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的余辉之下，两辆拥有5对650毫米负重轮的步兵战车隆隆的行驶在北京朝阳路的大街之上。装载有25毫米链式机关炮的炮塔警戒的转向道路两侧。“老岳啊！如果再这样搜索前进的话，按照这个行军速度，天黑之前我们根本无法在抵达指定目标。”而在距离全连前导班之后不到1公里的地方，警卫第三师第十三团直属侦察一连指导员司马骧正焦急的通过嘈杂不清的车载无线电提醒着自己部队的军事主官—岳海波中尉。

显然团部联络参谋杨远征的出现和掠过头顶的苏联战机已经向侦察一连传达了一个最为明确的信息—战争已经伴随着那布满天空的伞花而开始。但是和大多数年轻的士兵一样，在侦察一连的战士们眼中，选择在重兵云集的北京地区空降，苏联伞兵纯属于打着“手电进茅房—找死”。即便你们是苏修的精锐，任你再来势迅猛。但是终究三拳难抵四手。草率的跳到了中国的土地之上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淹没在百万共和国卫士的汪洋大海之中。

毕竟除了北京城内的3个警卫师、中央警卫团以及武警部队之外，整个北京军区的中国陆军还有8个集团军的野战部队。就在北京城郊大批中国陆军的精锐部队应该已经闻警而动，正在全速驰援的路上。再加上迅速动员起来的市区各工厂和单位的民兵，现在的问题似乎根本就不是能否能将苏联的伞兵消灭在北京城内，而是身为“老虎团”的尖刀，侦察一连如何在众多如狼似虎的友军抵达之前，消灭更多的敌人，为鲜艳的连队军旗再添荣誉。

事实上从驻地出发，侦察一连的行进速度并不算太慢，不过20分钟全连便已经抵达了位于朝阳路和三环北路交叉路口的北京市汽车制造厂附近。而与此同时警卫第三师第十三团的后续部队却还大多还没有跟上来，只有团直属防空连的2辆“北京”212型军用吉普从后面赶了上来，奉命配属给侦察一连协同前进。

作为拱卫首都的精锐部队，警卫第三师在防空火力的配属方面同样居于全军前列，除了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团这三个主力机械化步兵团均配属有一个加强连的防空步兵之外，还有一个具有高机动性的独立防空团。但是此刻显然远水难解近渴。在完全失去制空权的情况下，侦察一连只能靠着那4名在北京吉普后座之上紧张的肩扛着“红缨”—5型单兵防空导弹的防空步兵来提供聊胜于无的掩护。

但是相对于空中的威胁而言，岳海波中尉事实上更担心来自行进道路两侧的伏击。他很清楚的知道虽然入侵者利用远程航空兵的优势，已经基本击溃了中国空军的防御能力。但是对于中国“三北”地区由防空雷达、对空导弹发射基地、指挥中枢和军用机场组成的数以千计乃至上万的目标而言，从开战的那一刻开始，苏联空军的打击任务便已经排满了，根本无暇来顾及他们这样一支小小的装甲车队。而道路两侧那些高低不平的建筑物上无数洞开的窗口随处都有可能埋伏着担任着外围警戒任务的苏联空降兵的狙击手。

“还是谨慎一些吧！毕竟我们此刻已经进入了战区！”对于连指导员司马骧焦急的心情，岳海波同样感同身受。毕竟在天空之中几乎没有停歇过的剧烈轰鸣声便仿佛是一面巨大战鼓那可怕的鼓点，提醒着每一个年轻的士兵：成百上千的入侵者通过那被撕裂的共和国空中长城，涌入他们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首都北京，甚至用他们肮脏的伞兵靴践踏着前那神圣的广场。

以苏联庞大航空工业从1975年开始每年以80架的速度移交给苏联空军航空运输司令部的伊尔—76型军用运输机来计算，每架飞抵北京上空的苏联空军军用运输机都具有一次性投送一个全副武装伞兵连的能力。而从刚才所有侦察一连都目睹的那一次空降来看，仅在警卫第三师第十三团的联络参谋杨远征所目测的范围之内，苏联人就至少已经在北京东郊上空空投了3个伞兵团以上的兵力。

虽然北京军区坐拥包括8个主力集团军及众多独立师、守备师在内的庞大守备兵力。这几个伞兵团的空降表面上可以说还不够塞牙缝的。但事实上北京大城区范围之内毕竟只有3个警卫师和武警部队在拱卫。而且其中无论是主力驻守于顺义区的警卫第三师还是丰台区的警卫第四师距离市区都还有一定的距离。仅仅依靠手中的轻武器去对抗拥有同样借助着降落伞抵达地面的伞兵战车、空降自行反坦克火炮等机械化装备的苏联“轻装”伞兵部队，无论警卫第一师和中央警卫团的同袍们是如何精锐、如何百里挑一的共和国精锐，都意味着将是一场恶战。

沿着朝阳路前进，越是接近市区零星的枪声和各种各样的爆炸声便越是稠密。身为一名已经在部队里待了八年的老兵，岳海波可以想象到那些枪声爆炸声背后的激烈攻防。苏联的伞兵部队可能正在全力围攻着袍泽们所坚守的那一栋栋对于共和国而言生死悠关的建筑物，而他们之间的对抗结果很可能就取决于谁能更快的获得增援。

但正因为如此岳海波才更要求自己的部队小心翼翼的向前推进，因为他相信苏联人同样清楚这一点，在全力围攻北京市区内的各大政府机关同时，必然会在中队可能驰援的道路之上布设陷阱以迟滞和消耗源源不断从各个驻地赶到的中国陆军重装部队，如果一味强调行军的进度，那么不仅很可能“欲速则不达”甚至会付出不必要的伤亡。而此刻每一名士兵的生命对于共和国的安危来说都是无比重要的。

“老岳……我看你谨慎过头了，你要知道如果中央领导机关……我们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你我都将会成为共和国的罪人。”越是接近北京市中心地域，来自空中的电子干扰对中方无线电通讯的干扰便越强烈。即便是在同一行进行列之中，岳海波所在装甲指挥车和连指导员司马骧所在的装甲运输车之间的无线电通讯也充满了“吱吱啦啦”的电子噪音。

经历过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军方对军事技术革命和武器系统的改进曾一度非常的敏感。在卫国战争之中，交战双方便曾大量的开创性的使用过各种有源干扰、无源干扰、电子欺骗的手段，在纳粹德国的技术优势面前，苏联红军曾经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强敌永远是战场之上最好的老师，在战争之中苏联军队逐渐建立起了符合自身军事思想的电子战系统，而这还不包括庞大的密码破译和信号保密机构和人员。而在二战之后，面对着比昔日的德国在电子战领域更为强悍的美国和北约，苏联军方更是不得不全力展开对未来战场电磁权的争夺。

苏联空军的大型轰炸机和运输机之上都安装有大量的电子战设备，所有战斗机上都安装有雷达警戒接受器，在实战中更加装有内部干扰器和干扰吊舱。当然在这个黄昏，整个三北地区的天空之中苏联空军的各型电子战机更是倾巢而动。掩护苏联前线航空兵突破中国国境的是大批的雅克—28E型电子战机。而在纵深突破的方向之上，伴随着苏联空军的运输机群，由军用运输机改装而成的安—12C型电子战机和远程航空兵的图—16J型远程电子战机则负责压制整个北京地区的防空系统和军用通讯。

“这样吧！我提议将全连编组成两个突击集群，我带领一排、二排先行突进，你带领三排和火力排压后……。”在一片电子噪音之中，那老搭档熟悉的声音此刻也变得模糊起来。而这个也正是岳海波所担心的。在现代化战争之中，快节奏的攻防转换已经令通讯系统成为了甚至比枪炮更为效的武器，无法即使将战场的情况传达到指挥中枢和友邻部队，那么在辽阔的战场之上再庞大的军团也可能处处受制，被敌各各击破。在过去的20分钟之中，一向枕戈待旦的警卫第三师第十三团竟没有一支部队跟上侦察一连的脚步事实上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

“司马……这个问题我想……。”虽然共事多年也深知司马骧的脾气，但是岳海波此刻还是想努力的说服对方。“老岳……你可以保留意见……或者……我们就召开战地党员小组会议决定。”连指导员司马骧的声音在无线电中显得异常的坚决。毫无疑问在“党指挥枪”的大原则面前，召开党员小组会议往往就意味着必须遵照连指导员的意思进行军事部署。

最终在朝阳路的大街之上，由一辆辆满载着步兵的63式履带装甲运输车组成装甲集群全速向西行驶而去。由半圆型护板组成的机枪塔上，机枪手们正神情严峻的注视着道路的两侧。因为在他们的履带前方已经出现了一朵朵随风起伏的白色降落伞，那显然是从天而降的侵略者们留下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