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万册书籍不大也不小，放在以吨计的广州港口不过是几口箱子的事，有了广顺行的照料，加上移民局的细心，岭南处和江南处的书籍是顺顺当当的进了内陆，剩下的就是北方处了。
同经营深厚的广州相比，天津情报点的历史更长，不过山东起义之后就断了，现在重新启动的驻点在官面上的效果很小，走的是下层路线。北方处负责散发的三万册书籍想要在年关前进入内陆只有走海路偷运。
自从八年前的山东起义被镇压后，直隶沿海的海防密度陡然间提升了不少等级，天津水师也在半年的时间内重新搭起了架子，几年下来已经不再京口水师之下了。
既便如此，北方处也只有海路偷运一条路可走，因为走内地是行不通的。从广州运到杭州还不成问题，从杭州走运河就算是到南京这也难不住江南处。可想从南京再向北去，江南处就无能为力了，长江以北军情局在官面上的力量几乎不存在。各地关卡哨所巡防严密，想在这种情况下将三万册禁书运抵北方处是不可能的。
只有走海路，运抵天津外海，然后就是北方处接手了。移民局自然是乐的轻松，以他们的力量在不惊动各地驻防水师的情况下将书籍运抵天津外海还是很轻松的。
为了保险起见，运书船并没有沿岸北上，而是在北洋舰队的护送下，先是抵达了日本长崎，经对马藩悄悄抵达了天津外海的曹妃甸。
曹妃甸在21世纪的中国颇为响亮，甸头南端是中国沿海少有的能停靠二十五吨级以上远洋巨轮的钻石级港址。2006年初，唐山曹妃甸工业区建设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首钢将携手唐钢，在这里建设了中国最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而这个时候，曹妃甸仅有一个六丈高的灯塔，顶端悬挂着一盏水晶灯，点燃起来夜间几十里外都能看见，来往船只看见灯光就可辨明方向，所以这一代很少有船出事故。
在北海（渤海），曹妃甸就是一个目标物，很是好找。运书船停靠的地方就是曹妃甸，几万册书籍不大点工夫就全搬进了甸上的一个隐蔽的地窖中，在灯塔顶端的水晶灯正下方画上一道横线后，一行人匆匆而去。
三天后，一支小船轻飘飘的靠上了曹妃甸，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船夫提着一大桶灯油，脚步稳固的走上了灯塔，看到水晶灯下面的那道横先后，不经意的露出了一丝微笑。
两天后，一艘吨位五六百吨的商船靠近了曹妃甸，三十个棱角分明的包裹被运进了船舱，塞进了船舱的最下面，然后大摇大摆的驶向了天津。
这艘商船的主人明面上是一个荷兰人——卡马尔·::巴克莱，暗地里却是中华国北方处的所辖的，船长查仁知。
荷兰是清朝最为熟悉的两个欧洲国家中的一个，另一个自然就是葡萄牙。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荷兰是第一个甘心跪拜的主。
中国有句老话：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论是中国还是夷邦，在天朝皇帝面前一概扑翻在地，三跪九叩首，因此两千年来，本无所谓膝盖的问题。到了和西洋开始交往之后，问题出现了，因为欧洲人不兴这个。
就好比原本历史上，十年之后（乾隆五十八年，1792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就是因为两个膝盖和一个膝盖的关系，最后得了一个很让人无语的结果，因为满清的自大，中国也失去了一次非常好的发展机会。
但荷兰人很乖巧，清朝顺治十年（1653），荷兰驻雅加达（巴达维亚）总督派使臣“至广东请贡，兼请贸易”，但是不懂朝贡规矩，没有带表文和贡物而被赶走。两年之后学乖了，再来一次，使臣是彼得·哥页（译为“杯突高啮”）和雅可布·凯泽（译为“惹诺皆色”），见到了皇帝，扑通数下，行了三跪九叩礼。顺治皇帝龙颜大喜，认为“惟尔荷兰国……僻在西陲，海洋险远。历代以来，声教不及”，但是大清“朝廷德化所致”，居然万里迢迢跑来进贡，因此格外开恩，准许八年朝贡一次，但是海上贸易仍然不准。世界头号海上强国荷兰，跪拜了一通，还是商路不通，却变成了清朝的朝贡国，不知荷兰人是喜是悲。
到了下一个朝贡期康熙二年（1663），荷兰一边遣使朝贡，一边派兵到福建准备帮清朝剿灭海逆（郑成功），这个聪明举动果然深膺朕心，遂恩准每两年贸易一次。
到了乾隆三十一年（应该是这个年份，记得不太清了），乾隆下旨准许洋夷入朝供职，不过这个时候并没人去钻营那个。后来还是梁明从荷兰人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利用这一点同满清的内务府搭上了关系。
梁明以荷兰人的名义，打着朝贡的招牌一连三年“敬献”贡品，勉勉强强的在满清的心脏部位开了一道小缝。现在就要用上这个了，因为在今年的夏天，他们又和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领内务府大臣的和珅牵上了头。
现在赶上年关了，按照礼节也该去拜访一下不是？一舱的东西，就是为了遮掩那三万本禁书准备的。有了和珅这个大招牌，北方处对于这次行动还是极有把握的，现在的和珅可是相当权势。
商船在距天津不到十里的地方就被拦了下来，查仁知凭着和府的招牌，再加上一点“人情礼”顺利的停靠在了天津。在明面上向北京派出人手通报的同时，天津北方处的人马也全力开动了起来，这事不出意外的话是办成了。
查仁知应该感谢乾隆，要不是这个老头脑残，把年纪才三十出头的和珅捧上了如此高位，又显得极为宠隆，天津水师这一关又怎会如此轻易的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