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是指刻在山石、钟鼎、砖瓦等材料上的文字的拓本。它是因书法艺术的发展而催生，并在千百年来为传承历史文化、汇聚书法历史长河谱写了光辉篇章。它既见证着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流变，也传承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更寄寓着亘古不变的文人情怀。

中国古代碑帖，大致可分为刻石、碑碣、墓志、石阙、摩崖、造像、塔铭、画像、浮图、刻经、医方、井阑、桥柱、题咏、题名以及诗文杂著等，书体有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隶书、魏书、楷书、草书、行书及民间一些创意字等，几乎无体不包。从先秦的《石鼓文》大篆，到秦统一文字后的《泰山刻石碑》小篆；自汉代《乙瑛》、《曹全》、《张迁》诸碑的隶书，经北朝《郑文公碑》的魏碑体，至隋代《龙藏寺碑》及唐代《九成宫》、《多宝塔》、《玄秘塔》诸碑的楷书，可清楚地看到我国文字、书体的演变、发展历程。历代书法家在碑上留下的真迹，或流畅飞扬，或方整朴厚，或灵秀妩媚，或平和含蓄，或峭拔雄伟，或疏朗开阔，或刚健豪放，或龙飞凤舞，人们得以观摩品评各家各体风格，得到至高的审美享受。

历史上，因帝王爱好书法，曾有过三次全国性的汇刻收藏活动。第一次是帝王书家唐太宗摹刻东晋“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帖》五种，并御笔书刻《温泉铭》，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王羲之书法的汇刻收藏热潮。唐太宗非常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差人遍收王字，得知王羲之墨宝《兰亭序》由其七世孙智永和尚辩才，便传旨差萧翼智取墨宝，并诏令书法名家欧阳询、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摹刻上石拓印，御赐皇宫近臣临池欣赏，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著名法帖《兰亭八柱》。太宗驾崩，《兰亭序》随葬昭陵，一代名帖真迹就此失传，留下“兰亭茧纸入昭陵”的千古遗憾。传承后世的唐摹《兰亭序》以冯承素摹本最为传神，接近真迹，因帖前后有唐中宗年号“神龙”半印而得名“神龙本”，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是习王羲之书法入门的最佳范本。冯摹本原迹，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帖书法遒劲，墨韵生动，行若流水，翩若惊鸿，令人百读不厌。除“神龙本”外，欧阳询摹刻的“定武本”为诸兰亭帖石刻之冠，值得赏玩。

第二次全国性的碑帖汇刻热潮，是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命侍书学士王著等编撰秘阁所藏历代法书10卷，摹刻于枣木版上，拓印御赐近臣赏玩，称为《淳化阁帖》，为法书丛帖之祖，开创了汇刻历代名家碑帖之先河。后雕版毁于战火而且绝版，祖刻初拓本传世极少，弥足珍贵。由于朝代更替，历经战乱和天灾**，祖刻本第四、六、七、八卷流落海外，其中第四卷为初唐名家之作，第六、七、八卷为东晋王羲之珍贵的墨宝。这四卷原刻拓本流传有绪，原为南宋王淮、贾似道等收藏，元代归书画家赵松雪、清代为孙承泽、安歧、李宗瀚、李瑞清等诸多收藏家收藏。20世纪40年代曾在上海露面，后流出国门不见踪影。80年代，出现在香港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被美籍犹太人安思远以30万美元买下。1996年，安思远将祖刻初拓本《淳化阁法帖》带到北京展览，引起轰动，著名书画家启功前往鉴赏，确为祖刻初拓珍本。经多方努力，2003年9月，上海博物馆用3700万元的巨资，购回《淳化阁法帖》四卷，并在上海展览，让国人大饱眼福。

第三次是清乾隆年间汇刻的32卷《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是历代汇刻内容最多的碑帖。乾隆皇帝一生特好书法，每巡游处，必御笔留痕，内府秘藏法帖书画必过眼赏罚玩题跋。乾隆十二年（1747年），出内府所藏魏晋至明代法书，诏梁思正等编摹汇刻，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刊印成书，御赐皇宫近臣雅赏。因乾隆藏得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洵《伯远帖》三件稀世珍宝墨迹，在皇宫建“三希堂”书斋秘藏，故书名《三希堂法帖》。此丛帖汇集了魏晋至明代130余位书家340余种真迹，规模之宏大，为历代官私所刻丛帖之冠，代表了书法丛帖的最高成就，因而被为碑帖“圣经”。根据清官原刻原拓影印的版本为最佳版本。

碑帖艺术自出现以来，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元、明、清及民国，直至新中国诞生，可以说代代有佳刻，至今不衰。碑帖之珍贵，首先在于它能清晰、完整、准确、生动、真实地再现古代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神韵，可以说，当今高科技技术也难以达到其“原汁原味”的效果。再就是在于它所记录、表现出来的内容，涉及王朝建国、典章制度、战功记录、封疆定界、农业丰歉、社会治乱、宗庙立主、世族谱系、抗灾济民、掘井开路、立界买地、书札医方、名人经传、浏览题名等，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并不是全部记载于浩瀚博大的史书里，而是在碑帖（石刻）中保存着相当丰富的一部分，成为我国极其宝贵的历史档案和艺术宝库，为研究我国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历史、人物、书法、绘画艺术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据考证，全国现已发现存世的碑帖（石刻）约达20万件以上，可以说，这是一部宏伟的百科全书。

由于古代碑帖原石或因遭遇兵豳，或因保护措施不得力，或因一些政治因*为毁坏，或因火灾、地震之天祸，或因盗贼偷窃流出境外等，其数量愈来愈少，剥蚀日趋严重，因此要想一睹其本来面目，只能依赖拓片。如清代书法家王铎书写的著名法帖《拟山园》，曾因政治运动被砸得面目全非，被世人所称赞的“苍老劲健，全力以胜”之风已一扫而光，当今如果谁藏有旧拓本，其珍贵可想而知了。

而即使是这些珍贵的旧拓片，也在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变中大量散失。“文革”中破“四旧”时，曾经烧毁失散无数拓片，甚至一些博物馆也用架子车把拓片一车车拉到大街下投入火海。即使是民间尚留存下来的，也由于后代文化素养低，有的当废纸卖掉，有的当糊墙纸帖墙。

近年来，国家对碑帖管理日趋正规。特别是对一些名碑帖（石刻）早已采取严格措施加以保护。除研究部门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需捶拓少量外，其他人是不允许随意捶拓的，现在偶尔在社会上见到的，大多是散落在民间的旧拓片，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碑帖成为具有文物、文献、历史和收藏价值的文化瑰宝，受到收藏界的热捧，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强烈文化色彩的收藏门类。有的孤本绝品甚至价值连城，如2003年春季拍卖活动中，北京故宫博物院用2200元，收购隋人书晋代索靖《出师颂》墨宝。当年7月，从海外回归的宋代书法家米蒂的《研山铭》墨宝孤本,更是拍出了2999万元的天价。

碑帖收藏,与其他古籍善本一样，流传有许多版本.版本的珍贵，直接影响着习书者的鉴赏水平和习字功夫。因此，不管是学习书法，还是收藏碑帖，版本的选择都尤为重要。珍贵的碑帖善本，除正确引导习书者步入书法天堂之外，还是珍贵的艺术品供人赏玩。刻印低劣的传本，不仅给习书者误导，而且大败了藏家的口味。

在古代，由于印刷技术水平有限，大多数名家名帖名刻者是靠摹刻钩临和印刷，每翻刻一次，就与原碑帖有一定差距，而最具风神的古代书家墨宝，往往就在翻刻过程中渐失墨色神韵。所以，越早的刻本和拓本，越能显示碑帖的本来面目，特别是黑底白字的初刻初拓版本，有“黑老虎”之称，更显得无比珍贵。汉《曹全碑》旧拓本，拍出2万元，唐柳公权《玄秘塔碑》旧拓本7920元，唐欧阳询《化度寺碑》旧拓本9350元，颜真卿《祭侄文稿》旧拓本1、1万元，宋刻《曹娥碑》元明拓本4、95万元，清中期精拓本《玉版十三行》3万元，梁《瘗鹤铭》明初水前拓本1册66万元。由此可见，初刻初拓碑帖的史学、文物和收藏价值正在逐渐升温。

现在，随着电子技术的发达，以传统的笔、墨、纸、砚为载体的毛笔书法已经////渐退出了实用舞台。鼠标一点，键盘一敲，省力又省时，让年青一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竟不知“文房四宝”为何物。宝贵的历史文化，仅在守望传统的书家、收藏家之间薪火相传。碑帖收藏，收藏的是翰墨飘香的古典岁月，是青灯黄卷的临池艰辛，也是难以割舍的翰墨情缘。

书法圣经——《兰亭序》

历代帝王为什么对王羲之情有独钟?为什么没有推钟繇、推王献之或颜真卿、褚遂良等等，要知道这批人也是有身份、有地位、书法成就很高的人。或者说：张芝、钟繇、王献之、颜真卿等也曾被一些帝王所推崇，为什么没有推到书圣的宝座呢?为什么只有王羲之被那么

多皇帝历代宝之?有那么多文人士大夫喜欢?为什么王羲之书法产生了恒久不衰的魅力?

梁武帝、唐太宗、宋仁宗、宋高宗、康熙、乾隆等历代皇帝都与王羲之及《兰亭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东晋以后历代帝王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导致了东晋以后中国书法史的发展以王羲之书法为正宗，这是不争的事实，有其学术意义。下面就历代帝王与王羲之及《兰亭序》的一些关系作粗浅的论述。

艺术的发展史必然是一部创新史，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就会走向衰亡。王羲之所以被历代帝王与文化人看好的原因，首先是他的创新精神。由于东晋时期受老庄玄风的影响，加上当时仕族优裕的生活条件，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已经逐步从古朴、凝重转向妩媚、自然、适意、洒脱。东床坦腹、雪夜访戴等典故只有在那种时代才会被津津乐道。这种不入时俗、强调个性、追求自然、反对束缚的精神，也是魏晋士大夫对人生与艺术的独特理解与追求，成为魏晋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美学散步》)在这样一个时代下，王羲之不满意于当时书法用笔滞重，结体古拙的局面，努力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以自己厚实的传统根基与胆敢独造的革新精神，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创立了自然、适意、洒脱、流便的书风，使中国的书法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由古质、走向今妍的关键性人物。

那么，是否仅仅创新就能打动这么多帝王呢?张芝、钟繇、王献之等等也都是富有革新精神的名家，他们为什么在与王羲之的比拼中最终退下来了呢?我认为更关键的是王羲之的书法处处渗透着魏晋崇尚的那种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国文化精神。王羲之的书学比较全面，他的楷书结体匀称俊俏，点画细微之处蕴蓄多姿。行书更加随意，不求笔画平正严谨，而是强调变化，使字里行间婉转灵动，变化多姿，写出了俊逸、妍美而又雄健的行书，特别是《兰亭序》万法齐备，炉火纯青，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至于草书，则是删除了章草中带有隶书笔意的波磔，加强了用笔的使转，使得转折处笔势连绵，流畅而富有韵致，开创了今草的新局面。由于王羲之书法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与多样性，后世学者可以从王羲之身上化身千万，得以发展。如颜真卿对王羲之的继承是以他不同于王羲之的面目出现的，米芾又不同于颜真卿，颜真卿和米芾无疑都是王羲之最伟大的继承者和发展者。王羲之温尔文雅、刚柔相济的书风确立后，由于它符合中和之美的要求，所以才会被历代帝王所喜欢，使历代文人学士奉为圭臬，使王氏书风雄霸书坛一千六百多年，帖学的潇洒流美之风长期以来成为书坛的主流。这种影响虽然与帝王推崇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由植根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审美意识决定的。这种审美意识就是贯穿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庸观念、中和之美。中庸思想的包容性很大，所以王羲之书法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也极丰富，这种思想反映在书法上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自有它积极的意义。

一、历代帝王的推崇使王羲之走上了书圣宝座

1.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梁武帝

王羲之书法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最初处于劣势，书法不胜庾翼、郗愔，后来书名渐盛，学王的人由少到多，渐成风气，从而引起庾翼的不满，但当时庾翼无法扭转时人学王字的风气，后来对王羲之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表示叹服。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将右军书法与古贤比，认为名盖当时与钟张并美。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

萧衍(464～549年)，南朝梁书法家。他是我国南朝梁王朝的创建者，世称梁武帝。王羲之后一百余年的梁武帝，可能是历史上最早重视王羲之书法的皇帝，可以说梁朝出现了第一次学王羲之**。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晋武帝、元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等皇帝都擅长书法，其中以梁武帝书法成就最高。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虽然王羲之仍排在钟繇之后，但超过了王献之，这是极大的转变。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也列王羲之书法为上之上，因而舆论遂定。

梁武帝时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书法，当时内府秘藏的王羲之书迹已经杂有不少赝品。梁武帝搜集过二王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纸以上，只是后来兵乱毁失，留存很少。梁武帝与陶弘景书疏往返殷勤，许多是讨论王羲之书法及其真伪的。梁武帝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另一方面，他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钩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记载，王羲之的《乐毅论》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

梁武帝云：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这句话后来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重要依据。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喜欢，可以从萧翼智赚《兰亭序》的故事中充分体现。《兰亭序》一直是王氏传家之宝，后来真迹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手中；而智永再传于其弟子辨才。据称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兰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认，太宗无奈。后来有个足智多谋的萧翼运用巧计才诱使辨才出示《兰亭序》真迹，从而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太宗得到了《兰亭序》，爱不释手，下令当时大书法家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进行临摹，临摹本分赐诸王近臣，从此得以传播；而自己则将真迹密藏起来，死后还不肯放弃，要殉葬于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从此便成绝响，增加了人们对《兰亭序》的距离感与神秘感，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谜，这对于书坛可能是遗憾的，对于王羲之也许未尝不是好事。

自古帝王所好下必效之。受太宗皇帝的影响，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等书法家无不受王羲之书法影响，于是有虞世南得其美韵、欧阳询得其力、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右军之情②的说法。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甚于梁武帝。他不但自己精研王氏书法，对王羲之书法亦步亦趋，你看他书写的《晋祠铭》基本上是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右军风骨。而且他广泛悬赏收集二王书法作品。据史载，唐太宗收藏御内的书法作品达2290纸，其中以王羲之的书迹最多。他还将褚遂良召入侍书，加以重用，整理、鉴别右军书法。又让释怀仁集王字集成自己所撰的《圣教序》，并让初唐书法名家和臣民百姓学习王羲之书法，使王羲之书法从此受到社会的普遍推重。

3.宋朝皇帝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建立宋王朝以后，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混乱局面至此结束，国家复归统一。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三百多年间，书法发展相对来讲比较缓慢，但对王羲之的书法可谓推重备至。

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下旨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当时每个朝中大臣都御赐一部拓片。《淳化阁帖》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汉章帝至唐高宗，及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书法，是继唐太宗遗风宗二王的，在《淳化阁帖》中就可见端倪。《阁帖》的广泛流传，促进了宋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中帖学书法的传统，它对以后的书法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太宗赵光义功不可没。

高宗亦曾临《兰亭序》赐孝宗，于帖后记曰：须依次临五百本。孝宗书法与高宗书法不易分别，不无原因。

宋高宗曾自谓：余自魏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③魏晋至六朝笔法，宋高宗什么都学，可见他学书极其用功。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口，喉间少甘则已，末则如食橄榄，味久愈在。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④他对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也情有独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⑤，达到不管小字大字，都能随意所适，而颇具佳趣的地步。御书《兰亭序》一本，勒石于宋兰亭天章寺。他从广泛临摹到专精《兰亭序》，其广榘博取的传统功底，锲而不舍的学书精神，不像一位皇帝，倒像一位职业书家。

虽然宋高宗专精《兰亭序》，但对待书法权威，他也曾大胆地提出质疑，决不迷信。他认为何延年说王羲之写《兰亭序》时如有神助及醒后更书百千本，无复如者的话是说得过分了。他觉得王羲之的其他书法作品并不一定比《兰亭序》逊色，只不过这些数行数十字的信札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罢了，而《兰亭序》则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之锦，使入心目不可忘也。

宋高宗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书法水平，更在于他提携和影响了南宋一代书风。他自己整理收集宣和内府因战乱而散失的古代法帖名画，身体力行地提倡大众研习书法。他认为士人于字法，若少加临池之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他自己善学《兰亭序》，便赠之与王子和朝中大臣，又让宋孝宗学书。一时间，以高宗为中心，南宋几乎掀起了一个学书**，而且也是以王羲之及《兰亭序》为中心的。

宋四家苏、黄、米、蔡，苏东坡少时日学兰亭，蔡京到晚年都感到右军难学，他们既取法二王，又能破除迷信，不拘成法，追求个性，引领潮流。黄山谷甚至告诫时人，《兰亭》虽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为准，并提出承学之人，更用《兰亭》永字，以开字之眼目，使学家多拘忌，成一种俗气。这与高宗的不迷信二王也是一脉相承的。

姜夔酷爱《兰亭序》，日日研习，常将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习《兰亭》皆无入处，今夕灯下观之，颇有所悟。历时二十多年才稍知入门，可见《兰亭序》的精妙释读之难，也可见文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用功之勤。

由于宋代这么多皇帝对王羲之，对《兰亭序》的重视，当时，士大夫的家里出现了家家都有《兰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兰亭序》各种版本上百种(浙江绍兴兰亭王右军祠内墙上，至今仍保存着游相藏的《兰亭序》刻石)。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比唐太宗时期更有过之。

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而已，其他书法家没有这么幸运。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我认为，到宋朝为止，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书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

4.明清帝王的流风余韵

明代是继宋代以后又一个崇尚帖学的时期。明朝诸帝中，成祖朱棣好文喜书，曾经诏求四方善书之土写朝廷的诏书及皇帝的特殊文告，这些人都被授中书舍人官职，舍人中又选28人专习二王法帖，并且尽出密府所藏古今法书，供他们临摹和赏玩。仁宗朱高炽也在万机余暇，留意翰墨，曾经临《兰亭序》帖赐沈度。宣宗朱瞻基、孝宗朱祐樘酷爱沈度之书，而沈度之书亦多从王羲之而来。神宗朱翊钧，少年时的书法就笔力遒劲，即位以后，也常常携带王献之《鸭头丸帖》等随意欣赏。

清朝建立后，虽然定满文为国家文字，但仍以汉民族文化为重，几朝皇帝也雅好翰墨。

顺治皇帝自称亦临《黄庭》、《遗教经》二帖。康熙帝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而追溯王羲之，有时日临《兰亭序》数遍，曾为兰亭御书《兰亭序》，并在兰亭勒石立碑，此碑高近6.86米米，所临《兰亭序》全文，不失右军之意，20个之字也写得各不相同，没有反复临写《兰亭序》的功夫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乾隆帝喜欢的赵孟頫书法，也是王羲之一脉的书风。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将内府所藏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钩摹的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和柳公权《兰亭诗》及《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原本，于敏中补《戏鸿堂帖》刻柳公权《兰亭诗》阙失部分，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乾隆临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享诗》，命工摹刻在8个石柱上，名为《兰亭八柱帖》。首刻乾隆题八柱册并序，分为8册，每册首题隶书帖名及次第。石原置圆明园中。他又专辟一室为三希堂，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为性命。

与唐宋帝王直接取法王羲之比，明清帝王取法王羲之的徒子徒孙的做法，其品格已下降许多，所以那个时期的整体书法是下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