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美国陆军已经大量装备的“火神”20毫米自行高炮不仅炮手缺乏防护，更无法伴随地面重装部队行进，机动提供伴随保护。为此一款能够满足美国陆军要求的自行高射炮呼之欲出。对5种竞争方案进行分析、筛选之后，美国陆军和福特宇航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分别签订了研制合同。并最终选择了福特宇航公司的产品，并正式命名为M247型“约克中士”自行高炮。
按照原定计划，美国陆军到1988年将要购买618辆“约克中士”自行高炮，装备11个重型师和机械化步兵师，每个师将编制3个高炮连，每个连装备12辆“约克中士”自行高炮。然而，随着计划的实施，美国国会针对该计划的矛盾分歧日趋尖锐，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该计划毫无必要且极不划算。因为每辆“约克中士”自行高炮的采购单价已经达到其需要掩护的M1型主战坦克的3倍。
事实上从各方面来看“约克中士”自行高炮并不应该如此昂贵。毕竟其装甲底盘采用的是老旧的M48型坦克的底盘，而且自行高射炮理论上不需要出现在装甲对抗的最前线，所以原底盘上厚重的主装甲被取消，改换为只能防护轻武器和炮弹破片的轻型装甲。火炮方面“约克中士”使用的是瑞典博福斯公司的40毫米L70火炮。作为北约的制式武器，40毫米L70火炮有超过50个国家装备。也绝对谈不上是新奇产品。
即便是最为昂贵的火控系统，福特宇航公司选用的也是在F—16型战斗机上已经成熟的APG－66雷达的改进型。因此“约克中士”之所以昂贵的理由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福特宇航公司是一家以制造军用卫星为主营业务的企业，习惯了从五角大楼套取大量的拨款。可惜这一次他们低估了国会议员的智商。尽管身出利益共同体的美国陆军将领，甚至是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本人都亲自撰文为“约克中士”系统辩解。但是最终面对着苏联方面武装直升机以及反坦克导弹技术的快速发展，进展缓慢的“约克中士”系统前景日益黯淡起来。
当然已经在“约克中士”系统之中投资超过18亿美元的福特宇航公司并不甘心就此作罢。除了利用早已打点好的关系让美国陆军以680万美元的单价采购了已经生产出来的成品之外，福特宇航公司更积极的谋求将这款产品推销给与美国有着战略合作关系的海外用户。当然这一点并不容易，毕竟象美国陆军与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客户并不多。
因此1981年M247型“约克中士”自行高炮系统便出现在了威廉.佩里向中国所提出的“大武库”计划之中。在这一份由威廉.佩里和五角大楼里的另一些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所起草的“大武器库”方案中，美方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武器清单，涉及到空中早期预警系统、电子侦察机、空中加油机、大型运输机、高性能战斗机以及由“约克中士”系统和“爱国者”防空导弹共同组成的地面防空系统。
按照威廉.佩里的设想，美国可以以近乎无偿的方式，向中国提供现代化的军用武器装备并帮助中国建立一整套的早期电子侦察系统。这一系统将与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和五角大楼相连接，首先沿中苏边境部署在中国境内的E－3早期空中预警机，就可以将苏联腹地500公里内的一举一动，随时呈现在北约最高统帅的眼前。
当然所有的电子战机平时就交由中国空军保管与使用，这样莫斯科方面就没有理由对出现在中国上空的美制预警机做出反应。而在战时这些飞机将作为美军太平洋战区侦察和预警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样就使美国的作战基地从日本、韩国前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辽阔的疆域内。
同时美国人还将帮助中国改进和翻新其国防工业，包括在中国建立重型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工厂和储备基地。一旦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美国就不用把他们的重型装备从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本土运到亚洲地区，而是采用C－141大型运输机，甚至波音747这样的民用客机，将成千上万的士兵在最短的时间内运送到中国。
轻装而来的美军士兵直接驾驶着储备在沈阳、北京、太原、西安、武汉和上海等地区由中国士兵看守的大型武器装备投入对苏作战。当然在此之前，已经在上述地区建立了这些武器装备的组装和维修基地。这样就不用担心作战部队的后勤补给问题。而使用美制武器的中队也可以顺利的与美队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在美国人的指挥下参与对前苏联的军事行动。
交付给中国的空中加油机首先以上海和青岛为基地，为美军的作战飞机进行不间断的空中加油，使之在战时可直接从日本或韩国的基地甚至美国本土飞往战区。在进入中国领空后，美军歼击机还将获得沿黄河以及长江一线部署的空中加油机基地所提供的支援。而在这一线建立的大型空军基地也将对美军开放，这些基地将是按照北约标准修建而成的。
与此同时美国还将向中国的飞机和武器制造厂发放生产许可证，以使他们按照美国的标准生产美制作战飞机和武器装备。这样当美军飞机抵达中国本土后将不用担心后勤和补给问题。遭受战损的飞机也可以获得最快速度的支援，而不用再将飞机送回到日本或美国本土修理。这无疑将有效扩大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作战能力和攻击范围。对于这一点美国是有丰富经验的，威廉.佩里特别指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就是利用在中国的基地对日本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轰炸，并取得相当的战果。
对于“大武库”计划中国方面的态度在华盛顿看来只能用暧昧来形容。一方面中国方面接受了美国方面第一批F－16“隼”型战斗机和包括AH－1“眼镜蛇”武装直升机在内的军用直升机的馈赠。并在四川成都的飞机制造厂和位于江西的昌河直升机生产基地，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一整套的飞机和发动机组装生产线。这一点上面令美国政府很欣慰。
毕竟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以上两个生产基地距离中苏边境比较远，有足够的战略缓冲地带。这样美国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他们的现代化飞机生产线部署在这一地区。在美国帮助下建立的航空工业中心不但将为中国空军服务，还将成为美国空军的大型零备件生产供应基地。这样美队就可以在苏联的南翼，构建一条坚固而可靠的前进基地，并从这里连接巴基斯坦到土耳其再延伸至欧洲形成对前苏联的战略包围圈。
但是后续的谈判却显得举步为艰，首先中国空军并不满足于仅仅拥有F－16“隼”型战斗机，他们向美国提出了F－14的采购需求，甚至提出在中国国内建立相关配套工厂的要求。而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似乎拥有充足的理由。毕竟美国政府从1980年开始就通过“和平之鹰”计划向南日本输出F—15J战斗机，由三菱重工公司负责在南日本本土组装生产单座的F－15J型战斗机和双座的F－15DJ战斗教练机。拥有远比南日本更为辽阔空域的中国没有理由只武装F－16“隼”型战斗机。
这一点令华盛顿方面很是被动。因为在他们的计划之中，提供给中国空军F－16“隼”型战斗机的主要目的之是保护为美国人提供情报的空中预警机和设置在中国境内武器储备基地，使之免于前苏联的空中打击。尤其在美军将他们的士兵大规模空运中国的时候，这些F－16将为保护美国运输机而在中苏边境建立一道“猎隼走廊”。这样美国既保证了自身的安全和需要，也间接限制中国空军的实力。而类似F－16一类的轻型作战飞机，也无法对台湾造成严重威胁。从一开始在佩里设计的这套方案中，不但考虑到如何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与力量，也考虑到了如何有效限制中国的实力发展。
而关于F—14是否引进中国的问题所衍生出来的自然就是在中国本土建立美国陆军的重型坦克和各型火炮的工厂和储备基地的争论。中国方面明确表示包括主战坦克、自行火炮乃至地面防空系统，中国均拥有完整的研制和生产体系，美国方面根本不需要提供相关的产品，只要给予技术方面的支持便足以令中国陆军在短时间之内脱胎换骨。同时中国方面还质疑那些将在战时赶赴中国的美国士兵的地面战能力。一位曾经参与过朝鲜战争的中国将军甚至不无讽刺的说：“如果我们的士兵都无法挡住苏联人，美人恐怕只能是一群运输机送来的俘虏。”
最终在经过了几轮谈判之后，美国方面不得不作出大范围的让步，提出“武库计划2.0”方案。这倒不是表明美国方面认可中方的说法，而是华盛顿很快便察觉到中国正从欧洲获得他们所需的地面装备技术。英国和意大利的武器生产商正在利用美国人的固执，从中国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根据“武库计划2.0”方案美国在地面武器方面将仅仅以技术输出的方式向中国提供零配件，而其中便包括向中国提供“约克中士”自行高炮的雷达火控系统，帮助中国陆军改进其80式57毫米自行高炮的命中率。
借由“约克中士”自行高炮的雷达火控系统改进而成的中国陆军57毫米自型高炮被称为80—1型。其外型在平时与其早期型区别并不大，因为安装在炮塔顶部的火控雷达的搜索天线和跟踪天线，在不工作时全部折叠到炮塔后部，便于检修和降低行军高度。加上80—1型自行高炮仅仅列装了象坦克6师这样的少数试点单位，因此在战前苏联方面对此知之甚少。
此时在北京西北郊区的战场之上，隶属于坦克6师第24团防空营的80—1型自行高炮的炮塔之内，搜索雷达不断向炮手们发出警报。而新型跟踪雷达正自动锁定优先选定的目标，并精确跟踪。当炮长适当按压右手控制柄上的姆指开关时，炮塔即自动转向选定目标。同时，火控系统自动为火炮装定射击诸元，选择最佳弹种并计算所需发射数目。
面对着中国陆军新型的防空利器，鲁茨科伊上校无心冒险，他迅速调转战机脱离对方的火力圈，飞向北方。而就在残存的2架苏—25T逐渐远去的同时。坦克6师第24团防空营的雷达屏幕上又出现2个从南方飞来的空中目标。“是自己人！我们的空军……”搜索雷达检测到的目标立即由敌我识别装置进行询问，很快紧张的炮塔之内一片欢呼之声。
“终于抵达北京了！”在一片黑暗的座舱之中，飞行员多少有些疲惫的叹息道。此刻在坦克6师第24团的上空，从芜湖方面赶来支援的2架F—16A型战斗机正在赵杰钦和刘庆征的驾御之下，翱翔在笼罩于战火之中的首都天空。作为一款主要担负浅纵深空中遮断任务、近距空中支援和进攻性反航空兵作战的轻型战斗机，F—16A型的在执行作战任务时，一般都需要转场至前沿基地，随后再深入至敌领空进行作战。因此在接受第一批F—16A型战斗机之后，驻守在芜湖的中国空军第三战斗机联队第九中队便曾进行过大范围的战场机动训练。
凭心而论，F—16A型的作战半径之大一度出乎所有中国空军飞行员的预计，由于发动机的耗油率较低，因此在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之下，F—16A型战斗机航程达到1825公里，而在悬挂3个副油箱时的最大转场航程可以达到3800公里左右。几乎是中国空军现役最先进轻型战斗机—歼—7II型的两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F—16A型战斗机便可以象F—14、F—15那样长途奔袭，在执行截击任务时F—16A的作战半径也仅仅是可超过900公里而已，而在赵杰钦和刘庆征的战机此刻所执行的空中巡逻任务之下，F—16A型的作战半径更只有700公里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将F—16A型战斗机从芜湖飞到1200公里之外北京的上空，将很可能是一次单程的飞行。
但是此刻没有人会去考虑这些，在赵杰钦和刘庆征的眼中，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便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祖国的天空，哪怕是付出自己的生命。因为就在2个小时之前，他们曾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战友用同样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当被五角大楼称之为AS－15“肯特”的KH—55A型远程亚音速空射巡航导弹向芜湖空军基地袭来之时，赵杰钦和刘庆征曾一度感到了绝望。因为他们所驾御的战斗机无力去阻止毁灭的降临。而此时从上海方面赶来的空军上海基地第一独立中队的F—14型战斗机出现在了战场的上空。对于中国空军能否获得F—14A型战斗机这一点，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中美两国空军的高层都并不抱以乐观的态度。
因为虽然有伊朗的先例，但是在美国政府看来伊朗帝国能够买到在当时还属美国保密机种的F－14，在国际政治中算是“事故”。何况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当时有的是用出口石油换来的真金白银，正是伊朗银行团贷给格鲁曼公司7500万美金供其周转才使得这家老牌军火商度过了70年代通货膨胀的危机，
而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却并不让人乐观。尽管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着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由于片面追求高指标和过大的建设规模，物资、财政都平衡不下来，留下很大的缺口。因此要想中国政府象伊朗政府那样拿出几亿美元采购新型战斗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即便是在“武库计划2.0”之中，美国方面也希望中国空军将提升远程拦截能力的希望更多的寄托在正在启动的“和平典范”计划之中。
但是很快无情的现实便令美国政府收起了最初的幻想。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苏联空军便开始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部署远程航空兵所属的集团军部队。而苏联空军的米格—25R型超音速侦察机在中苏边境地区的活动也日益猖獗。虽然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大多数时候米格—25R型超音速侦察机的航线都是紧贴着中苏边境飞行。但是安装在其机身头部的倾斜相机仍可以窥测到中国一侧的防御纵深情况。
当然真正触动华盛顿神经的还是自1979年以来莫斯科和台北方面关系的升温。事实上自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以来，台湾问题便成为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与的重要手段。早在1963年由苏联等国主持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时，苏联便同意把台湾作为“主权国家”，要它在条约上签字。
1965年苏联在南日本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更特以邀请台湾有关人员出席。之后，苏联的外交人员、新闻记者与台湾的同行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越来越多。苏联国内许多刊物上经常刊登台湾的“国旗”，称蒋介石为“总统”。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进一步考虑拉拢曾标榜誓死“**抗俄”的台湾共同的可能性，并设想最终把台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它拼凑的“亚洲集体安全”的战略计划的重要环节。
尽管由于苏联内部的反对声浪，联台之事曾一再搁置。但是随着1969年3月珍宝岛冲突的爆发，莫斯科方面开始正式重新将台湾地区作为自己包围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战略盟友。尽管最初莫斯科仅仅是向台湾保证：“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纯属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但如果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北京。”但是很快随着双方“特使”的不断密集会晤，苏联与台湾地区的接触迅速进入了情报交换和军事合作的领域。
由台湾地区派出“贸易商”频繁往来于莫斯科和台北，同时台北也指定一些领事馆向莫斯科传递自己所收集的情报。而关于军事合作和军火交易，台湾地区方面希望：“如一旦大陆发生大变，或登大陆等等，苏联如何支持我们须事先有所计划。如关于利用苏联基地、我方需要军火接济之各点、武器种类、情报交换等等。”苏联政府则表示：台方所需军火尽可提出并开列名单及交货地点。并声称“将来如台动手时，苏联不怕制造边疆之事件以应合之”、“中苏边境苏联部署有重兵，如海参崴发生威胁，莫斯科将会全力出击。”
但是这种交往在蒋介石时代虽然热烈，但大多停留于形式之上，毕竟蒋中正一生与苏联接触甚多，深知莫斯科的反复无情。他之所以与虎谋皮，无非是借以向美国施压，同时谋求苏联从北方牵制中国而已。何况退守海岛以来台湾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反对联苏的声音也很强大。一旦投入莫斯科的怀抱，蒋介石必须承担被美国换马的风险。而这种可能实上在退守台湾的“孙立人”案中便已是一片刀光剑影了。
但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台湾地区顿时成为会成为弃子之感。岛内舆论喧哗，几乎有末日来临之感。随后美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当局，结束双方的所谓“外交关系”，1980年1月1日起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全部军事人员，从此以后，美国只同台湾保持没有外交关系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关系”。
尽管蒋介石在慈湖逝世之前留下“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箴言，但是在他的接班人—蒋经国看来这却无非是自欺欺人而已。因为此时的经济上，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使台湾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历史，台湾经济发展速度已明显趋缓，与此同时岛内反对势力迅速壮大，并开始向国民党发出挑战，在1977年和1979年连续发生了“中坜事件”和的“美丽岛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外联苏俄，内推革新”便成了台北方面唯一的出路。
1973年2月17日，香港《南华早报》便发表的一则消息，宣称：“一旦美国承认北京，国民党政变将把他们的一个或数个沿海岛屿，诸如澎湖列岛租借给苏联，以作为同莫斯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换条件。”尽管**防部发言人当晚发表“避谣”声明，但是仅仅在不到2个月之后，苏联海军远东红旗太平洋舰队便穿越台湾海峡，这一行动表面上看是为了侦察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防卫能力，但是更多的是在美国第7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之后，为台湾地区的海上安全进行背书。
此后美国海军虽然1975年7月中旬和台湾地区海军联合举行了代号为“猎鲨”的军事演习。但是这小小的橄榄枝毕竟无法与中美之间日益热烈的经济、军事合作相比。就在华盛顿向中国政府提出“大武库”计划，，F—16A型战斗机正式进入中国空军装备序列的同时，华盛顿方面却拒绝了向台湾提供同类型产品的要求。
事实上在向中国提供F－16A型战斗机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曾向北京提出过向台湾出售同型号战机，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之后，又提出向台湾出售各方面性能都低于F－16A型战斗机的F—5G的提议。作为台湾空军大量装备的F－5型战斗机的改进型，美国方面为了避免刺激中国方面敏感的神经，甚至并没有使用其正式的空军编号F－20“虎鲨”。但中国领导人依旧表示：主权问题，是不能拿来做交换的。
面对着逐渐失衡的海峡天空，台湾方面不得不向苏联需求帮助。而莫斯科方面竟也对此大开绿灯，从1982年起以参加台湾商展的名义，开始以每次2架的速度，把苏联空军最为新锐苏—27型战斗机装在大型运输机之中，以“载运参展商品”的名义，直飞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再密运到台翔公司组装。而一瞒天过海的手段，最终无法骗过中国和美国的情报系统。
美国方面对台湾迅速以假想敌中队名义将苏—27型战斗机列装空军的名义固然愤慨，但是一时却也无可奈何，毕竟随着美队的撤离，华盛顿对台北的控制能力正在逐步降低。而在这一危险信号的背后，五角大楼迫切感觉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海军的优势将很快不复存在。
根据相关兵棋推演，一旦中苏或美苏在西太平洋进入战争状态，倒向苏联的台湾将会成为莫斯科“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空军以及战时以台湾为基地的苏联空军所装备苏—27型战斗机将直接威胁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及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安全。而唯一的应对策略便只能是向中国提供足以压制苏—27的重型战斗机，因此第一批F—14A型战斗机迅速进入了中国空军位于上海的基地。
一般认为中国空军陆续接收首批24架F—14A型战斗机来自于伊朗政府当年向格鲁曼公司订购的第三批产品。在1974年1月伊朗政府便与格鲁曼签订首批30架F－14A的合约，随后1975年又追加了第二批50架。其中除了一架留在美国作为实验机其余79架于1978年便已经全部交付伊朗空军。
不过在1977年巴列维国王庆祝王室五十周年纪念之时，为了警告苏联人，国王命令伊朗空军进行F—14A型战斗机打靶表演。结果自然不负所望，伊朗空军的一架F－14使用“不死鸟”导弹击落了一架在15000米高空的靶机。苏联政府在接到这个暗示后撤出了部署在伊朗北部“库尔德人民共和国”的米格—25R型侦察机。
巴列维国王顿时龙心大悦，于是同年伊朗政府决定再定购70架F－14，价值9亿美元。但是因为格鲁曼公司当时正忙于生产头两批的伊朗F－14，且伊朗政局极端不稳定而未签订合同。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以巴列维国王好大喜攻的个性，已经在1976年到1979年4月间，伊朗空军在训练中连续损失了三架F—14A型战斗机的情况来看，伊朗方面很可能已经向格鲁曼公司支付了预付款，格鲁曼公司方面也很可能在1979年1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前便已经在进行第三批伊朗所订购的战机生产了。
这一猜测也很快在中国空军所装备的F—14A型战斗机的外型上得到了佐证。尽管中国空军所装备的型号起落架与着舰钩系统并没改动，保留了全部舰上操作能力。但是外观上和伊朗空军所装备的F—14一样除去了空中加油探头的整流蒙皮。而由此引发的探讨是中国空军所拥有F—14A型战斗机也和伊朗的同类型产品一样，内部的AWG－9雷达与AIM－54“不死鸟”导弹系统、ECM电子战系统降低档次，均大大缩水。
不知道是否是由于这一原因，在第一波针对扑向芜湖空军基地的KH—55A型远程亚音速空射巡航导弹拦截过程之中，中国空军的2架F—14A型战斗机所发射的8枚AIM－54“不死鸟”导弹仅有4枚命中目标。仍有一半以上的巡航导弹按照预定的轨迹向前飞行着。而随后进行的第二轮拦截射击之中，已经启动地形跟踪系统用于末段攻击的巡航导弹突然提高了速度，尽管中国空军的F—14A型战斗机打出了所携带的所有远程空对空导弹，但仍有一枚KH—55A型巡航导弹以1马赫以上的速度径直扑向芜湖空军基地的跑道。
中国空军基地共同的弱点在于机场结构单一。多为传统的单跑道，长期以来基础建设的落后使得中国至今没有建立于四面放射状态的跑道结构。因此即便驻扎F—16A型战斗机的芜湖空军基地也仅一条跑道。同时由于经费的限制已经战备思维的差异，中国空军更偏爱于依托山体的战备机库，芜湖空军基地至今也仅仅为F—16A型战斗机修建了玻璃钢结构的机棚。而其他的国产战机更是暴露在跑道两侧的停机坪上，所以无论这枚巡航导弹携带的是用于破坏跑道的单弹头战斗部还是用于攻击集群目标的子母弹头，一旦命中都将给芜湖空军基地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但就在电光火石的刹那之间，一架歼—7II型战斗机从侧面飞来，用自己的机身挡在了那枚巡航导弹的航线之上……。“901、945号双机编队，这里是091……”此时无线电传来部队最高首长的声音。“现在祖国各地均遭到了敌人有预谋的袭击，基地决定你们编队立即取消预定训练任务……飞赴北京，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一任务。”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们有信心。”此时所有的顾虑和担忧都已经融化在那被巨大火球点亮的夜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