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内蒙古庶区而言，商都反击战失利加上察哈尔右翼后旗一线撤退过程中后卫部队的损失。军区在这一战区的主要机动兵力—独立师和独立坦克团基本已经无力再战。其中军区独立师参战的2个主力团均伤亡过半。而独立坦克团在苏联陆军武装直升机的追猎之下更是战损严重，全团参战时的仅有25辆坦克撤回到了集宁一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内蒙古军分区在不抽调包头方面守备部队的情况下，理论上维持集宁一线的防御都颇为艰难，根本就无力展开反击。但是在中央军委下达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军管命令的同时，改组为华北战区司令部的北京军区也下达了组建内蒙前线指挥部的命令。内蒙古庶区司令柴雄除了身兼内蒙古军管会主任之外，还被任命为华北战区内蒙前线指挥部副总指挥。
同时被任命为这个战区指挥机构副总指挥的还有中国陆军第69集团军司令余鸿宾。从这一任命上便不难看出华北战区司令部已经将驻守山西大同的第69集团军纳入了内蒙战线之中。如果从中国陆军编制中曾经存在的70个军中挑选出历程最为曲折和传奇的，第69集团军或许可以说是当仁不让。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第69军。
第一个第69军存在的时间之短已经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国陆军的记录了。从1949年1月根据**中央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授予番号开始到1949年3月21日撤消为止，前后不到2个月，不仅部队尚未整编，甚至连军部都未来得及组建就已经消失了。但是这支部队在未整编之前却可以说是战功赫赫。作为由晋察冀军区所属冀中军区独立第第第11军分区各一部组建而成的华北军区野战军第7纵队，自1947年11月29日成立以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先后参加了保定外围作战，平保铁路破袭战、阻击国民党军偷袭石家庄、解放保定以及声势浩大的平津战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不仅确实有部队、有一定战功，而且还确实计划有番号的部队突然就被撤消了的确令人费解。不过好在还没有举行番号授予及成立大会就已经撤消，可能连部队的战士还未知道自己曾经是第69军的一员。
而此刻加入内蒙战区的第69集团军则可以说是中国陆军之中最为特殊的一支。与众多根本苗正的同僚相比，他的历史或许谈不上光荣但却同样辉煌。岁月无法因为他来自于一个不同的阵营而抹去其身上的峥嵘。尽管已经很少有人还了解他那些远去，就如同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还知道今天的内蒙古省会呼和浩特在1954年之前曾有过另一个名字—归绥以及同样以之为中心的另一个行政板块—绥远省。
最为民国时期塞北四省（其他三者为：热河、察哈尔、宁夏）之中居于核心位置的绥远，在明清两朝都是中原帝国北部边防的重心之一。但是在民国初年由于兵火战乱加上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最终令昔日牧歌声声、客商云集的草原枢纽陷入了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窘境。而这一情况直到1931年晋系军阀名将—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省主席之后才得以有个根本性的改观。
在接任绥远省主席后，傅作义鉴于当地连年动乱，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向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移民、实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案，在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消解匪患，整顿税收、金融，疏浚河渠，发展工农业生产之后。在短短几年内，绥远面貌大为改观。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时，绥远省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财政税收增加，库存现金84万元，白银210万两，部队相应的装备和给养也有了改善，为绥远抗战准备了条件。
在抗日战争之中，傅作义率领所部在抗日战场上转战18000余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290多次，屡立战功，一度成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中间力量。而在战场上纵横驰骋之余，傅作义还着手对绥省政治、经济进行若干改革。除了创建军耕农场，开展屯田运动。促进当地生产发展，繁荣河套经济之外，这位名将还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统一调配军工、民工。修建干渠达1700里，支渠超过1万里，水浇地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令绥远一时有“塞上江南”的美称。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位宿将解甲归田，出任第一任水利部部长也算是时至名归。
傅作义主政绥远几年间，凡到过河套地区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这一点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业绩。也正因为傅作义这番“上马统军、下马理民”的丰功伟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傅作义便被蒋介石视为柱梁，统一指挥晋、察、冀、热、绥五庶事，成为权倾一时的“华北王”。但是此刻对于加入反人民内战，傅作义麾下各部无一不士气低落，充斥着厌战、避战情绪。而傅作义虽然效法中国**，在北平近郊进行土地改革和“二五减租”，号召部下“为人民服务”。但是，企图在不根本变更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下，用这些改良办法来收拾人心挽救国民党的军事颓势，最终残酷的现实被证明也只是徒劳。
在人心向背面前，傅作义在中国**统战政策感召下，在北平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毅然选择和平道路，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受到北平200万人民的赞颂，也受到20多万所属官兵的拥护。而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更积极为绥远的和平解放而努力。
在傅作义前往北平就任所谓“华北剿总司令”之前，便将绥远省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其心腹爱将—董其武。作为一名从军阀混战中逐渐崛起的旧军人，傅作义的内心深处还残留着武装割据的“地盘”思想。因此虽然手握整个华北的军事指挥权，但是其嫡系精锐还是留在了绥远。而在整个解放战争的过程之中，华北军区野战军虽然在各地催城拔寨，但是在绥远一线却始终处于反复拉锯之中，直到绥远和平解放，董其武麾下依旧有16个师、旅级作战单位，加上从各地陆续撤到绥远的国民党残部，总兵力不下10万之众。
作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董其武虽心向和平，但要梳理自己部队内部的各种情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董其武所部，中国**人采用了先停战、再通商，最终系统改编的“绥远模式”。而绥远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完成改编的时间一直延续到了1950年的第23兵团，董其武在部队完成改编之后便率军奔赴朝鲜战场。
而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第23兵团更被作为保卫首都的主要力量，改编为第69军驻防北京的南大门—保定。更可以说是中央军委对这支部队的信任和肯定。可以说第38集团军“御林军”的头衔不过是19第第69集团军从河北进入山西，除了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之外，其背后也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在中苏交恶，战争一触即发的大背景之下。60年代中期中国陆军在三北地区的国防战略是巩固内蒙到山西一线，因此驻守保定的第69军和素有“华北军区老大哥”、长期担任战备任务的第63军一起移防山西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三北地区战备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进入山西的第69军却与内蒙古军区长期以来都有些“不对付”。
在70年代的对苏战备高峰时期，内蒙古军区和第第一线，第69军的军部在大同，其所辖的3个师配置在集宁大同一线，归其指挥的北京军区守备第一师更深入内蒙化德县至土牧尔台一带，因此第69军可以说是内蒙古军区翼侧最近最可靠的友军,双方团结协作，两者携手保证了战区前线的稳定。
但是双方之间却始终有些疙疙瘩瘩，矛盾的起因无外乎两点，内蒙古军区原是西北野战军第8军改编而成，其前身就是绥蒙军区。在解放战争中和傅作义的部队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没少交过手，其中大同、集宁战役，西北野战军更是和傅作义的部队杀得天昏地暗。此时面对这支成建制保留下来的“老对手”心里肯定不服气。其二是内蒙军管解除后，第第65军的部队都撤出内蒙返回原防，就是第69军没有走，还接管了内蒙锡盟及乌盟部分的防务，也令内蒙军区颇有芒刺在背之感。
而这种情绪不仅蔓延到了基层士兵，甚至连内蒙军区大院的家属孩子们中都有反映，每次和第69军的篮球比赛，双方一有小磨擦，孩子们就起哄、撒纸片、放二踢脚，敲人家的车门，总之闹的不欢而散。后来。军区首长考虑到孩子家属不好管，就干脆调部队来看篮球比赛，但部队都是年轻人，也容易有本位主义，球场上一有小动作，就向着自己的部队，也爱起哄。最终连让军区副参谋长亲自将参加比赛的部队留下驯话：“这是咱们的友军呀！怎么能这样，说不定明天就和苏修打起来了，大家还要协同作战共同对敌，现在球场上就这样，打起仗来怎么办，回去好好地想一想，给我写检查来……”
这种情绪不仅军区内有，在地方上也有反映，当时内蒙的战备紧张形势，不宜在呼和浩特以北进行演军事习。内蒙军区的训练科目惩放在和林县的土城子地区，有一次是军区准备一个营级进攻演练，为配合演习将部队的战备等级提高了，加岗加哨，每个人都验了血型，结果地方上就风传出第69军干仗的谣言，闹的县里赶快做工作解释。
甚至连部队在演习场挖工事时，一个放羊的老汉怯生生地问内蒙军分区的战士：“要打仗呀！”战士们回答“对”。老羊倌又问：“和谁打呀？”战士笼统的回答道：“谁来打谁！”其意思是说不管苏修、蒙修谁来打谁。但是老汉却听拧了，顿时大惊说：“说真要和69军打呀！”逗的战士们哈哈大笑，只能告诉他：“老大爷您放心，我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人民的军队，不是军阀的部队，不要相信传闻，您就好好地放羊吧！”
这种局面在80年代初期得到一定的改善。随着驻守太原的第69军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进行精简整编。组建中国陆军第69集团军之后，部队逐渐从前沿部署转入纵深部署。第69集团军各部分批从内蒙古自治区后撤到大同一线。基本上于内蒙古军分区“划请了界线”。双方之间的这种小摩擦也就逐渐淡化了。
因此对于此刻这个“老冤家”重回内蒙，身为军分区司令的柴雄心里难免有些百味杂陈之感。一方面两支部队历史上那些纠葛不清的恩怨又自然的浮上了心头。另一方面却是此刻正不断恶化的战持势，不得不依仗这支生力军。不过中央军委似乎也对这两支部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也洞若观火。因此身为内蒙古庶区司令的柴雄和第69集团军司令余鸿宾都只是内蒙战区的副总指挥，真正“拍板定案”的担子则交到了赶赴战区的北京军区副司令—沈海的肩膀之上。
“军区此前的战略部署存在着极大的错误，化德、商都两县扼守着张家口的门户。70年代曾是对苏备战时主要防御方向。部署有北京军区第一守备师，但近年以来，军区却先后将这个守备师后撤到山西境内，以至敌机械化集群长驱直入。”但是从北京一路冒着苏联空军狂轰滥炸赶到呼和浩特的华北战区内蒙前线指挥部总指挥的沈海并没有想到，自己刚刚进入自己的指挥部，扑面而来的便是第69集团军司令余鸿宾的一通抱怨。
尽管不免有些气愤，但是沈海也不得不承认余鸿宾的话不无道理。1969年的冬天，由于珍宝岛事件的爆发，共和国的北部边境局势瞬间紧张起来，北京军区迅速抽调大批工程兵部队改编为第一守备师，开赴化德一线。执行定点防御的战备任务，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万余人的大部队便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内蒙古山区。
恶劣的自然气候，艰苦的生存环境迎接着这些祖国的守卫者，大部分战士住在牛棚、羊圈、地窝里，就连师长和政委的办公室兼宿舍也是这样低矮的窝棚，经常能看到牧民的羊群从房顶上通过。恶劣的生存环境只是战士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守备一师的战士们要在这崇山峻岭中修建地下长城，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战备工事，等着他们的不仅仅是繁重的工作，还有常人所不敢想像的危险。由于边境线上形势的紧张，守备师官兵的任务越来越紧急了，战士们已经顾不上考虑改善住宿生活条件，他们的任务就是早一天完成战备工事的建设。
在抓紧一切时间抢修战备工事的同时，冬季的野营军事训练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开始了，每天战士们都要背起行装，扛着武器，踩着冰踏着雪在蜿蜒几十公里的山沟里行军。那段时间里，艰苦的拉练成为每个守备战士心中抹不去的回忆。在驻地，生长着一种叫做干枝梅的小花，它能克严寒，耐干旱，风吹不落，雪打不死，战士们喜欢干枝梅，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在塞北荒原上，象干枝梅一样，扎根在祖国的边防线，守护着祖国北大门。但是当年数万将士艰辛打造的秋岭沟—二道河防线此刻却被轻易的放弃。身为北京军区第一守备师的上级领导，第69集团军司令余鸿宾又怎么能不为那些一代又一代象“干枝梅”一样扎根边防的战士们叫屈呢！
“老余啊！你先别急嘛！”沈海一边从自己的军装上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先派给一脸怒气的余鸿宾和在一旁面无表情的柴雄，再为自己点上。在袅袅升腾而起的烟雾之中。沈海走到了指挥所一旁墙上的巨幅军用地图的面前，从容的说道。“目前的战略态势完全在军区战前的预判之中。苏联陆军在突破我边境防御之后，没有沿集二线南下，而是由镶黄旗、化德向张北展开进攻。其战略目标很明显，便是由张家口向北京地区急进，配合其空降部队夺取我方首都。”
“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军区首长从一开始便打算放弃首都，那我没有任何意见。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轻易放弃化德一线就是犯罪！”余鸿宾还是不依不饶的说道。“老余啊！你可真是急脾气！”沈海无奈的摇了摇头笑着说道，同时拿起一支红蓝两色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两个巨大的红色箭头。“目前苏联陆军的重兵集群已经进入了商都、化德一线，我军直需要从这个方向展开反击，便可以轻松的遏止甚至吃掉他们的重兵集群。”看着地图上那两个巨大的红色箭头，所有人的目光中顿时闪现出异样的光芒，那是对胜利的渴望。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