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8月一连爆发于南北数地的大战结果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局势。消息根本无法掩藏，满清朝廷以及各国驻华使节们已经明白，中国已经变天了。

先说满清政府。

山东战役大败，荫昌自杀，袁世凯率残兵退回衡水，立即震动了京师，京师的旗人们哭声一片，覆灭于武定府林家桥一带的第一镇官兵多旗人，这个排名第一的镇台也有旗镇之称，其统制官一般都是满清贵族，如凤山、铁良都担任过该镇统制。这是一支满清朝廷最信赖的武装，也是唯一的“国族”武装，“旗镇”覆灭于山东带给京师的震动可想而知，内城几乎家家戴孝，户户哭声（其实大部分旗兵只是做了山东七师的俘虏而已），愤怒的旗人冲击荫昌的府邸，认为是这个丢失了满人习俗的混蛋害了上万国族子弟。幸亏中枢早有预料，派了重兵保卫荫昌的家——这是必须的，荫昌无能是事实，但他已经自尽殉国，如果再辱及家族，以后谁还为朝廷拼命？接着又出现旗人“请愿”朝廷，要求严惩袁世凯，将其凌迟处死。旗人们认为是袁世凯“出卖”了第一镇，好为他篡夺大清江山铺路。其实这是冤枉袁世凯，篡夺大清的另有其人，却不是袁世凯。德州一战差不多打塌了袁世凯的脊梁骨，即使想着篡权，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了。

紧跟着传来锦州战败的消息，段祺瑞、良弼带残兵逃回京师。这下好。连退回祖先发迹之地的可能也没有了，摄政王为之去太庙哭灵。之前奉天二十镇生变，朝廷还存了夺回奉天的念想，现在第六镇也完了，奉天怕是彻底丢了，那里有皇宫及太祖、太宗的陵寝，努尔哈赤的子孙们便是做样子也要到太庙苦上几嗓子的。

京师众多的报纸在报道了绵延全国的战局后得到警告，不准再报道战事了。导致后来数日有几张报纸头版开了“天窗”，习惯于读报的京师民众猜也猜到了其中的含义，更觉恐慌。而在民政部任职主管京师治安的赵秉均（袁世凯嫡系）派遣警员密探梭巡于茶馆酒肆等人员集中容易散布谣言的地方。很是抓了些传播小道消息的民众。这个行动更带来了本来就很严重的恐慌。

其实，就心理学而言，未知的恐惧才是真正的恐惧。清廷为了稳定民心军心采取的措施并未收到效果，京师的恐慌情绪更加蔓延。表现在房价狠跌。金银等硬通货价格直线上涨。进入9月。出现了大批官员辞官告假的现象，很多中下层官吏变卖房屋，跑到山西、陕西一带投亲靠友了。

京师的百姓们在一夜之间似乎改变了生活习惯。连走路的频率都大不一样了。世面萧条了许多，昔日热闹非凡的茶馆酒肆戏园子都少有顾客，前门外八大胡同都人迹寥寥了。

尽管赵秉均严厉打击造谣者，各种谣言还是满天飞，有说袁世凯已经自杀身亡的，也有说袁世凯已经带北洋三镇投降了蒙山军的。对于南方的关注减少了，百姓们更多顾及眼前的巨变，大清朝真的要完了吗？

中枢的气氛更为紧张。愤怒、恐惧都不济事了，局势再恶化，也要面对不是？袁世凯停在保定拒绝进京，理由是病了，这让本来就惶恐无主的中枢更加慌乱。连日里载沣召集重臣商议，议来议去，竟议出一个与蒙山军议和的决意来。

这个主意，还是英国公使朱尔典出的，“立宪为解决中国问题之良方，亦为中国大多数有识之士所公认。中国的内战不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朝廷可择一重臣，由本使亲自出面会晤龙谦将军，如能达成和议，朝廷保留君主地位，由包括蒙山军在内的国内各派势力与朝廷协商制定宪法，选举产生内阁，以施行政，似为目前最妥善之办法。”

这是朱尔典给摄政王载沣的书信，代表了英国的立场。

日本政府随即表示支持英国政府的建议。显然，英国人做了日本人的工作。日本政府因一场日俄战争，搞的快破产了，欠了英美的巨额债务，又从俄国人手里拿不到一分钱的补偿，只能听英国人的。当然，日本不希望蒙山军执掌大权，在山海关事件里，日本仇视蒙山军的态度已经彰显无遗。

朱尔典并未像别的事件发生一样去征求俄、法、美、德等国的意见。他知道，至少美国人和德国人是乐于看到蒙山军的彻底胜利的。

载沣只能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也没有别的路好走了。龙谦在广州发出“勘电”，已经声明了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了，共和之下，哪里还有朝廷的地位？立宪则不同，至少还可以向英国一样保留皇位，永享尊荣。

中枢当然不愿意像英国皇室一样失去统治权。但盘点力量，即便满清权贵们再狂妄无知，也知道没法子打下去了。德州战役结束，接替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的端方即启程去了衡水，会晤了袁世凯，实地查看了撤下来的北洋三镇。回来报告载沣，没法子打了，且不说部队损失多大，关键是北洋诸将自袁世凯之下都心无战意！端方不无忧虑地说，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蒙山军进兵直隶，而是蒙山军招降北洋了！若是龙谦给他们出路，我担心他们会倒戈相向。

向谁？自然是朝廷。就凭留在京师的一个混成协加第一镇的一个步标，真挡不住北洋兵的反攻。何况，那两支部队跟北洋本属一脉，靠他们拱卫京师？难！

载沣知道，端方所说确系实情。袁世凯不来京师，可以说是没脸来京师，也可以说是心生别念。端方回京时，袁世凯确实病着——累病了。端方带回来一份袁世凯亲笔写就的谢罪折子。说自己辜负了朝廷的厚望，导致局势恶化至斯，请求朝廷治罪。

朝廷怎么治他的罪？就算北洋三镇在德州城下伤筋动骨了，那也是一支足以左右京师局势的力量，朝廷只能抚慰，不能治罪。

袁世凯不来京师，但段祺瑞来了。同时还带回来数千残兵，留在通州舐舔伤口。段祺瑞向端方汇报了锦州战役的过程，同时递上了一份辞呈。端方当然没有接，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了。端方当即咨询段氏对局势的看法。段祺瑞直言不讳，立即派重臣去湖南找龙谦谈吧，打是打不下去了。

谈是要谈的，但端方担心停在山海关的鲁山大军。日本人帮了段祺瑞的忙。挡路让段氏逃出生天。但如果鲁山不管日本人的阻拦冲入关内呢？或者绕道入关呢？段祺瑞说入关是肯定的。那就是一帮土匪，懂什么国际关系？日本人就那么一点兵，不过是做个样子。鲁山真要入关。日本是不会打的。

端方也这样认为。他是满清贵族里少有的目光远大之士，日本要想与蒙山军开战，至少得动员四五个师团吧？这场战争需不需要准备？而且，日本凭什么替满清出力？朝廷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端方没有挽留住段祺瑞，段祺瑞交卸了兵权，躲回家了，干脆连衡水也没去。

名义上负责全事的端方反复盘点，确认实在无力打下去了。跟段祺瑞逃回关内的良弼提出了另一种可能，龙谦的蒙山军诸将出身低微，会不会在大变临头对龙谦心生他念？比如关外鲁山，跟龙谦断绝关系数年了，手握雄兵，如果朝廷许以厚利，会不会有变化？端方苦笑，换做你会生二心吗？朝廷给鲁山什么位子？封王？焉知龙谦不会给鲁山封王？你这就是妄想。

既然不能打，那就只能谈了。有英国人出面，龙谦不能不重视。但眼下去山东谈还是去湖南谈？载沣坚持必须找龙谦本人，这种事别人怕是做不了主，便是陈超也不能替龙谦做主。而且要快，长沙生变，正在调武昌的第九镇也不稳，如果龙谦打下武昌，更不会跟我们谈了！

谁去谈？想来想去，想好两个人选，徐世昌和良弼。一文一武，加上一个外国公使，应该可以了。

徐世昌刚从衡水探视袁世凯回来，就被载沣召入大内，委任他为正使，立即与良弼动身，坐火车去汉口，然后去长沙见龙谦和谈。

徐世昌无法推却，更主要的是老袁也有此意。老袁对徐世昌说，眼下最关键的是时间，德州战役时时间在他们一边，现在则在我们一边了。拖则生变，谈是目前唯一的可行之策了。

谈判就要确定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保留皇室！实施宪政可以，龙谦组阁也可以，但他要搞共和则不行，他要当皇帝更是免谈！那样的话，只能打到底了！

有没有打的本钱且不论，态度必须有。

良弼默然，徐世昌另有想法，也不反对。于是，向湖广总督瑞澂发出电报后，约了朱尔典公使，于9月1日启程，乘火车赶往汉口。

再说武昌。连日里与大员们商议武昌守卫方案，瑞澂总督已是热锅上的蚂蚁。按照已到武昌的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的意见，武昌简直就没法子守卫。因为第八镇在长沙的失败，失去了从容部署的时间。按说应当布防蒲圻、咸宁的，特别是两地之间的汀泗桥天险，是必守之地。但现在完全来不及了，或许没等部队运动上去，蒙山军就冲过来了。为今之计，只能布防于城南，盘算兵力，不过是聊尽人事罢了。

第九镇名气不次于第八镇，该镇号称南洋新军。辖十七、十八两协，三十三三十六四标及配属的炮、骑、工、辎部队。接到陆军部命令，自江宁、镇江一带登船，船运武昌，准备抵抗蒙山军南方军向武昌的进军。这是清廷在江南的最大一支成建制正规军了，在第八镇长沙溃败后，唯一依靠的也就是这支部队了。

之前陆军部就有调集第九镇至武昌的方案，这次长江运兵，算是满清最后一次水路大运兵，算起来还是干的比较利索，当然，多亏有萨镇冰海军舰队的全力协助。

瑞澂、张彪及载涛等人将第九镇视为救命稻草，谁知道第九镇与第八镇一样，内部都有很大的问题。这一点瑞澂等人不清楚，但许绍桢完全清楚。

自第九镇成立，赵声、倪映典、柏文慰、熊成基、林述庆等革命党先后在军中任职。尤其是赵声，曾担任三十三标标统，在第九镇有着极高的声望。因为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的查处，赵声等人先后离开了第九镇。但下层官兵倾向革命，排满情绪极为强烈，是在政治上倾向同盟会的武装。比起第八镇来，这个第九镇还有个特点就是仇视蒙山军。

为什么会仇视蒙山军？因为赵声。赵声在灵山之战死于蒙山军之手，消息传回镇江，三十四标二营营长林述庆十分悲痛，发誓要为赵声报仇。这次第九镇调武昌，林述庆及串联三十四标同党，决心利用这个机会联合湖北新军战前举事，夺取军权后与蒙山军死战，为赵声报仇。

林述庆说，龙谦昨日效忠清廷镇压革命，今日又举兵反清，实乃反复无常之小人，革命事业决不能落入此人之手，我等务必抓住机会，举兵起义，然后以武昌为根据，北击清廷，南征龙谦，建立民国大业。

这不是不自量力吗？林述庆不过是一个营长，就算将第九镇全部掌握，在蒙山军与清廷的大决战中，投靠一方是唯一选择，岂有两面为敌者？但林述庆就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林述庆的主张还真就获得了大批拥趸，放眼天下，目无余子。

为什么要等到武昌再动？因为到了武昌才会将弹药发下来。之前，清廷担心第九镇不稳，将子弹炮弹彻底收缴，林述庆只能在到了武昌后发动了。

龙谦在长沙谋划全国，谭人凤、宋教仁在联络湖北新军举事。清廷派出特使在英国公使的陪同下谋求和谈，武昌之变就在林述庆一个营长的策划下发动了。

1909年这个炎热的夏季，处处透着诡异，令后世读史者深感兴趣并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