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城的首山宫回到自己府邸之后，刚刚换过戎服的大将军孙静邦，顿时已经为闻讯而来的亲信和各色关系人等，所包围了起来。 作为国朝屈指可数被授以开府仪同三司而自置属僚的顶级重臣，他麾下供养了数量不菲各色人等。
因此，在他们的有意无意的推动之下，官拜抚军大将军，长期执掌总纲参事府的孙静邦，自然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见地。
作为国朝屈指可数的实职大将军，他虽然已经将近五十岁而须发开始斑白了，但是依旧想的身体健硕而精神充沛，每日食饭三斗，啖肉五斤，饮酒一廨，然后打拳翘关（举重）各半个时辰，还能隔三差五的御女若干。
可谓是生命在于运动的一个杰出典范。
他算是前代幕府当主在晚年提拔起来的少壮派，早年创下不少威名赫赫的功劳和事迹，则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岭外或是海外之地，堪称是为国东征西讨而在外域灭国破城无算的一代新锐将帅；
直到前代大府身体不虞，才将他从西天竺之地招还回来坐镇总纲参事府，又妻以公室女而视同襟翼，亦是作为留给下一代的班底和辅佐人才。
然而，这番原本万无一失的资历，却是因为后来围绕在监国身边的老臣派与新晋派的政治斗争，而无形间让他的身份和立场变得尴尬起来。
因此，他才在原本北人党那些暮气渐深的资深元老们，已经越来越不合实质执领国政权柄的，当代监国心意和态度的情况下，带领北人党中尚有锐气的新晋和少壮派成员，毅然在朝堂上与北人党中其他三大支柱公然决裂，而出成为所谓的新北（人）党。
因为长期对抗和暗中擎制的缘故，自从监国全面当权之后，那些老北人党可以说是已经彻底式微了；留下的各种资源和政治遗产，也都被他所领导的新北党所接受和吸纳。
可以说，除了远在岭内而影响力有限鞭长莫及的五路总管宁冲玄之外，当朝新北党人之中已经是他私下可以一言而决和主导的大好局面了。
只是，随后的几年光景当中，他的运气和境遇就有些未能尽如人意了。
原本负责接替他位置的枢密副使刘绍能，至今还呆在荆襄一代负责善后事宜；而原本要入朝主持枢密院的宁冲玄，也被留守在了陪都江宁；原本南下平叛名为他副手的王端臣，也在广府收复之后就被留下部队，而迅速只身打发回原任地方去坐镇了。
可以说北地那些实权的坑里依旧被占据的满满地，根本没有适合他插手或者说施展抱负的位置。而起额，从另一个方面说，
虽然如今他，依旧拥有节制北地诸位帅臣的名分和总管头衔，但因为受到到原本北人党背景的牵连，他也最缺乏的无疑是参与两次北伐的资历和人望，而不得不和那位长期执领东南行司的宁总管一样，呆在后方的大本营里担待起襄赞军国事的“重任”；
至少在初次北伐崩溃之时，那位军望资重的宁总管还被临危受命指派出去，于江北当代起收拾残局的关键重任，然而到他这里，甚至就连后来历次的江南定乱的功劳都没有自己的份；
唯有在畿内大乱为叛党所窃据的时候，身处后方的他拒不接受那些叛党的拉拢，而带着亲信出奔进入东江道，然后再后续的平叛当中，以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在东三道地方相应来自岭内的勤王大军，进而瓦解了畿内叛军及其附从势力的斗志和信念。
这才赶上了定难克乱之功的最后一点尾巴和风潮，算是在监国那儿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因此，他其实很希望能够有所机会脱出总纲参事府的局限，在北地证明自己尚未老矣而铁甲依旧的勃勃雄心。
要知道大梁的总纲参事府乃是自故大唐一脉相承的体制，虽然没有前朝那种与枢密院并称“府院”的专重权柄；但也是为军国筹谋计而制定战略方向的重要部门，地位清贵犹在操作实务的兵部之上。
更别说依照早年沿袭的制度，但凡是下层行伍出身的领兵官，须得到武学再修和进研之后，再到参事府堪磨上或长或短的资历，以培养战略眼光和格局，才有可能得以外放为独当一面的一方守臣或是独掌专征的一军之主。
因此，身为与正副枢密使，知事们，比肩同位的参事府总章和佐贰官们，很容易籍此培养起广泛的人脉，也是国朝异论相搅制度下制衡枢密院、兵部滥权的一个关键；
但是国朝两次北伐大业的过程，却是严重冲击和破坏了这种沿袭日久的惯例和传统；无数年轻新晋的将帅因此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又因为种种功勋和战绩，而被战时大本营和江宁行在就地破格简拔起来；
因此，相比本身职权就被并入大本营的枢密使们，他所负责这个总纲参事府总章的地位和职分，就变得有些微妙和尴尬起来了；既无经略实务的事权，也干涉不到正常的人事迁转，更不掌钱粮转运支给的要害，
真的就只剩下襄赞辅佐的建议之权，还有就是根据上意和决定，制定相应的对敌方略和战局部署而已了。如果不是监国为了权衡内部，而将他列为战时大本营的一员，他甚至连参与最高层军国决策的资格都没有了。
好在，如今北伐造就的新兴军功勋贵的大山头之中，尚有被称为海外驻屯军系的势力，算是不乏他的渊源和故旧所在，也有人暗中表态愿意接受和欢迎他的领导。
除此之外此外，还有出身畿内背景的京军系，聚拢在王端臣麾下的荆湖系，存在感较小一些的蜀军系，以及在外独树一帜的淮东系，这几个较大的山头和实力背景，就不是那么好折服和支派了。
尤其是那个被私下讨论的最多，非议也是最多的淮镇。
至于有人一直鼓吹那位罗藩子只是运气好，善于捡便宜之类的说辞，他只能是嗤之以鼻，战阵之上生死离分最是公平无他，虽然有所运气和概率之说；但是能够捡得了一时便宜，却不代表就能够捡的了一世的便宜。
那位能够从带私兵助战的流外团练官，一步步的走到现今方镇一方的地步，当然自有其独到之处，而不是所谓的总是运气很好，总是能够捡到别人的便宜的缘故；事实上，在国朝高层之中隐约有另一个说法流传，
就是这位早年曾经远赴北地的时候，意外寻获了国朝先祖梁公所流下来的密藏，而多少得到被称为“梁公天书”七卷当中，关于兵法韬略的部分内容和心得，这才像是变了个人一般，回到广府后开始发迹而扶摇直上云霄。
因此，这次大府明着他屈尊亲自领兵北上送婚，就是一个改变这种局面尤为重要的契机，只要有一批班底和相应的军势，他并不缺乏信心，让自己这个大将军和都总管名衔，变得真正实至名归。
他此次行事的底气和凭仗自然不是空穴来风的，只要国朝下定了决心而推动以大势使然，就连昔日威名赫赫几代人，坐拥重兵数十万的东南行司，在国朝的一声令下也是说消亡就消亡了，难道区区一个立足不过十年的淮镇，就想因此能够置身事外呢；
淮镇有精兵强将也有土地产出和资源，更海路枢纽之要和得天独厚的商业利益，借机为国分担一下也是正常的事情。
此外，还有就是这次国朝当中政治资源和权力斗争上的需要，
无论怎么说，在二次北伐之后造就了一大批军功新贵里，那位淮镇之主无疑是获益最多，也是最为众矢之的的那个焦点。
毕竟北地五留后的名头固然好听，别人的镇防之地都是师老疲弊，而地方残破民生凋敝，就算是就是起来也是颇为困难；反倒是淮镇治下多年远离战火，就算响应国朝征发也是出境作战的居多，故而一贯休养生息的不错。
因此，就算是那些新旧出炉的军功新贵当中，因为在历来国朝资源投入和重视程度上的竞争，由此结下仇怨或是干脆就此看他不顺眼的也是大有人在。
而且在很多人看来，北朝鼎覆而天下既定，就剩下一些后续收尾的残余战事；那位罗藩子在大府面前的重要性和价值已经逐步消退，再能打也逃不过一个功高震主的下场。
所以这些年下来，自然会生出各种觊觎和轻慢的心态来，而开始采取各种试探底线和态度的小手段。
另外据他所知，对于某些人而言，这次赐婚也是一个重要抉择的关键：
如果对方愿意知趣的交出权利回到朝堂中枢，备用权势富贵荣养起来，那就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不愿意回来，那就是渐行渐远需要采取直接打压和斗争策略的时候了。大府再怎么优容和信任之，也未必容得下一个一而再，再而三让事情拖出自己掌握的臣下。
而以国朝立国上百年的，并不乏炮制和收拾权臣，或是尾大不掉藩镇的手段和方案。有时候是简单的一封诏书，有时是送到面前的一杯毒酒，或是亲近人士的一把短匕，或是来自部下的反攻倒算。。。
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位足够分量和强势的人物，坐镇北地而整合局势和果断权宜的善后处置。
但是无论如何眼下的第一要务，就是籍此送婚之际在北地站稳脚跟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