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约组织之中第一次在远东参战的部队，身为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指挥官—克劳斯.洛伦茨上校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尽管不是第一次担负这样深入敌后的作战任务—事实上克劳斯上校已经在民主德国人民军中服役20年了，正是他和当年的那些同僚身着着便衣越过东、西方在古老德意志中心地带建立的战线，将联邦德国的热血青年所急需的武器和作战技能传承到他们手中。

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克劳斯上校深知普通民众对战局发展的深远影响。在联邦德国那场血腥的内战之中，西方世界总是将科隆政权最终崩溃归咎于以莫斯科为首的阵营对联邦德国不遗余力的颠覆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软弱和其所奉行的绥靖政策。不过对于亲身经历过那场德意志民族重新崛起的血腥内战的当事人而言，克劳斯上校却有着自己的见解。

应该说克劳斯上校是少数对源于中国的**军事思想有深刻理解的华约军人之一。在他看来尽管科技的发展早已令核武器成为了鲁登道夫所提出的总体战的终结者。但是并非所有的战争都是一场双方孤注一掷的末日对决。在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天平没有出现完全的倾斜之前，克劳斯上校相信类似发生在自己祖国那样的局部战争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而在那些战场之上，民众的倒向往往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在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于位于辽阔俄罗斯中南部的新西伯利亚空军基地起飞之前，事实上克劳斯上校和他的大部分部下已经获知了战争爆发的消息已经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不过通过莫斯科的宣传机器所传来的消息是在一度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中国内部，无数不满政府倒行逆施的民众已经揭竿而起，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浪潮，作为全世界无产者的大本营，华约组织有义务向那些挺身而出的革命者伸出援手。

应该说包括克劳斯上校在内的很多人最初都天真的相信了这一说法，毕竟在中苏决裂之后的几十年里，莫斯科和柏林对中国政府的表述始终是负面的，从“斯大林主义的集权和残酷”到“丧心病狂的民族主义者”，而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不断升温又出现了“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的桥头堡和帮凶”这样的新称谓，不过在这些负面宣传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又往往鼓吹一番他们与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以及中国大陆的普通民众“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在这样的宣传口径之下，绝大多数空降在北京的苏联和华约组织的官兵最初都不会将自己定义为侵略者，他们甚至还怀着一份崇高的情操期待着中国人民用箪食壶浆来欢迎自己的解放。

但是随着他们的双脚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的情绪很快便陷入了空前的落差之中。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的主登陆场与苏联第76近卫空降师第104伞兵团的登陆场实际上是相叠加的。这直接导致了搭乘民主德国人民军空军第44“阿图尔·皮克”运输航空兵师机群飞抵北京的德国伞兵在战场上空盘旋了20分钟之久。

民主德国人民军空军第44“阿图尔·皮克”运输航空兵师组建于1957年，它的名字来自于民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总经理、首任总统威廉·皮克之子。不过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支空中运输部队都仅有1个大队的编制，直到70年代中期也仅装备可怜的2架伊尔－62运输机、5架图－134A运输机、1架图－154运输机和6架米－8S直升机。

但是两德的统一，却给了民主德国的航空工业以新的转机。随着内战的结束，联邦德国的四大航空工业集团除与荷兰合作的跨国公司—联合航空技术－福克公司之外全部被收归国有。民主德国一跃成为了足以与法国、意大利比肩的欧洲航空强国。到70年代末，民主德国不仅已经可以在国内仿造苏联最为先进的一线战斗机，甚至还拥有了华约组织内部唯一的一条伊尔—76军用运输机的生产线。

有了强大航空工业的支持，民主德国空军的规模迅速得以扩充。除了原有的3个防空师（最初命名为“航空兵师”，后更名“歼击航空兵师”，但最终还是定名为“防空师”）扩编为防空集团军外，组建于1981年12月的前线航空兵和运输航空兵力量司令部更迅速将手中原来组织松散、规模较小的几个特种兵大队都扩充为航空兵师。

当然在两德统一的过程中，联邦德国原先独自自主的发展模式也遭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粗暴干涉。不仅与英、意合作研制的“狂风”战斗机惨遭腰斩，连于法、英、荷兰及西班牙联合研制的“空中客车”A300B客机，与南日本合作研制的BK117直升机，与荷兰共同研制生产VFW－614短程客机等民用机型的相关项目也纷纷下马，唯一得以保留的国际合作项目是同样经历了与“鲜花革命”的法国联合研制的“阿尔法喷气”高级教练机，当然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项目在内战结束前已经接近完成，而苏联方面在这个领域本身也没有太好的机型可以提供给盟国（除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IL—39“信天翁”）。

在苏联第76近卫空降师第104伞兵团成功完成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空降行动之中，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才获准进入战区。在克劳斯上校看来，在北京上空盘旋的20分钟无疑是他生命中最为漫长的一段经历，好在中队在北京城区内没有部署太多的防空武器，才最终令滞留在空中的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可以奇迹般的继续毫发无伤。

不过空降过程本身并不是那么的顺利，由于苏联第104伞兵团的大量重型装备和补给品还滞留在空降场内，来自德国的伞兵们花了相对漫长的时间才最终重新收拢起来。和部下们一样依靠着降落伞着陆于古老北京的克劳斯上校第一时间对眼前陌生的场景无疑空前的担忧和恐惧。

可以容纳8万观众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内此刻杂乱无章的挤满了两个伞兵团的各型车辆和火炮。在各种口令和尖锐的哨子声中，一队队神情紧张却又不免有些恍惚的苏、德两国伞兵正宛如没头苍蝇一般的到处乱窜。在这么狭小的区域内堆积这么多的部队，克劳斯上校或许只能用疯狂和愚蠢来形容这次行动的组织者。因为只要对手可以组织一个炮兵连的火力来对这里展开炮击，那么就可以轻易的打残两个伞兵团。

“中国人不会这么作的，因为他们知道炮弹不长眼睛！”对于克劳斯上校的担忧，苏联第76空降师第104团第2营营长巴彼切夫中校显现出了一个斯拉夫人所特有的满不在乎。因为北京工人体育场在日坛公园一样都比邻着北京城内的使领馆区，在这个敏感的地带之上，中队只能是“瓷器店里逮耗子—投鼠忌器”。而在两个空降团的兵力还在收拢的过程之中，克劳斯上校便得到了来自伊尔库茨克的苏联远东空降集团军司令部的命令。他的部队被配属给苏联第76近卫空降师，在该师的统一指挥之下，协同第104伞兵团，首先稳固登陆场，随后向南发展，与日坛公园方向第106近卫空降师所属的第119伞兵团建立联系。

“师部研究决定，你部应迅速组织有力之一部（不少于2个营的兵力）配合第104团第2营编组成一个战斗群全力打击控制朝阳门外大街的中队侧翼，策应第119伞兵团于芳草地一线建立防线。掩护第119伞兵团的北翼。”接到来自苏联第76近卫空降师师部的命令之后，克劳斯上校并没有太过迟疑。亲自率领已经完成部队收拢工作的第40和第41空中突击营协同苏联空降兵第104伞兵团第2营投入战斗。

而作为北京工人体育场地区的实际最高指挥官苏联第104伞兵团团长沃罗比约夫上校对于来自华约组织的同僚也表现出了足够的敬意，在简单的磋商之后，他主动提出将第2营归入克劳斯上校的指挥之下，也就是向南展开进攻的3个伞兵营将统一于克劳斯上校的步调之下。当然沃罗比约夫上校肩上的担子也并不轻松。除了协助第119伞兵团解围之外，他还要抽调出2个营的兵力，迅速夺取朝阳门、东直门一线，而在此刻复杂的战场环境之下，他还并不清楚这处战略枢纽的实际情况。

午夜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东路的大街之上，由于全城已经实行了灯火管制而一片漆黑。一辆辆满载着苏、德两国伞兵的各型伞兵战斗车辆正顺序从北京工人体育场周遍的停车场内驶出，在他们行进的方向两侧的街道上之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早已端起了手中的照相机，准备记录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而这些照片无疑都将成为明天人们手中报纸的头条。而在比邻着大街的一栋漆黑的民居之内，一支仿制的苏联SVD狙击枪的瞄准镜正紧紧跟随着坐在领头的乌阿斯－469吉普车前排位置的克劳斯。

站在窗口全神贯注的狙击手身旁，2名分别手持着81式自动步枪和班用机枪的战士正依在房间两侧墙壁上屏住呼吸，感受着窗外一辆又一辆苏联BMD系列空降步兵战车隆隆碾过马路时的微微震颤，而他们的目光全部集中在此刻正蹲在房间中心位置怀抱着无线电电台低声向几个街区之外的连长报告着的通讯员。“连长……他们出来了……”。

有些模糊不清的声线在岳海波的耳边低沉的传来。“继续观察……”坐在自己的装甲指挥车内，岳海波同样刻意压低着声线回答道，在结束通讯之前，他还是补了一句：“注意安全！”。从位于朝阳管庄的驻地出发，岳海波所率领的中国陆军警卫第3师第13团侦察1连已经连续作战了近6个小时了，在这6个小时之中，侦察1连沿着朝阳路和朝阳门外大街连续突击，先后突破了苏联伞兵的4道阻击线，成功夺取了朝阳路、朝阳门外大街和关帝店北街的三岔路口。为后续部队控制朝阳门外大街，对日坛方向形成合围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之中，侦察1连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累计战斗减员87人包括连指导员司马骧。也就是说战前以1个加强连的兵力投入战斗的侦察1连已经减员超过三分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不能再被视为战斗力量。但是此刻不利的战局，却要求侦察1连继续留在战场之上。

在苏联第二波次空降部队抵达之前，中国陆军警卫第3师方面的发展相对比较顺利。警卫第3师除最早抵达战场的第13团沿建国门外大街不断向西推进外。驻守通县和怀柔的第12团和第11团也先后赶赴战场。因此警卫第3师师部曾雄心勃勃的计划集中3个主力团于日坛公园方向一举吃掉苏联苏联空降兵第119伞兵团。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尽管第12团成功沿着东大桥路一线展开，从东边不断压缩苏联空降兵的防线。但是担负迂回包抄任务的第11团却在开进过程中遭到苏联空军的密集火力压制，不但遭遇重大伤亡，还极大的延误了进攻时间。到苏联方面第二波次空降部队抵达战场之时，第11团除少数小股突击部队，团主力刚刚抵达酒仙桥一线。原定该团第11团由日坛公园北侧的工人体育场北路、朝阳门外大街突击前进的计划显然已经成为了泡影。

此刻在朝阳门外大街的战场之上，只有第12团的1个营又1个侦察连的兵力正在与苏联第119伞兵团第1营展开反复拉锯。可以说警卫第3师对日坛方向的三面合围尽管已经形成，但是北翼却并不稳固，而为了不让上级领导担心，已经抵达六里屯的警卫第3师师部事实上并没有将战场的实际情况向上汇报，依旧报告说全师3个主力团已经合围苏联空降兵第119近卫伞兵团。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令警卫第3师在战后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

苏联第二波次空降部队在空中飞行的过程之中，事实上第13团团长刘天年便已经向师部提出苏联后续部队可能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一线空降的可能和危险性。但是当时警卫第3师师一级领导认为当下以2个团的兵力吃掉苏联第119近卫伞兵团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不宜再分散兵力去控制工人体育场一线，何况第11团正在向东直门一线挺进，如果苏联方面在工人体育场再空投一个师恰好又处于警卫第3师2个团的进攻轴线之上，警卫第3师只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完全可以再吃掉对手的这一颗孤子。

正是源于这样托大的想法，令警卫第3师错失了扼守登陆场，阻击苏联后续空降部队的可能，更令北京中心城区以东的战局陡然再度恶化。此刻在克劳斯上校麾下3个营的伞兵面前，中队在朝阳门外大街仅有不足2个营的兵力。一旦朝阳门外大街的控制权再度易手，那么不仅吃掉苏联第119近卫伞兵团徒成画饼，警卫第3师支援中心城区的道路也将被再度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