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记他们回到蛮子营后，还没等喘口气呢，就接到在火车站上递送过来的情报，说自打初五以后，鬼子的军列比平时增多了，不是运兵，是拉来许多的物资，卸完货都用卡车运到城东的军营去了。

这个情况很重要，一般鬼子在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呢，都是先囤积物资的，和以往的扫荡一样，也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尤其是运到城东的军营去这个细节，那更是说明鬼子要有大的军事行动。

保定城的城东南是清苑县，就是前文说过的冀中组织抗大的二分校编成的转移纵队路过的地方，这里是卡着冀中根据地和路西的山区联系的重要通道，鬼子向这里运送大批的物资，那就是为即将来的扫荡做物资储备呢。

刚刚过了五一小长假，咱们就费点篇幅说说华北抗战史上最惨烈的冀中五一反扫荡，看看一些资料里是怎么回忆这个“五一”的。

1942年5月1日，日本鬼子对华北冀中平原展开大扫荡，结果造成晋察冀最富庶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丢失。1942年以前，在冀西山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所以搞得虎虎有生气，全有赖冀中平原根据地的粮食、布匹及其它丰富物产对冀西山区的支援。

1942年，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丢失，以后的几年间，冀西山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直在极度饥饿、贫困中度过的。肚子都吃不饱，有什么力气打日本鬼子？所以1942、1943、1944这三年，处在饥饿中的晋察冀军区各部队。在战略上也处于一个被动的守势。只能在局部上个别方面对日伪展开攻击。在整体上已经丧失了进攻打大仗的能力。

1942年五一大扫荡以前的晋察冀，拥有十三个军分区，十二万军队，仅冀中就有五个最富裕的军分区、六万军队。最主要的，是冀中的这六万军队都吃得很饱、穿得很暖，不像冀西山区的那六万八路军，常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

每年冀西山区的主力部队都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并不是打仗。而是长途跋涉越过平汉线铁路，到富裕的冀中产粮区来背粮。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各分区上至司令员、下至马夫，人人都要参加，没有例外。如果没有冀中的粮食支援，冀西山区的八路军就只能靠吃黑豆、玉米核、树叶度日。

1942年的3-4月间，原来从延安来到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因为晋察冀精兵简政，奉命返回。抗大二分校与冀中军区合办的培养干部的“抗三团”，由在狼牙山一分区驻地的抗大二分校一大队接管。一大队挑选出去冀中接管抗三团的干部，都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欢呼之声，马上就能吃到白面馍、烙饼和面条了。不再吃带有霉味的黑豆糊糊了，有谁能不高兴呢？

当时。一直和杨浩同住在一老乡家的李振军，也是奉命去冀中接管的干部之一。他奉命担任抗三团一大队代理教导员、总支书记。临走时向准备跟李青川一起下部队的杨浩许诺，再回到狼牙山时，背包再沉，也一定要背一堆冀中的白面馍和烙饼回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同样在1942年的3-4月间，日军开始从武汉、太原向华北集结兵力。驻冀中各据点的日军也开始集中，用伪军来接管守备任务。华北方面军组织了有关师团的主任参谋对冀中的现场考察，已经在准备进行对冀中的大扫荡了。4月中旬，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有末精三在保定偏东南的清苑县召开会议，研究即将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

事后分析，实际上，1942年2月初，抗大二分校撤离冀中，已经看到了冀中日益紧张的战争形势。2月7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发出紧急指示：敌人很可能在近期内对冀中发动大扫荡，命令各军分区部署动员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分散、紧缩机关，减少非战斗人员。

抗三团中，原属于冀中各部队的连排干部提前回去，冀中的部队取消营以上干部的乘马，一律步行。军械库的子弹、手榴弹也发到各人手里，被服库将储存的布鞋提前下发，每人两双。一些非战斗人员，能回家的发给证明回家；不能回家的，托付给地方可靠的人家分散隐藏。

冀中，有两位不便随战斗部队转移的同志，他们两人一起被托付给了一家老乡，说好由他们家照顾，度过1942年的大扫荡。后来这家人在五一大扫荡中一看形势不好，中途把他们给扔掉了，自己一家人跑到敌占区去避难。

李振军他们所去的抗三团，形势同样严峻。抗三团的团长陈文彪、政委李中权、政治部主任陈宜贵。抗三团1940年百团大战以前成立于平汉铁路以西的河北省行唐县，百团大战时期越过平汉铁路，来到冀中。

到冀中后发展很快，抗三团除了团部和一直属大队，另有三个大队在其他军分区。李振军他们去的时候，抗三团刚从河北省博野县转移到安平县羽林村一带。

明知形势紧张，不提前转移到外线，进入冀西山区，该走的时候没走，这应该算是个决策失误吧？因为早在五一大扫荡的一个月前，1942年的4月，冀中区党委开会，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宣传部长张仁槐、公安部长张国坚、冀中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卓雄等七八位最高领导人都在场，讨论形势，已经看出在冀中是“待不住”了。

据说，当时延安和晋察冀都来过电报，说不能硬拼，不行就先撤到冀西山区。其他几个领导主张撤，但吕正操不想撤，还讲了在平原坚持游击战的几条经验。黄敬就不好再说撤了。最后会议决定是在冀中再待上一段时间看看。

这一拖，就拖出大事来了。因为转移不及时，根据八路军自己的战报，冀中根据地六万多人部队，折损了一万六，牺牲的高级将领就有三个：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九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被捕（一直都认为他被捕后背叛了，根据萨苏的文章，他的确没有背叛，是在押解中逃跑了）。冀中的五个军分区，有四个军分区遭受到重大损失。

也就在冀中区党委开会的那个时候，一分区三团组成的武工队到保定西关一带活动，看见了火车站堆满了军用物资和成群才下火车运来的士兵，一看就知道要大扫荡了。武工队长王栋，三团侦察连指导员，紧急赶回易县周庄的一分区司令部，向杨成武当面汇报。后来王栋说：杨司令打了几个电话后，对王栋说：放宽心吧，不怕。鬼子即使扫荡，也不是来对付我们的。

后来得知，鬼子如果对一分区扫荡，必然提前将军用物资、增兵的鬼子群运抵满城、易县县城及各大据点。同时从伪军、特务队中找带路的，尤其向易县、满城周边的村子中征集大量民夫，以便在扫荡中背运物资。但这一切往日的大扫荡举动当时在易县都没有出现，所以杨成武判断，1942年的这一次大扫荡对象不是一分区。

1942年4月29日，日军开始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前后历时半个月，时间也不长。冀南根据地不隶属晋察冀，属于刘邓“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部分。

随后，1942年5月1日，就是抗战史上闻名的“冀中五一大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