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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处最重要的体现在于国家财富的集中,这种集中不是说财富集中才少数人的手里,而是集中在政府手中。
军政府可以调动大部分的国家资源去做一些短期内看不到收益的行业,而这种长期才能收益的行业一般是没有私人会去做的,这时国家政策的好处就出来了。
通过公有制,国民共同持股的方式把百姓和这些基础建设联系在一起,使得地方的基础建设发展的更快,也更用心。
而一开始军政府的清洗政策也使得在十年以内出现不了大富豪大财团,除了技术新贵之外,纯靠私人生意,在初期太难成为巨富阶层了。军政府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不是开玩笑的。
而没有大量大富豪的存在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归属于政府,而政府则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去集中力量大规模的建设,这比富豪占有大量的资金却不出来流通要对国家有利的太多。
资金一旦流通就能创造财富,而创造财富也意味着国家在这其中又能得到一笔税收,并且国家的基础建设也能得到更新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国家的进步,这是绝对的道理。
根据年前的资料显示,各地政府机构统计数字表明,军政府目前下辖地区总人口约莫1800万。
包括山东半岛1400余万,婆罗洲300余万(包含原本当地的华人160余万),望嘉锡岛(即苏拉威西岛)20余万,安汶群岛(即马鲁古群岛)10余万,其他南洋各大小岛加起来总和大概有10万,这是军政府绝对控制领域,拥有军政府的行政机构和军队。
除了原来少量的南洋华人富豪之外,普通家庭年收入在60龙币到400龙币之间。
根据年终各地统计,这近两千万的人口于西元1899年度创造出来的总财富,即后世所谓的gdp已经超过4亿元龙币,军政府财政收入已经超过1亿龙币。
惊人的收益使得军政府有着足够的财力去进行任何的工业建设,而且还不需计算额外的黄金收益,在这个金本位时代,黄金就是直接的财富,可以直接印刷出纸币投入社会中去,但不用担心龙币贬值。
所有人都知道,要想自家的龙币贬值,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黄金价值下跌,而这是不现实的,全世界都基本上依靠金本位维持自己国家的金融,无论如何也不会使得黄金下跌。
另一个办法就是通货膨胀,而军政府卡死了民生物资的价格,各地的物价局随时监控任何民生物资的跌涨起伏。同时,有着南洋的大量物资补充,也自然不会忧心生活物资减少而使得价格上涨。
实际上现在如果不是军政府采取统一统收政策,海量的生活物资也会在几年内涌入市场,都有可能出现民生物资物价下降,龙币价值大增,而导致通货紧缩的现象了。
然而军政府手中持有的大量黄金在有节奏的把龙币投入社会中,死死的拴住这只金融怪兽。
同样,军政府的社会主义体制也使得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现象,至少在这个时期是不会发生,农产品的产出虽然巨大,但这只是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土地面积的扩大导致的。
农产品也是有着长期的生产时间,不像工业品那样,只要可以无限制的扩充规模生产。
王绍枫对于军政府的要求就是尽可能的保持社会不出现通货膨胀,即使出现,也必须控制在年均1%以内,保证一名百姓做工每月能拿到手的工资至少能满足一家五口人的生存所需,不会出现吃穿不足的现象发生。
而大量的行政人员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可能的学习锻炼自身的能力,由于有着军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和大量的后备资源,即使出现些小问题,也不会产生大的波动。
这种极为有利的环境使得行政人员的能力极速的上升,甚至德国方面都极为眼红,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例子,也是独一家的经济治国方针。其他任何国家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南洋的移民不分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能分到20亩的土地,虽然这土地是国家贷款的形式出售给他们,必须要归还,但是还款期限却长达20年,这种高息长年限贷款分期还贷的方式是军政府首创,这也是王绍枫根据后世贷款买房的想法来的。
后世为了土地,百姓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接过换来的却是一辈子的房奴。
土地归国家,原本出发点是正确的,否则的话,在未来人均寿命的提高,使得人均占有的土地也越来越少,土地得不到流通而一直困居于个人手中无法发挥出它的真正价值使得财富被完全的限制住。
长久下去,会形成部分有着良好起步的百姓占有了大量的土地,而后来人却无土地可以购买使用,这必然会造成大量的矛盾冲突。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动产税,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回收大量的土地从而再次分配给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的人。使得每一代的百姓都拥有着自己居住的土地。
这种不动产税的最佳方式就是有年限限制的出售土地,通过长达99年的年限出售权让当代百姓得到足够的使用时间而无用担忧无立锥之地。
在这99年中则是根据出售土地的规模以及用途进行确立各种税收回流资金。
同时在这99年中,根据《华夏共和国国土资源法》,百姓对于所租用的土地权力是最大化的,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强行征收,必须通过当前土地所有人合约同意中止土地产权证明后才得以允许作为他用。
唯一例外的除非是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方面,但那样的话也会给当地百姓一笔相当于市价的费用进行特定赎回。
按最近修改的土地管理法草案,到了99年年限后,土地所有者可以缴纳一笔资金进行再次从国家手中得到使用权限。等于是无限制的让百姓永久性的租界国家土地生存发展一样。
后世天朝房贷是一次性先掏出大部分的财富,然后一年一年的还贷,百姓成房奴,被绑在房贷上的百姓,由于还款的压力,使得他们日常生活消费能力严重受挫。
而不动产税则是通过实时的方式从百姓口袋里掏出少量财富,集聚成多,通过税收严格控制少数阶层占据太多土地资源的情况出现,使得百姓手中有着足够的财富进行日常消费,提高百姓的生活品质。
相比后世的购房政策,无大额首付,利用几十年的时间缓慢的缴纳,更符合百姓的利益,而不是一次性的把百姓的口袋掏空,使得百姓做了一辈子的房奴后好不容易还清了房贷,自己也快进了棺材,房子也快到期了的那种。
军政府对于土地和不动产征收的物产税其实是一种缓慢的从百姓口袋里掏钱的行为,土地自然不可能永久性的归属个人,否则未来国家人口越来越多,土地私有的数量也越来越多,随着时代发展,后来的人就没地方生存了,因为土地都被前人私有占走了。
军政府制定的不动产税是根据百姓的不动产拥有面积计算,现在南洋人口少,土地多,人均占有20亩的土地,自然不动产税也会随之根据特定情况调整。
基本上所得税、财产税、资源税等等加起来会抽走这20亩地的60%以上的净利润,而百姓真正能拿到手的不到40%,用这种方式平衡了土地少的人对于土地多的人的不公平心里。
而军政府也能够得到大量的收入,反过来把这笔钱投入国家发展或者福利计划,从另一个方面返还给百姓。
而土地占有少的百姓同样,他的不动产税也就很低,相对入手的财富也就差距不会太过明显。物产税可以说总体上是军政府一个平衡土地与百姓之间的桥梁,并通过这种方式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财政收入。
南洋。
一亩地按一季出产最低产量300斤粮食计算,一年也有三季900斤的产量,按照国防军轮歇耕作规定,一年最多只能生产两季的粮食,剩余一季种植能够养地的农作物,以免对土地的过度开发。
地广人稀加上合理化的耕作制度以及土壤肥力保护,使得南洋的粮食产量年年高升。
以西元1899年计,四百余万南洋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出产近4吨各种大米谷物,使得南洋的粮食总产量超过1400万吨,自然这么多的粮食当地百姓不可能用完。
依照南洋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一年最多消费200万吨的粮食,这多出来的1200万吨粮食就必须出售。自然,军政府必须要解决这个粮食销路问题。
这巨大的产量也使得当地每百斤大米的销售价格不到0.5元龙币,如果不是军政府统收的话,估计会出现严重的米贱伤农的事情。
如果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无法流通销售的话,大量库存的粮食不但无法转化为资金在市场流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也会使得农民无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还向政府所借贷的债务,同时也会极大的打击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即使军政府以低于市场价的10%收走了超过1000万吨的粮食,但是民间依然有足够富余的粮食,这多出来的200万吨粮食谷物也转化为牲畜饲料,喂养出了大量的牲畜家禽,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大量优质肉食也流向了市场,显著地提高了整个军政府下辖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军政府军政府通过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资源税和行为税等等各种税收使得自己有着足够的经济能力统收这大量的粮食出产,得到了大量的廉价粮食支撑,足以让王绍枫对治下进行自己理想化的改造。
有粮食给百姓吃,百姓就会听从,如果还有肉吃有钱拿日子过的平安无忧的话,那么即使治下的百姓再不理解军政府的政策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也会安顺的服从。
南洋这一千万吨的粮食打底后,王绍枫就可以对山东半岛进行改造,而且还能富余出大量的粮食库存,这也是为什么王绍枫不害怕这种彻底的国家政策变革动摇军政府的统治基础,也不担心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大饥荒事件发生。
对山东半岛官绅地主阶层的清理,也进行的极为顺利。口碑好,没有案底的地主毕竟很少。
这少量的无案底地主家庭所占有的土地不过是整个山东半岛现有耕地总面积的15%不到,根本无法影响军政府的土地整改政策。同时,各种税收政策可不是开玩笑的。
军政府也派出大量的技术专家通过自家建设工厂所获得的巨大实际利益去吸引这些地主们把资金投入到建设工厂中去,进行工业发展。
有军政府的工业部和商业部派出专员进行指导,使得他们的工厂能够顺利发展并得到远超过种田所得的利益收入,而不会因为损失降低政府的信用。
从其他有案底的地主阶层手中没收来的土地按照土地买卖条例以高出市价的10%的价格长期贷款,贷款给想要种地的农民让他们去购买,而其他无地的农民则可以接受政府提供的工作机会,去当工人挣工资养活一家老小。
这种等于军政府大量给民间借贷盘活地方经济,使得当地经济能够快速的发展。
不让任何一位有劳动能力的人无事可做,是劳动就业和保障部的职责,各个部门也学习着如何处理民政事务。
各大部门是一环套一环,互不统属又互相牵连,而且所有的部门收益支出都必须列出细账,贴在部门门口的专用栏上供所有人员检查。
没有老旧政府官员和地方士绅的干扰阻挠,各种不尽人情的政策推行的极为顺利。
军政府的人员全都是满心热血,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小伙子小姑娘,从一开始就习惯这种财务公开,这也是一种廉政的措施。
改革初始许多老旧儒生还说大不体统,没有一点官威,但后来也逐渐习惯了这种日子,反而说起了好话。
“圣人出,天下安。”
“廉政行,是尧舜再世啊。”
“自大开天辟地以来,就没听说过官府给我百姓这么好的福利啊。主席万岁!”
“是啊,搁哪朝哪代的官府不是想着如何从咱百姓手中抠钱,哪这样好的对咱百姓实心塌地的好哇。”
对于这些儒生,王绍枫并不想使用他们,回去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就行。毕竟这些老儒生虽然有不少有优点,但是更多的是思想上腐朽、守旧、排外,总觉得自己是读书人就把其他人看轻一些,还习惯人情礼节的往来。
从一开始王绍枫就下了命令,禁止聘用任何非军政府行政学校毕业的人加入政府机构,即使顾问也不行。
可以说这种不受干扰的改革比什么国家朝代的明政都彻底的多,当然王绍枫也不能让这帮人成天吃饱了闲着到处折腾。文化部下面专门有一个局,就是华夏文明传承保护局。
华夏文明传承保护局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华夏古文化中一些优秀的东西从民间找出来,并发扬广大。而这些古文化一般都是集中在民间的这些读书人身上,所以专门请去喝茶聊天,谈谈琴棋书画等等,使得中华文明不像后世那样几乎可以说是断层。
宣扬礼义廉耻,宣扬对国家忠诚,对长辈孝顺,宣扬华夏文明的优秀,汉服的美好,华夏文化的光辉灿烂。
总之一个不成文的条例死死的钉在所有人的心中:外国的高新科技可以进来,文化不能进来。国内的文化可以出去,高新科技不能出去。
这个霸王条款是王绍枫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给下面的人制定的规范,王绍枫深感后世天朝的那种洋文化的侵蚀有多么严重,这种侵蚀也造成了国民的不自信,极大的损害国家民族的根基。
想想后世什么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的新一代的都知道,反而那些传统的七夕节,重阳节就没人去过,就算国家也没有任何的重视。这是对自身文明的抛弃。
七夕节是中国的情人节,起源于汉代,传承两千余年。优美凄婉的牛郎织女故事象征着华夏百姓对于爱情的美好追求,这种委婉的传说可比那些西方的什么瓦伦丁节要更符合中国人特性的多。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又称老人节。重阳节历来有登高的习俗,并且常在这天祭祖与推行敬老活动。这无不体现了中国人尊老的传统,是最美好的品德之一。
表达对于火焰光明祭祀的寒食节(清明前一天),也是流传了两千余年。
正月十五庆元宵的上元节、七月十五祭祀先人的中元节、十月十五食寒食纪念贤人的下元节日,无一不是有着两千年的传统。
还有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开始的冬至节日,起源于夏商时期的腊八节,以及清明端午中秋也逐渐步入式微。
这些代表着华夏文明传承的节日被后世子孙一一抛弃,完全可悲可叹。
简单的节日实际上代表着祖先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先人的丰功伟业,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王绍枫要通过这种专门的文化部下属华夏文明传承保护局正式的官方机构逐步恢复我华夏文明的正统地位,恢复我华夏百姓心中那种世间第一文明的自豪。至于那些洋人的节日,一律禁止以任何名目在国内公开举行。外来的文化礼节不过是拿来玩玩图个新鲜而已,实用的,还是我华夏祖先留下来的东西。
如同现在在军政府各地,每逢传统的节日时期,都要进行民间休假庆祝,由当地政府带头举行。
王绍枫不光是想要用武力征服白人世界,还要用华夏文化摧毁白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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