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靼强盗集团大头目忽必烈对前来汇报工作的伯颜特别满意，特别是眼下这个局面，联军来的正好呢。

鞑靼强盗集团里开始有不合谐的声音出现了------一些贵族开始有了一些怨言。

事实上，大家都很久没有分过赃了------这确实是会让人不满意的，大家出来拼命为的就是可以坐地分赃嘛！

还好，有宋狗们的岁贡可以顶一顶用，还有可以和宋狗们做贸易来挣些钱钞。

平章阿合马这个时候献了个主意，他对大头目忽必烈说要清理一下贪官们了，要大力推行“经理法”！

经理法也叫“钩考法”，是一种财政审计手段。

由平章阿合马派员到各地清算钱谷等项，以防止豪强隐瞒和官吏贪侵。

比如地方上有把熟田冒充为荒地以逃避赋税的，有因避免差徭而隐报户口的，也有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旧由贫民交税的……其实这也不是重要的，由于各路管理官员的**，现在的财政赤字巨大，国库已经入不敷出了。

如果用这个经理法打击贪官，不仅可增加财政收入，满足大头目忽必烈军费的需要，还可以作为一种弥补财政亏空、搜刮财富的手段频繁进行呢……当然，如果再能借此打击对手，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先前，他的财政工作主要以清理户口、推行专卖制度、发行交钞等方式来增加收入，但是现在看来，效果不算太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他私下里派人进行了解，现在除了有战争影响的因素，还有一些各路的贪官们在中饱私囊，有的钱钞数字都令人发指了！

平章阿合马敢于发动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是因为自己的政治地位稳固了。

还是在1270年正月，刚设立尚书省裁撤制国用使司时，大头目忽必烈任命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

阿合马的为人，本来就是一个智谋多而善于言辞，以能得到功利和取得效益自负，诸位官员不得不称赞他有能力。

当时的大头目忽必烈急于使国家富起来，就试着让阿合马全管财政，结果成绩还不错。

那个时候的理财派的代表阿合马和汉法派的丞相线真、史天泽等人屡屡有争辩。

但是，当时经济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人家阿合马屡次都用上经济的理由使他人屈服……大头目忽必烈当然也支持他了，还授与他政治大权，对他的话无不听从。

那时汉法派明显弱于理财派，这时，阿合马大肆提拔他自己的人，许多官员常常是不经过吏部拟定，也不咨送中书省，甚至带病提拔……

色目官吏们一时间气势嚣张！

汉法派的主要成员，丞相安童容忍了很久，后来上奏忽必烈说:

“臣下最近上奏说凡是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应当各按照通常的制度向皇上奏事，其中的大事要经过臣下等人议定再上奏，已经得到圣旨允准。

现在尚书省所有的事情都直接上奏，似乎违背了臣下我以前向皇上的奏报啊……“

大头目忽必烈说:“你所说的话的确很对。难道阿合马由于朕对他很信任，敢这样办吗?他不和你商议是不对的，应当像你所说的那么办。“

但是平章阿合马这个时候却狡辩说：“事情不论大小，统统委任给臣下，所任用的人员，臣下应当自己挑选，如此才会使国库充足。”

大头目忽必烈想了想，也认为他说的对……当时财政才是重中之重！

但是，很不幸运的是，他们的海路被海外的海盗封杀了，这给理财派一个重大的打击，特别是许多色目商人逃离了后，理财派缺少了重要的支持力量！

海路是理财派理财的生命通道……这个时候，汉法派开始发力了。

丞相安童趁机上奏说:

“阿合马所任用的部下各官，左丞许衡认为大多任用不当，但已经得到圣旨让他咨请中书省宣布，如果不给，恐怕将来会有别的话。

应当检验他的任用的人是否有能力，时间一长就会自然明白。“

这意思很明显了，眼下的财政一团糟，难道这不是与平章阿合马独断专行，任用官员不利有关吗？！

在大头目忽必烈沉思时，丞相安童请求:

“从今以后只有严重刑事以及调任上路总管，才归臣下管理，其余的事情一并交给阿合马，以便事情职责分明。“

大头目忽必烈同意了他的请求……汉法派这一次的发力，准备趁着财政不利之时，与理财派先把职责切割清楚，然后再逐一打击！

到了1273年时，平章阿合马任命他的儿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

同时，又联和张惠，仗着宰相的权势会经商，以此一网打尽了天下的最大利益……但是安童则认为这样做是严重毒害了百姓，使他们走投无路而没有地方可以申诉。

平章阿合马听说了这样的议论后，说：“我一心为皇上办事，是谁编出了这些话，臣下等要和他在朝廷上辩论。”

右丞相安童见他应战了，便先下手为强，进奏说：

“尚书省的左司都事周祥，中木谋取暴利，罪状十分清楚。”

这个人正是平章阿合马一手提拔上来的……大头目忽必烈不高兴地说：“像这样的人，征收完毕以后应当公开罢免他。”

平章阿合马这时以进为退，决定趁着这个机会搞一场全面的反腐运动，一来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二来也可以回击一下汉法派的打击……眼下毕竟是财政为一切的事物的重中之重，或许还可以迅速积累起一笔军费！

大头目忽必烈有些迟疑了，因为眼下还不容易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局面，反腐会不会引发不应有的动乱呢？！

平章阿合马劝谏说：

“近年来由于征集财物以代价军用，减免在编百姓的征税，又裁撤转运司官，让各路总管兼管按额征税，以至于国家的用度不足。

臣下以为首先不如查验户口数字的多少，远处的归到近处，设立都转运使，估计情况增加过去的税额。

其二，清查各路总管的账目，以防私下里胆大贪取，可选择清廉有能力的官员分别办理这件事。

其三，应该由公家和私人冶炼铸造铁器，而由官方设局专卖；仍然禁止各种人员不得私造铜器。

如果这样，就能使百姓的财力不会穷尽，而国家的用度也能充足了。”

大头目忽必烈想了想，马上就同意了，因为这次运动只是在底层操作，并没有动了根本，特别是没有碰到鞑靼强盗集团的核心领导层次，于是就批准了他的建议。

这个时候，大宋政府在平章贾似道的推行下，实行“打算法”来在军中反腐；鞑靼强盗集团则在平章阿合马的推行下，在低层官员中实行“经理法”反腐。

事实上，地方官员的账目非常好查。

大头目忽必烈上位初期，集团里的各级官吏没有俸禄，这等于公开地让他们去勒索百姓，贪污中饱。

这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所以，早在1263年，阿合马曾订立条例，要减并州县和规定官吏员数，分别品级官职以给俸禄和颁发公田，并且要计算月日以考核优劣。

但并没有施行起来。

直到三年后，阿合马任中书平章兼任制国用使的时候，正式规定了京、府、州、县、司官吏的俸禄和职田。

七年后又规定了军官的俸禄，算是慢慢脱离了土匪山大王的制度，开始正规化了。

之后，虽然曾有暂时停俸禄和减官俸的事，但是官俸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制度从此确定了下来。

这个时候勒索百姓，贪污钱财不再是合法的行为了。

但是事实上，反腐一直在继续，早在1267年，大名路达鲁花赤爱鲁，总管张弘范等盗用官钱，就受到罢官的处分。

而眼下平章阿合马只不过加大了反腐的力度而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