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牛闷子交代，他每月的初一到川口镇的刘记山货铺，装上一些山货，然后连同自己家油坊的菜籽油，一起送到顺平县城的那家山货栈，一并出了手后，当月的十五去川口镇刘记结一回帐，双方约定，他给刘记带货的分成钱，每半年结算一次，这些手写的票据就是凭证。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收回来的票据，这两个特务都要去的，而且牛闷子还交待了，每次去顺平送货的货单子，都是这两个特务回到地洞里誊一份出来，交给他带到顺平去的。

这下脉络就清晰起来了，先不管川口镇的这个刘记山货铺子有没有问题，起码知道了特务就是用货物单据来传递情报的，那些用密写药水写了数字的白纸条，也经过了验看，是从手写票据上裁剪下来的。

看来顺平县城里的这个山货栈就是日军的秘密联络点！老冯和高副政委马上下令，派了政治科的几名得力的干事，去找到顺平县的地下组织，先去监视和外围控制下这个山货栈联络点，同时马上布置人手，重新启动对川口镇的这个刘记山货铺子的全面监控！

先放下顺平县城里的那组人不说，单说对刘记山货铺的调查，这一调查，别说，还真有些蹊跷的，那个姓刘的老板倒没什么疑点，和和气气的，看见谁都满脸堆笑的，对咱政府的事呢也很积极，不管是公派下来要参加的活动，还是派下的钱粮等，都是毫无怨言的完成。一年多来。街坊四邻的口碑不错。

但是这个女主人。山货铺子的老板娘就有些古怪了，平时基本不出头露面，也不坐堂收验货物，也不出门洗衣买菜啥的，弄得街坊邻居的一年多就见过她几面，见到人了，也是面容冷冰冰的，从来不开口说话。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

人古怪也就罢了，调查组还走访出来一件很私密的事情，据镇上的接生婆说呢，这女人半年前曾经偷偷地来过她家里，不是接生，是打胎！怀孕两个多月了不想要，求接生婆给想办法打掉胎儿！

这女人看样子有个二十来岁的，正该是养个孩子的时候，以接生婆的经验看，那肚子里的还是男孩。这才一般人家那都是天大的喜事呢，可这女子是铁了心的不要这个孩子了！

实在是拗不过这女子。加上这老板娘出手也阔绰，一下子给了几十块大洋，接生婆就给配了药，帮着那女子把肚子里的胎儿打掉了。

后来也就在过年时，镇里弄社火的时候，瞧见过那女子站在搭在墙头的梯子上瞧社火，以后就没在瞧见这女子了。

这倒是个稀罕事，又不是穷人家养不起孩子，毕竟是个买卖人家，不缺养活的钱，为啥怀上了非要打掉呢？调查组想不明白，老冯和高副政委呢都还是单身呢，对女人那点事也搞不懂。

结果还是一个女人把这事给捅明白了，行署的金颖金科长也被结合进了调查组，她说了一句话：“这女人啊有了孩子不想要，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能生下来，一种是不想生，不能生下来是担心孩子生下来遭罪养不活，不想生那是她恨这个孩子！”

这句话倒是提醒高副政委了，他想起在延安参加情报侦察训练班的时候，听说的当时陕甘宁边区破获的一起敌特案来了，这案子里也有个打胎的插曲。

39年的冬天，一对年轻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枣园，受到中央社会部的接待，男的是个小知识分子，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员，女的是个工人，纱厂的挡车工。

他们原本是苏军在东北的情报组发展的本地谍报员，但只是低级的情报搜集员，因为苏军急于要往东北的日军大城市派遣高级潜伏特工，就委托我党对这对夫妻进行高级特工培训。

在来延安前，这对夫妻经过苏方的简单培训后，曾近到奉天执行过潜伏任务。然后才经过沦陷区和国统区，辗转到延安来的。

有一天，中社部的秘书在值班时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中社部一室主任的一封信，信皮上是写明了转交给那位从奉天来的培训人员的，是一封投稿的退信。

出于职业本能，这位秘书就把信拆开了，一看那投稿的内容，就是一首没几行的小诗，写的是什么“我站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遥望着大兴安岭”这类的白话诗，也没什么稀奇的，可是巧了，在这位秘书值班的日子里，一连几天，又收到了几封这种内容的退稿信。

退还的这类平白的小诗，内容呢基本相似，这可就不是对文学创作的执着了，引起了中社部的注意，于是呢就着手派人专门调查，沿着这对夫妻从奉天一路到延安的路线开始查，因为他们每到一处，都是由当地的秘密交通站负责来往接送的。

经过交通线上各个交通站的比对核查，发现这对夫妻每到一处城市呢，都会给当地的报纸投寄诗稿，内容也都大同小已，都是用当地出名的风景呢写的平白小诗，把所有交通站的来电一对照，就发现这些登载在报纸上的诗，正好把他们一路的行程给串起来了！

诗的内容本身没啥问题，可每到一处都这么操作，就好像是有意把自己的行程像谁传达一样。

为此中社部联系了苏军的情报部门和我党在奉天的地下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后，终于调查出来，这段夫妻在奉天期间曾经一起失踪过四天！

这就有问题了，马上把这对夫妻控制起来，男的嘴很严，什么也不交代，拒不承认失踪四天的事实。最后还是那个女的心理防线坍塌了，供出来了真相。

原来他们受苏军的命令，去奉天执行潜伏任务，是为了构建一处秘密电台的，他们是做前期工作的，没想到因为没经过高级特工训练，在试发报的时候被日军的情报部门发现，夫妻两人和电台都被日军抓获了。

当时这两人已经收到了去延安培训的任务，这个男的没经住日军的酷刑，把自己是苏军潜伏特工和去延安受训的事情都交代了，日军正苦于往延安打不进去谍报人员呢，因为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军民警惕性特别高，加上我党的反谍工作做的很出色，日军派出的不少情报人员，连延安都没到呢，就被抓住了。

日军就要求他们利用去延安的机会，秘密发展和组建潜伏点，接应以后派去的特工，不携带电台，独立行动，只在报纸上用发表诗来通报行程，而日军给他们的指示也是在报纸上的广告里。

真相大白后，这个女的就说自己其实是对自己丈夫的叛变行为极其痛恨的，但是因为是夫妻无法舍弃这段感情，所在才自拔不出，跟着他成了敌特的，现在既然被抓捕了，肚子里孩子不能留，坚决要求打掉。

这女的被抓时有三个月的身孕，用她的话说，她恨肚子里的孩子，恨这个孩子的爹，所以宁可打掉胎儿也不能留下痛苦的回忆。

组织上当然是不能同意了，结果这个女的，就用从炕上往地上摔的方式，硬是造成了流产，把孩子弄掉了，再后来，这个叛变的男特工被处决了，女的因为揭发有功，被送到陕北公学学习，以后成了边区的一所小学的校工。

这件事当时在延安引起的轰动不小，公审那个男特工的大会，高副政委和老冯还都去参加了呢，今老高一和老冯提这档子事，一下都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