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当然有件大事却是不能再拖了，按照如今太宗和李承乾对他的态度，成年之后，步入朝堂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如今再不将那《鸿篇巨著》弄出来的话，可就来不及了。

不成史，无以为大家。

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辞赋名家何其多，但是真正能留下名字，为世人皆知的又有几个，李白，杜甫，白居易虽然名声响亮，但是真的要说和史学二司马相比，却也差之千里。

《史记》是没有办法了，太史公如今都成了一捧黄土，那么剩下就是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了，虽然这事玩起来，杜睿也有不小的心理负担，但是为了能在这个时代更为逍遥的生活下去，他也顾不上那么许多了。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也是记忆犹新，想来抄起来，也费不了什么时间，但却也不是一时能成。杜睿估算着，如今变开始起笔，等到十六岁成年时，六年的时间，怎么也能写得完。

杜氏的《资治通鉴》，杜睿准备写成《周纪》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

可见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时代，故其论述没有太大价值。例如：司马炎因守三年之丧被司马光称赞是“不世之贤君”。事实上，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与唐太宗，汉武帝等相提并论。

此外《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不少错误。

如后世的史家严耕望曾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

另外《后出师表》并非出自诸葛亮文笔，而《资治通鉴》却也全文照录。

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但是无论如何《资治通鉴》在文学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却是不容抹杀的，司马光也曾为这部史书耗尽心血，以致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具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历史价值，虽有瑕疵，却也瑕不掩瑜。与司马迁的《史记》，可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两大不朽巨著，正所谓“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也曾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杜睿如今要剽窃的便是这部历史鸿篇巨著，虽然他的文学功底与司马光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有了后世的经验教训，以及眼光，却也有自信将这部书当中的一些瑕疵抹去，使《资治通鉴》更加完美。

“从今日起，本少爷要闭关修炼了，没有要紧事，谁也不要来打搅我！”

宣布完这件大事，杜睿一转身便进了书房，只剩下一众人等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然后各自散去，忙自家的事情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