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我被分配到学校任教.那个时候，有句口头禅：“千好万好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咋一听没什么，但对我来说，真的好残酷。因为我的爸爸是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工人，连个机关里的小职员他也不是。还有，就是我那爸爸的本性也特倔强，自己能做的事他从来不求助于别人；加上妈妈的懦弱和胆小怕事，我们家的“外交关系”就只有一扇暗淡的天窗。我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下长大，也从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只知道努力奋斗，就能获得一切。可事实不是这样。

任教的第二年，我就想进城。我让妈妈去城里的亲戚那儿去了一趟，目的是想让在城里当群工处处长的表舅给我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可表舅生性耿直，又是劳模，他才不愿为了我的工作去求人事处呢。去了一次没什么结果，我不愿意放弃任何一次机会。第二次，我和妈妈一起去了一趟表舅家。这次事不凑巧，表舅的儿媳妇正从乡下往城里办调动，一家人为了媳妇的调动忙里忙外，谁也没功夫理我的事。不但这样，我的表舅母可能是妒嫉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吧，她竟然从牙齿里蹦出一句最让人伤心的话：“人在哪儿出生的，就还回到哪儿去吧，这是上天安排的。”我当然不肯善罢甘休，我又和中学时教我们数学的老师联系了一下，我想让他帮我的忙，把我调入他所在学校的单位。可我老师是八十年代初获得成人教育文凭的，当时他凭借自己的讲课进入了城市学校。他说，好时机已经过去，现在他那儿已不需要太多的老师……。我失望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如愿以偿。

1988年元旦前夕，我收到了我大学同学何燕的一张明信片。何燕是我们班上有名的交际花，她在班里敢同时和两个男孩约会。电大毕业后，她只在下面的学校里呆了一个学期，就调入b市的一所企业学校。她的工作我不知道是谁引荐的，但我知道她在学校里，和我们班主任老师的关系甚密。班主任说，何燕是有魅力的女孩子，尤其是那双眼睛，明亮得能勾男人的魂。何燕的话，我不屑一顾，可她最后一句话提示了我。她说：人再有本事，如果没人尝试你，也没人用你，又有何用呢？她建议我去求班主任帮帮忙。

我的班主任叫彭中东，是南方人，已经四十出头。不过，他保养得还不错，看上去至多有三十五岁。文革刚一开始，彭就由于家庭有海外关系而被流放新疆劳动改造。他先是在郊区的农场里锻炼了几年，然后等批斗风过了，他就被安置在中学里教书。因为他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所以，高考制度恢复后，他得到重用，并调入我所在的电大从事教学工作。彭是学哲学的，有点小文采，他的一手钢笔字写得刚劲而清秀。那时候，他如果看见哪个学生的字写得漂亮，就非常想跟你套近乎。何燕就是这样和彭逐渐接近而熟识的。起初，他看见何燕的作业字写得好，就特意批阅：请保持！然后，等到班里举办什么活动，要发奖状的时候，他就让何燕来撰写奖状上的姓名、几等奖，等等。要是何燕获奖了，那就更不得了了。彭会亲手把奖状送到何的手心里，并趁别人不注意时，捏一下何的手指。有一次，我观察到了这一举动，我在下面问何：老师那样对你，你习惯吗？何不以为然地回答：“那有什么！老师喜欢学生呗！”如果彭真的喜欢何，那么，他帮何调入城里也就不足为奇了。彭是个在官场上非常活跃人物，自从他进入电大以来，他的上层路线也越来越宽了。小至市属学校校长，大到教育局局级干部，彭似乎都和他们有点沾连。他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在世，要想有所作为，先要学好关系学。在彭的眼里，本事只占一部分，或者是并不重要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你得有“官”保你，有人抬举你，你才能“高升”。

就是这样一个老师，何要我去求他。我真的很犹豫。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他说这件事，也不知道该怎样去表达自己渴望进城的工作之情。我先照何给我的详细地址给彭写了一封简单的问候信，然后，我又找到他家的电话，在周末的时候给他挂了个电话。打电话前，我还仔细想想该用什么口气。我怕彭说：瞧，这学生多没教养，才离开几天，就不知道老师是谁了。电话是在镇上的公共电话厅打的，因为我怕让熟人听见，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噢，是小梅呀，你好吗？”彭的声音似乎很亲切友好。

“是我，彭老师。因为工作一直很忙，没给你联系，你近来还好吧？”

“我好着呢。你还在那个中学吗？”彭用一种试探的口吻问我。

“不，不在了，我现在别的中学任教已经快两年了……，”我怕彭说我这么大了，还依靠家里，就特意说明了一下我何时离开家，何时又在新的学校任教的时间。

“有空的话，放假后到我这来一趟，也许我会给你推荐一个好学校，”彭的言辞很委婉也很体贴，我听完后就满口答应了下来。

d师范学校离省城乌鲁木齐只有30公里。考虑到生源问题，市教育局把它建在了v市。在全疆，由于该校知名度的逐步提升，近些年来还招收了外省市学生。彭的爱人在师范学校任教，所以他的家就暂时安置在d师范的校园里。由于学生增多，校舍紧张，大多数老师的家还保留着单身宿舍的模样。我是1月23日放寒假的。1日25日，当学校开完期末总结会后，我就赶往v市。

出门那天，天气特别冷，城市的街道上光溜溜的，一不留神，就会摔跟头。我乘坐的大巴士在路上还跑得挺快，四个小时不到就到达v市了。下车后，我就急匆匆朝师范学校的方向赶。由于走的太快了，在进彭的宿舍前，我摔了一跤，但没伤着皮肉。我用手套把裤子上沾脏的地方反复揉搓了一遍，又把给彭带来的“礼物”掂量了一番。所谓的“礼物”，就是妈妈在临行前给我装的本地产的农副产品。这其中有辣椒面、花生米，还有绿豆、小花豆等，这些东西城里人很稀罕，因为他们买起来贵还不说，还买不到货真价实的。加起来总共还不到100元钱的礼物，在那个年代已经算不错啦，要知道我当时的工资还不到200元呐。

我一进门，就对着彭很客气地打招呼：“彭老师，你好！”

“噢，是小梅呀，快坐下，外面很冷吧？”

“是冷，今天好像有零下25度。不过，我穿着大衣。”我随手脱掉大衣，坐在彭的双人床上。他的爱人回老家探亲了，孩子住在对面的一间宿舍里。

“小梅呀，我告诉你，你刚工作，不懂得人情世故，干久了，你就会明白一切的，”他边说边用手摸着我的围巾，我的围巾就放在他旁边的桌子上。

“请老师多指教——我，我懂的太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迎合着他的话说。

“这市郊有一家学校，找我要人已经好几次了，我向校长推荐了你……，”彭说完，就拿出纸和笔，把这学校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告诉了我。

他说的a一师子弟学校是一所企业学校，离乌鲁木齐也就十几公里。在政府管辖和企业管辖的学校中，当然是政府性学校要好。因为这些学校的老师吃的是“皇粮”，工资待遇是有保障的；而企业学校的背景就不同点了，他们的工资跟着企业的效益走，有时候也有可能出现拿不上工资的情况。

我拿着彭给我的联络地址，高高兴兴回家了。当我把这情况给爸妈说时，妈挺兴奋的，可却爸担心地说：“你去后，如果企业效益不好，你就不胜在这儿了。”

“一般不会拿不上的，先去落个城市户口，对以后也有好处，”妈总觉得出了农场，就比什么都强。

我在家考虑了半天。我想：不管强不强，年轻人都该出去锻炼锻炼。假期里，我就努力温习初中的数学课程，我照彭的话去准备试讲教案。因为进任何一家学校，都是要过试讲这一关的。最好是，从初一到初三的课程我都能讲下来，那样，我试讲肯定高枕无忧了。

开学前夕，我接到了a一师子弟学校的试讲通知。我请了两天假，匆匆赶到学校。这时候已经是2月28日，我所在学校已开学近一周了。

a一师子弟学校给我安排的试讲课程是初三代数。在这之前我温习过，我在刚任教的那一年替一个生病的老师代过一阵初三的代数。所以，我自我感觉胸有成竹的。我在家仅仅准备了一些纲要，连详细的例题我都没多看，就上讲台了。那一天是3月2日，我看见外面飘着轻轻的雪花，教室里参加听课的有校长、教务处主任，还有学校里的教学骨干。

“同学们，我是新疆电大的大专毕业生，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这学期代数的第一节——平面直角坐标系，今天是第一课……，”我的讲课是在安静而充满快乐的气氛中进行的。

试讲的结果当然是很理想的。校长说，我很有潜力，虽然有些讲课的方式还需要创新。教务处主任的意见更坦言：“小梅，从你的讲课里可以看出，你是个好学上进的青年，我们需要这样的老师……”。我走的时候，校长对我说，他会通过教育科把调令直接发给我。

我一回到家里，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亲。当时我的母亲还不相信，她用手摸着我的头发惊奇地问：“是真的，孩子？”我说：“当然了。妈，这回我真有机会到城市学校了。”母亲觉得这是喜从天降，那天晚上她特意为我做了手擀的捞面条。

3月8日那天，学校放半天假。我中午正要离开办公室时，收发员告诉我，有我一封信。我欣喜若狂，一路小跑到收发室。当我拿到信时，我却惊呆了。

“小梅，祝贺你！你的调函在我这，你抽空来取……。”当我看到信的末尾署名是彭老师时，一种不祥之兆立即充溢在我心中。

我的调函为什么能在彭的手里？彭拿它想和我做什么样的交易？这时候我才隐隐约约地感到彭所说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了。彭最后一次给学校打电话时我在场，当时他给对方说有关调函的问题时，已经把声音压到只有耳机能听到的音量了。我是个粗心大意的人，那会儿也没把这些放在心上。我只对彭说，等试讲成功之后，我一定好好谢你，彭当时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细缝。

我没有给彭及时回电话，我也没有把拿到调函的事给任何人说。我已经有几年的社会阅历，我在想：这样的人事关系该如何处理为好。如果彭拿到调函只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功德，或者让我送一些财物什么的，那还有情可谅；如果他真的想借助帮助学生而另有所图，那我又该怎么办呢？毕竟彭是过来人，正像他毕业前告诉何的：“老师喜欢一个学生很正常嘛！”到那时候，我这个调函是拿还是不拿呢？

我不敢往下想了。但我又是个不见结果不服输的女孩子，不管是狼窝还是虎穴，我都愿试试。所以，我等待着见到彭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