回答一句似的，再过后，我看见他从那只蛇皮口袋里取出一只烧饼，他一边啃烧饼，一边抱着那只特大号的玻璃杯喝水，我感觉那烧饼或者那开水不像在他肚子里往下钻，而是往我的肚子里钻一样，因为他的肚子并没有响，而我的肚子里却发出叽哩咕噜的声音。我随着我肚子里的声音，思考了一下，这是什么时候，如果在家里，早已经吃过晚饭了。我上车一般不带吃的，尤其是上火车，我更不带吃的，我喜欢吃火车上那米饭里夹着城墙样厚的肥猪肉片的盒饭，瞅着那厚实的猪肉，虽然它那么粗鲁，可是吃起来，有一种在老家过年时才吃到的新鲜猪肉味道，特别糯，特别香。我正朝这个方向想的时候，真还有一位身着白大褂的厨师推着餐饮车拉长了一口黔地口音叫卖晚饭了，晚饭了，晚饭了啊。当餐饮车推到我的身旁的时候，我便问厨师，多少钱一盒？那白大褂厨师说，拾块。我从身上掏出钱来，正准备买下一盒米饭里夹裹着厚厚的肥肉片的盒饭时，我感觉我的手被什么东西摁住了。我掉过头瞅是谁摁住了我的手时，竟然发现正是那位老乡那只粗野的大手摁住了我的手，我并没有很大的抱怨，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我问他，怎么了？他没有说话，他只死死地摁住我的手，我仿佛感觉他是有话要给我说。我向他点点头，表示认同了不再伸手掏钱。然后叫卖米饭的厨师问我，要不要买？我说，不买。于是白大褂厨师很生气地说，瞧你，又在问，又在掏钱，咋就不买了呢？我说，不好意思，我只是随便问问。那位白大褂厨师气冲冲地把餐饮车推走了。这时老乡只顾啃着手头的烧饼，他一嘴把手头的烧饼啃完后，又从蛇皮口袋里取出另一只烧饼，我还以为他不要我买盒饭是因为他要给我烧饼吃，可没想到，他又将手里的烧饼啃了起来。我以为他有神经病。如果他真有神经病，那我可就不是他的菜了。可是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他懒洋洋地向我说，你吃他那盒饭干吗？我说，列车上，不吃盒饭吃什么？老乡说，你知道他那盒饭的质量吗？我说，怎么了？老乡说，怎么了，那盒饭里全是转基因的东西，你没有看网上对转基因的评点吗？我说，怎么了，我没有看。老乡说，转基因不好，现在唯一只有麦子没有转基因，所以吃大米的不好，吃麦子的才好，你知道吗？我听着老乡说话的口气，有点像日本人说中国话，我估计这位老乡是看中文版的日本电影看多了。当然我是听过转基因这个词藻的，可是我对转基因这个词藻没有做过了解，所以什么叫转基因对于我来讲的确一窍不通。我想深入的与老乡讨论一下关于转基因的问题，可是我看见老乡把这句话甩出来后，那副铁青着脸的表情，就没打算与我再说话的意思了，我也就不好意思与他深究下去。那么，我就一直等待着有麦子的食品出现，尤其是烧饼出现。我肯定不会吃老乡那只蛇皮口袋里装的烧饼，因为那只蛇皮口袋又赃又臭，单是从表象上看，就让人感觉叫恶心，谁还用嘴去啃呢？算了，列车上会有烧饼卖的。我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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