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眼睛穿过长长的30余年的时空和重重叠叠的1万零950多个寂寞的日子，静静地注视着1969年的商州，那个有着沙尘、闪电和飓风的雷声轰传的傍晚。

我看见一辆由省城西安开来的公共汽车逶逶迤迤地开来，在那个名叫“茶房”的小站上停下，卸下一堆杂物和几个稀稀拉拉的山地人，最后下来的是一个身着草绿军装的年轻女子，她携着极简单的行李，一个绣着红绒线五角星和仿毛体“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军用挎包，一个军用水壶和装在尼龙网兜里的红塑皮合订本“毛选”四卷。站在30年后的今天并以当今审时度势的眼光来看，她的这身装扮和俏模俏样的长相，活脱脱一个装备齐整的文工团战士，或者某工宣队管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训练有素的红色宣传员。但在当时，只有等到一阵大风刮落了她的帽子，一头瀑布般倾泻而下的长发和她宽大的绿军装也遮掩不住的身怀六甲的妇人身子，才暴露了她显山露水的身份：这是一个即将临盆的妇人。

她在寻找。她在寻找的同时嘴里不住的嘀咕——风声那么大，没有人听见她在嘀咕什么，像任何一个初次来到“茶房”小镇的外来客一样，她在寂寞的街道上寻找一间类似茶房饭庄的客栈，或者喝一杯热茶暖腹，或者只想寻踪探路。1969年正是红海洋高潮迭起的时代，潮汐过处留给这座古色古香的山地小镇的，除了清一色的刷成血腥的红颜色，便是血红的店铺门面上东张西贴的大字报和标语的残骸。远处有一家店铺大门敞开着，好像是专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供销合作社还在营业，她便走上前去问路：“请问，到茶房小学怎么走？”柜台里坐着的是三个操着省城口音的年轻女子，清一色的绿军装和短发辫，她们本是有一着没一着一边织着毛线活一边拉着闲言碎语的，看见有人进来且又用陌生的外省口音问路，便放下了手中的棒针和毛线，围拢而来。

“哎，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找茶房小学干什么啊？”

“哇，你的绿军装真……漂亮，是正宗的‘军工’制作的吧？”

“听说全国都在闹‘武斗’哩，西安城里的‘易俗社’也不唱古装戏了，全改跳‘忠字舞’了，哎，你一定会跳吧，你教教我们吧！”

看得出她们几个全都是从省城插队而来的知青，又从农业社招工到供销合作社当售货员的；

也看得出她们是很久都没有回过省城了，也很久都没遇到过从省城方向来的人。

隔着高高的柜台她们看不到她笨重的身子和妊娠的妇人一脸的憔悴，她们的眼睛在关注了她的正宗的军工制作的绿军装后又开始关注她背肩上手工刺绣的英姿飒爽的女儿红，还有她披散在肩上的黑乌乌直溜溜的秀发——莫非外省已不时兴那种齐刷刷的短辫和垂吊在耳后的折叠成粽子似的六股辫了？

她不说话，一阵突起的搅碎了五脏六腑的疼痛，使她意识到她可能动了胎气了，再这样耽搁下去，她也许真会把孩子生在这合作社的水泥地上了。

“求求你们……帮我找到茶房小学吧……”这句话她说得好艰难，哽噎难咽。她想说；“救救我吧，我要生了！”可是她被腹腔内揪扭着撕裂着的疼痛折磨着，蹲下身去，冷汗淋漓。柜台内的姑娘们慌了神了，从柜台那边的木档板后钻了出来；“喂喂喂，你怎么了病了么要不要送医院？”

“不了……”她摆手，摇头，艰难地：“你们……送我……到……茶房小学吧……”

姑娘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小学校正在停课闹革命呢，教师们都被抽去修苗沟水库去了，只有一个名叫式微的女教师常年得病，一个人看守着小学校。”

“我就找她！”她像抓住了最后一线希望：“我找……式……式微……老师，请你们一定帮我，我不是省城的，我从大连来，是她家亲戚，哎哟不行了不行了我……我……我……要……生……了！”

姑娘们哪儿见过这种人生人吓死人的场面，又瞅见她草绿的军裤已经被血浸透了，面色蜡黄，脸孔扭曲，样子颇为害怕，便关了门，兵分两路，一人去近处的卫生院去请女医生姚小岩接生，另外两个人搀扶着呻唤喊叫的临产之人，向着小学校的方向疾走。

长长的乡村古道上，风声浩荡，血色浩荡，哭声浩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