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排练室的隔壁住着一个年轻女子，那间屋子有十二三平米左右，屋内除摆设有一台电视和一张双人床外，只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地面铺了一层塑料泡沫的地毯，每次进屋前，此女子总要把鞋脱在门外，赤脚走进房间，我们不知道她究竟从事什么工作，只对她留有一个爱清洁的印象。

一次排练的间歇，我们正坐在椅子上抽烟，屋里很安静，谁也没有说话，就在这时，隔壁传来一阵床铺的“吱吱”声，声音由小到大、由慢至快，以至最后连成一片并混合着粗重的喘息声，不绝于耳。上厕所回来的钟风后说，他看到隔壁房间的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女子的鞋，另一双是擦得锃亮的男式皮鞋。

杨阳说：“她是不是一‘鸡’呀？”

齐思新说：“有可能，但不能排除人家两口子大白天也高兴的可能。”

后来，我们又陆续在隔壁房间的门口看到各式各样的皮鞋、旅游鞋，而且新旧程度不同，大小不一。但一成不变的是，每当这些鞋依次出现在门口的时候，那双女鞋总是摆在门口，这使我们更加肯定了隔壁住的女人就是“鸡”。

一次，一阵暧昧声过后，我们听到一个男子破口大骂道：“哪个孙子这么缺德，把我的鞋偷走了，我那可是意大利的名牌皮鞋，800多块呢！谁拿走了赶紧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男子嚷嚷了半天，并未见小偷站出来，他的鞋也没有出现，便将一腔怒火发泄在那个女人身上，他说：“我花钱上你这儿玩来了，你却让我把鞋脱在外面，现在我的鞋丢了，你该负主要责任！”

女子说道：“是你自己主动来找的我，我并没有请你来，而且你来了那么多回了，又不是不知道我这里的规矩，谁来都得脱鞋，你穿那么好的鞋来显摆给我看呀，谁稀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我看见过你在菜市场卖鱼，一身腥味儿，上次你走后，给我床上留下好几片鱼鳞。”

男子说：“你等着，我再也不来了，让你没生意做！”

女子说：“你爱来不来，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男人有的是，没有你我照样活得下去！”

男子见说不过那女子而自已又赤脚在地，便语气舒缓下来，说：“你先借我一双鞋穿回去，明天我再把鞋给你送回来。”

女子说：“我这里的鞋你随便挑，哪双适合你你就穿走。”

最后，那个男子趿拉着一双红色绣花棉布拖鞋回去了。

几天后，当我们正如火如荼地排练的时候，传来敲门的声音。我们停下手中的乐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的女子。

“是不是吵到你了？”我问。

“没有，我在隔壁感觉你们的音乐挺好听的，想过来看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们的音乐好听。

“进来坐吧。”我请她进来。

“你们练你们的，我随便听听。”

一曲演奏完毕后，女子鼓起掌来，说：“挺好听，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学生，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齐思新随口问了一句。

女子很坦诚地说：“我是做小姐的，真羡慕你们学生，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也有特多烦恼，要不然我们干嘛用音乐表达。”

“你们在哪个学校上学？”

“北X大。”

“哦，我知道，和我在一个歌厅干活的女孩就是你们学校的。”

“是不是叫沈丽？”杨阳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女子很吃惊地问道。

“丫挣过我的钱！”杨阳说话毫不客气。

“其实沈丽这个女孩挺不容易的。”女子说。

“她有什么不容易的，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挣着钱，两不耽误。”杨阳说。

“你不了解她家里的情况，她的家庭很困难……”于是，这个女子便给我们讲起关于沈丽的故事：

“两年前，我在从老家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了沈丽，她坐在我的对面，模样很寒酸，坐了十个多小时的火车，她只吃了一个苹果，啃了一张大饼，我以为她是来北京打工，可一问才知道，她是来北京上学而且又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只是不在一个村子。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给朋友帮忙做买卖。

由于我们是一个县的，我又看她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我知道一个人出门在外会有很多困难，便把呼机号留给她，让她有什么困难找我。下了火车，我们便各奔东西。

第二天，我的呼机响了，我回了电话，原来是沈丽找我，她约我在你们学校门口见面，说是有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她找我究竟会有什么事情，便风风火火地赶到学校，已经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沈丽把我拖到没人处说：‘兰姐，’我叫马晓兰，所以沈丽叫我‘兰姐’，她说：‘你能不能借我二千五百块钱？’我听后吓了一大跳，心想，这个女孩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吧，仅在火车上见过一面就敢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当时已经做了两年的小姐，能够拿出这些钱，但这些钱我挣得来之不易，怎么能轻易借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呢，于是我便推托说我的钱全进了货，而货又压在手里，拿不出现金。沈丽险些给我跪下，她哭泣着对我说：‘兰姐，我求求你了，你无论如何也要借给我钱，我在北京只认识你一个人，你不管我谁管我呀！’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借钱的人。”

“那你借钱给她了吗？”杨阳问道。

马晓兰看了一眼杨阳，继续说道：

“我问沈丽借钱干什么用，她说是交学费，家里不能给她拿出这么多钱来，接着，她给我讲述了自已的故事。沈丽的家中有三个孩子，她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们因为家境贫穷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沈丽的爸爸七年前被一辆卡车从腿上压过去，肇事司机开车跑了，把她爸留在血泊之中，是村里人把她爸送到县医院的，人是救过来了，腿却没有了，只能整日瘫痪在床。为了给她爸治好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沈丽她妈和她哥的意思是让沈丽念完高中，然后就去县城找份工作，或下地干农活，挣些钱养家，但沈丽却背着他们参加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一天，沈丽的心情特别沉重，她把通知书藏在村头的树林里，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如果通知书让她哥哥发现的话，一定会被他们撕掉。

沈丽说，她既不比别人丑又不比别人笨，为什么就没有上学的权力，她觉得生活对自己不公平，她要靠自己的努力上学。没有经过家里的允许，沈丽坐上来北京的火车，车票钱是她在县城洗了一个月的碗挣到的，她说毕业前她是不会回家的。

沈丽把她的身份证塞到我手里说：‘兰姐，你要相信我，我不会借钱不还的，这是我的身份证，你拿着，我以后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钱还你。’我很欣赏沈丽这个女孩，便到取款机取出3000块钱借给她。

“所以你为了让她尽早还钱，就拉她下水了？”杨阳问道。

马晓兰没有在意杨阳的态度，又说道：“我并没有打算让沈丽还钱给我，那3000块钱就算是我资助她的，可是，四个月后的一天，我被朋友介绍到一家歌厅上班的时候，却意外地在那里遇见沈丽，她说她来这里已经一个月了，是按电线杆上面贴的小广告找到这里的，她还说，再过一个星期，她就可以把钱还我了。”

马晓兰和我们成为朋友，我们亲切地称她“兰姐”，她经常来排练室听我们演奏，我们也会在没有烟抽的时候向她要一根。兰姐抽“MORE”牌香烟，这是一种专为女士设计的香烟，一点劲儿都没有，抽起来只有薄荷的清爽。兰姐说，男士抽这种烟不好，杀精。所以，我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去找兰姐要烟抽的。兰姐倒是真正需要这种杀精的烟，我们经常看到她在送走一个客人后，就会点上一根“MORE”，大口大口地把烟吸进去。

有几次我们去找兰姐要烟的时候，看到她的门口摆着两双鞋，我们便很知趣地放下准备敲门的手，让兰姐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把钱挣到手。

那个时期，由于和兰姐接触频繁，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把每一件事情都同“小姐”这个行业联系起来，譬如说：学校食堂的墙上贴着一则标语，是食堂的服务宗旨，内容如下：热情、规范、敏捷。我想这三个词语用在“小姐”的身上同样适合，“热情”指的是工作态度，无论是哪个行业，员工们都要对工作充满火一样的热情，特别是服务性行业；“规范”指的是每个行业都要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无论是谁都要听从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是领导说东你偏说西的话，那就对不起您了，哪儿凉快你就去哪儿歇着吧，在“小姐”这个行当里，如果你敢耍小聪明或者胆大妄为的话，老鸨有的是治你的招儿，除非你是不想吃这碗饭了；“敏捷”是针对小姐们的个人愿望而言，她们希望客人们尽快结束战斗，不要打持久战，总是加班加点而又没有加班费的事情搁谁身上谁也不干。

我们经常和兰姐聊天，她说她喜欢和我们这群有素质的大学生谈生活、谈理想，她还接待过几个大学生，她也不嫌他们给钱少，主要是为了提高自身素质。说实话，大学生究竟有没有素质，谁也说不好。

我们问兰姐每次收多少钱，她说不一定，因人而宜，有时还不收钱。我们又问兰姐，有没有倒找钱的时候，兰姐说没听说过工作还要赔钱的事情，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问兰姐，对未来有何打算，总不能做一辈子小姐，而且这个行业吃得是青春饭，岁月不饶人，兰姐说她既没太多文化，又干不了体力活，所以她要趁着年轻起早贪黑地多挣些钱，然后回老家开一家小店，一辈子不愁吃喝。我们问兰姐是否要组建家庭，兰姐说当然了，回老家后就找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把自已嫁出去。我们说，农村的封建观念比较强，人们都很保守，如果你的男人知道你在北京靠什么挣钱的话，他会很不高兴的。兰姐说这个问题她早已考虑许久，首先，如果她不说出自己在北京做什么工作的话，那么村里没有人会知道她当过“小姐”；其次，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除了不能让死人活过来，已经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连克隆羊都出现了更何况做个处*女膜修复手术，比真的还真，谁也发现不了。听过兰姐的一席话，我们不得不对当代中国女性拍案叫绝，俯首贴耳。

后来我想，如果那些深居中国农村而又不甘平庸的年轻女性们全抱以此种态度和方式生活的话，那么中国的农村将会在几年内涌现出数以万计家食品店，这样的话，农民兄弟宁愿娶一个在田里撒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也不会娶一个食品店的女老板，到那个时候，判断一个女人是否在大城市做过“小姐”，只需看她是否开了一家食品店便一目了然。

暑假已近尾声，乐队进入休整阶段，大家作鸟兽散状，各回各家。

我慵懒地在床上睡了三天，等来开学的日子，收拾好生活所需用品，背起书包准备回学校，不知道我的生活中没有周舟会是一番什么模样，我将怎么挨过余下的两年大学生活。

当我坐着52路公共汽车返回学校的时候，手机响了，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艰难地掏出手机：“喂，你好。”

“是我。”是周舟。

听到周舟的声音后我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在车厢内大声喊道：“周舟，哪儿呢？”

“我在北京站，你快点儿来接我，包太沉了，我拿不动。”

“好，你在出站口等我，我马上到。”

此时汽车已驶过东单，正沿着长安街向北京站方向拐去。

汽车停下后，我在人群中挤出一道缝隙跳下车，向车站广场奔去。

我看见周舟的时候她正站在出站口的中央处翘首眺望，脚下放着两个硕大的背包，皮肤比以前黑了些。

“你就不想亲我一下吗？”周舟忽闪着迷人的大眼睛。

不知道周舟是在开玩笑还是已经既往不咎，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回答：“想，特想！”

周舟将脸一扭，做好让我亲的准备，我把嘴凑上去，在她的小脸蛋上“吧”地嘬了一大口。

我问周舟：“你去哪了？”

“成都”

“一个人？”

“嗯。”

“干什么去了？”

“玩。”

“玩什么”

“什么都玩。”

“住在哪里？”

“一个高中同学的宿舍，她在成都大学。”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当然不是男同学了，如果是男同学我还会回来让你亲吗？”

这时我想起并没有告诉过周舟我的手机号，我问：“你是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

“听郝艾佳说的。”

“你给她打过电话？”

“嗯。”

“她干嘛要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你？”

“她说我走后你表现得还可以。”

“她都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说你想我。”

“还有吗？”

“还有就是她把你的手机号告诉了我，我就记下来了，也好下车后找个人来接站。”

开学前，我剃了光头，决定开始新的生活，把所有的苦闷、烦恼统统抛在脑后，重新面对生活，认真对待每一天，不让时光无谓地流走，让我的悲观和绝望彻底耗尽在这个暑假。

刚刚过去的暑假异常炎热，它让我饱受烈日之苦，我对付炎热的办法就是吃冷饮。我经常吃一种由巧克力和奶油做成的冰棍，最多的时候可以一天吃八根，省去午饭和晚饭的需要，这种冰棍的味道已经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此后的每个夏天，当夏日阳光照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便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巧克力和奶油的混合味道，这种熟悉的味道总会让我对那个炎热的夏天记忆犹新，使我无法忘怀曾有的郁闷和由之引发出的一系列故事，它们深藏在我的记忆中。

回到学校，我报了五门功课的补考，本以为自己是全系补考科目最多的人，可万万没有想到，（二）班的一个同学居然报了九门，自从他上大学以来，每个学期都会出现不及格科目，他每个学期都要参加补考，但每次补考依然不能通过。以此估量他的话，等到毕业的时候，他将会带着取而代之了毕业证的二十多门考试不及格的记录离开学校。

补考报名的这一天，选课中心门口人头攒动，诸路英雄纷纷汇聚于此，踊跃报名，大显身手，此场景足以证明考试不及格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学生之中。

这次补考中，我完成预定目标，通过五门考试中的三门，成功率百分之六十，比较令我满意。果不出所料，那个报了九门补考的同学依然一无所获，但他并未因此心情沮丧，他已经到了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痒的境界。

补考过后，我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升入大学三年级。大三以后，基础课变成专业课，难度降低了许多。原来是一个系的三个班同在一间大教室上课，鱼龙混杂；现在改成每班独立门户，都是小班课，谁没来上课或谁趴在桌上睡觉，教师一目了然，像我这样无法在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自然更注重平时成绩的积累，所以我会以0.8的机率出现在某些课的课堂上，余下时间被我用来睡觉、陪周舟和乐队排练。当然，我不会把课堂上的45分钟浪费在听老师讲课上面，我利用这个机会抄需要交的作业，或者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好。

我一本本地看书招致了同学的好奇。每当我捧着一本小说倚在床头的时候，一些四处游荡的同学便会来到我的床前问我在看什么书，然后在我告诉了他们书的名字后离去，长此以往。我不知道他们乐此不疲地询问我在看什么书对他们有何意义，难道知道了我所看的书的名字就等于他们自己也把书读了一遍吗？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太可笑了，我想他们甚至连书的名字也没有记住。

为了避免这毫无意义的一问一答，我会主动把书皮展示给他们看，有的人看到我正在看《正义者》，便会自作聪明地说：“加缪，英格兰作家。”对此我只有抱以“嗯”的一声来结束他在我身边的逗留。有的人会因为对一本书的名字或封面的好奇而将书从我的手中夺走，以每秒钟50页的速度翻阅，然后再把书还给我，我不理解他这样做目的何在，对此我的办法是包一个书皮，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书的封面被掩盖而对我所看的书失去兴趣，相反，他们会产生更强烈的好奇心。

有一次我把书放在床上去食堂吃饭，当我回来的时候，见齐思新正在拆我的书皮，我问：“你丫干什么呢。”齐思新说他就是想看看被我用来包书皮的那张报纸，事后我也翻阅了那半张报纸，我认为上面唯一能够引起齐思新兴趣的就是右下角那条豆腐块大小的广告：XX医院性病、皮肤病专科门诊，中外专家全天24小时候诊，竭诚为您服务。因为齐思新问了我去永定门怎么坐车，而那座医院恰好坐落于此。我将书包上皮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我的同学经常会随手抄起一本书，然后将烟灰、瓜子皮、菜里的辣椒、饭里的虫子等杂物留在上面。

看书并不能减轻我的苦闷，我只有在啤酒中才能找到一丝安慰。

我在大学里结识了许多酒友，他们是我通过不同途径在各种场合结识的，我与他们每个人在相识的那一刻，手里无不端着一杯啤酒，然后我们在说一些称兄道弟的话后，将那杯啤酒一饮而尽，这样，我们便结为朋友。此后，我每个月至少要参加两次酒友们的聚会，无不大醉而归。

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外面玩得汗流浃背地跑回家吃午饭，爸爸把我叫至饭桌前，端给我一个碗说：“喝点儿。”我双手接过那个碗，看见里面盛着深黄色的液体，一层白色泡沫浮于上面，晶莹剔透，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我捧着碗迫不及待地“咕咚”喝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顺着我的肠道划过，一股苦杏仁味刹那间传遍全身，我为此痛苦又后悔地紧闭双眼，爸爸夹了一筷子猪耳朵说：“吃口菜。”

妈妈在一旁数落着爸爸：“你又招孩子！”

那年盛夏中午发生的一幕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从那以后，我知道了我喝的那种液体叫做“啤酒”。

后来我上小学了，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人睡倒在路边或是被人搀扶着而嘴里却不知道在胡言乱语些什么，旁边过路的老人们会面带鄙色地感叹道：“真没出息，喝这么多酒，都醉成什么样了！”

我却不认为那些喝醉的叔叔们没有出息，相反，我认为他们非常勇敢，竟然敢喝那么苦的啤酒，而且都喝醉了，还口口声地说：“我没事儿，再来一瓶！”

经过时间的洗涤和我在啤酒中的大浪淘沙，现在我终于能够把啤酒的苦杏仁味当作醇香来品味，我也终于明白了那些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学校附近有一家火锅城，里面的啤酒和白酒免费，但仅局限于“燕京”和“二锅头”，我们对此已经非常满足。

那一次，我们为了庆祝澳门顺利回归祖国怀抱一周年又去了那里，酒过三巡后，大家的脸上洋溢起兴奋和红润，嘴边还沾着涮肉的芝麻酱调料。杨阳带头唱起“七子之歌”，博得邻桌客人们的热情掌声，一个老板模样的男人端着酒杯走过来，用很浓重的河南腔调说：“学生，你们真***爱国，来，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干一个。”

我们举起酒杯，脖子一仰，一饮而尽。

老板腆着肚子说：“爽快！”他看了一眼我们桌上的食物，说“你们今天的帐算在我身上。”

杨阳搂着老板脖子说：“那我们能再要几盘羊肉吗？”

老板说：“你们应该要点儿白菜、豆腐、粉丝，别总吃肉，对身体不好，你们瞧我。”说罢，他拍了拍自己隆起的肚子。

既然酒水是免费的，我们理所应当深深体会免费的含义，服务员应我们对啤酒连续不断的要求而频繁往返于吧台和我们的饭桌间，杨阳觉得不好意思，便对服务员说：“小姐，下次你别一瓶一瓶地上，直接拎10瓶过来吧。”

小姐面带不悦地拎来啤酒，放在桌子上问道：“都给您启开吗？”

“对，都启开。”杨阳说。

小姐费了半天劲才把啤酒一一启开，杨阳问道：“怎么是8瓶，我不是说10瓶吗？”小姐解释道：“怕您喝不了，不够我再给您拿。”

杨阳说：“你千万别担心喝不了，不就是10瓶啤酒吗！”

小姐悻悻不乐地又拎来两瓶啤酒摆在杨阳面前，杨阳说：“谢谢，忙你的去吧，喝完了我再跟你要。”

我看到小姐听完这句话后差点在回去的路上把脚给崴了。

在喝掉这10瓶啤酒期间，我去了一趟厕所，当时我并未看到卫生间门口的男女标志，只是凭借失去理智的勇气推门而入，进来后，我在一个位于膝盖高度的位置看见一个铝锅大小的白色搪瓷器皿，上面印着“TOTO”字样，瓷盆里面除了有一粉一绿两个可爱的小圆球外还堆积了许多烟头和卷曲的毛发，经过理性分析、逻辑推理，我得出结论：没有走错门。

方便过后，我看见器皿上方有一个不锈钢按钮，随手按了一下，一股水自上而下流出，宛如瀑布一般，着实吓我一跳。我琢磨了半天，总觉得这股流水是为了什么，但此时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杨阳吵着喝完酒后去洗浴，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喝了十几瓶啤酒，齐思新建议改喝白的，我们又叫小姐拿来三瓶“二锅头”，大家酒兴甚浓。当我们一口便把一杯二锅头喝下去后，小姐赶忙跑来说：“这是白酒，不是雪碧。”

杨阳说：“我知道，所以我才没有一口喝一瓶，而是一杯一杯地喝。”

小姐哑然

在后面的时间里，小姐的目光始终徘徊在我们这张桌子和墙壁上面挂着的“急救中心电话120”的牌子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给周舟打个电话，可电话接通后我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对周舟说：“你找我什么事儿？”

周舟“嗯”了一声后，立即问道：“你是不是又喝多了？”

我说：“没有。”

杨阳抢过手机对周舟说：“邱飞已经喝高了，但是我没事儿，我一定会把他给你弄回去的，放心好了。”说完，便将手机装进自己兜里。

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出火锅城，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杨阳掏出手机看了看，对我说：“是周舟。”

我说：“给我，我接。”

杨阳置我于不顾，接通手机说：“周舟你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正下台阶呢！”

此后，我便对后面发生的事情失去记忆，据周舟描述说，当她听杨阳说我们正在下台阶时，就想到大事不好，因为火锅城根本没有台阶，我们一定是醉得厉害。于是，周舟用最短时间赶到火锅城。

火锅城附近有一条臭水沟，臭水沟上面有一座小桥，小桥旁边有许多节台阶，连接着臭水沟的堤岸，周舟赶到时，看见我们正秩序井然地排起长队下台阶，准备去沟里洗澡，这就是杨阳在电话里对周舟提及的台阶。

周舟及时制止住事情继续发展，把我拉上来。待我走上来的时候，已经站不稳脚，齐思新赶忙在我的身后架住我，致使我没有躺到地上，周舟扶着我胳膊，我一把搂过她，旁若无人地同她接吻。齐思新认真地看了会儿后，把头扭向一旁，他本想离开这里，但刚一松手，我又像一堆泥似的摊下来，他只得心静如水地搀扶着我。

此刻杨阳早已不省人世，他躺在马路边，双腿夹住一棵大树睡着了，从远处看去，那棵树就像是从他的大腿根部长出来的一样，蔚为壮观，叫人叹为观止。

齐思新本是搀扶我的，但他却突然倒下，我也倚着他重重地栽了下去，周舟本想拉住我，没想到自己却被我带倒，幸好她摔在我的身上，而我的身下是先倒在地的齐思新，齐思新倒下后又被我们以重压，居然没有“哎呦”一声，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周舟将手放在齐思新的左胸口，感觉那里的肉仍旧在剧烈蠕动，也就放了心。

杨阳还在树下躺着，旁边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下一步怎么办，有人说回去给他取条被子，让他睡在这里，有人说用绳子把杨阳捆在树上，以防被人拖走，还有人说往杨阳脸上撒尿，把他浇醒。

周舟听到这些胡言乱语后，当机立断打电话给我们宿舍，片刻后，张超凡带领十几个刚下自习的人赶到事故现场，二话不说，抬起杨阳、齐思新和我就走。我被他们颠来颠，嘴里突然涌出一股喷泉，汹涌直上，他们赶紧把我放到马路牙子上。周舟跑进路边的一家小饭馆问老板能不能让我进来坐会儿，喝口茶。老板问我怎么了，周舟告诉他说我喝多了，老板在“噢”了一声后决定不让我进去休息，仅同意免费倒一杯茶给我，让我坐在外面喝，并一再叮嘱周舟别忘记把茶杯还回去。

我吐过之后又喝了周舟端来的茶，清醒了许多，微微睁开眼睛，看到一个骑车人从我面前驶过，便指着那个人问道：“他是谁，为什么骑车呀？”

骑车人回头看了我一眼，飞快地蹬了两步车，消失在路的尽头。

张超凡等人把我抬到宿舍楼二层的时候，我拼命地叫他们放下我，因为一层的进口处有一面大镜子，我每次从此经过必要对着镜子照一下。他们耐我不过，只得将我抬回一层，扶我站在镜前。

我对着镜子观察许久，居然分辨不出镜中哪个人是我，却一低头看到脚下的半截烟头，我弯腰捡它，抱怨地说：“真是浪费。”无奈如何努力也无法捡起，最后一使劲，整个身子重重趴到地上。他们喊起当年知青在北大荒开垦时的口号，才勉强将我抬起，说我沉得像头怀孕的老母猪。

他们把我抬到床上，我和衣而卧，睡了过去。张超凡把我安顿好后，透过窗户对一直等候在男生楼前的周舟喊道：“你回去吧，他已经睡着了。”

周舟又冲张超凡喊道：“晚上睡觉看着点儿他，别让他从床上掉下来！”

张超凡说：“放心吧，已经把他捆在床上了，绝对掉不下来。”

周舟说：“捆松点儿，别勒坏了。”

张超凡说：“知道了。”

周舟不安地向窗口张望了一眼，忐忑地走回女生楼。

次日不到中午的某个时刻，我醒过来，杨阳和齐思新还在抱着被子睡觉，我的手机在此时响起，是一条短信：我去早市给你买了水果，如果睡醒，给我打电话，我把水果给你送去。是周舟。

日后，当我们再去那家火锅城吃饭的时候，老板竟然将营业时间由24：00提前到18：00点，以马上打烊为由，拒绝我们入内，我们只好另寻他馆。

我的同学们评价一家饭馆好与坏的标准是看它门口的地上是否被吐得一片狼籍，它反映出此家饭馆是否深受大众欢迎，我们可以从地面的秽物中分析出什么菜是这家饭馆的特色菜。但不乏一些饭馆为了吸引顾客，他们会用啤酒熬一锅大米粥，再添加些肉末或菜叶，然后分成几堆，分别倒在自家门口装作酒客吐出的秽物，以此引诱过往的消费者上当受骗。

我评价一家饭馆的好坏更看中这家饭馆是否有卫生间，否则我还要为了喝几瓶啤酒而辗转奔波于酒桌和饭馆外的墙角或某辆面包车的后面之间。如果我是饭馆老板，无论如何我也要在饭馆内修建一个厕所，哪怕没有屋顶也不要紧，一年中才有几次降水呀，可一个人却要在一天中上好几次厕所。如果饭馆里有厕所，那么客人就可以敞开了膀胱使劲地喝，他们不能只喝酒不吃菜，所以酒水会带动菜的销售，这样一来，饭馆的营业额上去了，利润也高了。只要多卖出几盘花生米和几瓶啤酒，修建厕所的钱很快就会赚回来，这是一次性投资，长久产出效益，何乐不为。

我和周舟在这学期选了一门叫做“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课程，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说：“虽然我们这门课是选修，但同学们要认真对待，为了能够让大家做到上课认真听讲课后认真复习，我为大家编写了一套教材，这套教材的定价是19块8，我知道你们都在花父母的钱。所以给大家抹去零头。”我以为她要抹去9块8，卖10块钱，可她却说：“我决定把这本书以19块钱的价格优惠出售给大家，现在开始购书。”说完，此老师从讲台下面搬出五大包书，摆在课桌第一排，众学生一片议论。

此老师又说：“你们买了这本书就能够顺利通过考试，考试内容全部出自这本书中。”

于是，一些学生纷纷离开座位，手里攥着钱排队购书。

此老师从容不迫，又是收钱找钱又是送书，还不时地举起一张百元钞票对着荧光灯照来照去，遇到没有把握的时候，她就会疑惑地将目光盯在递钱同学的脸上，看他是否神情紧张，惴惴不安，只有这个同学表情平静，问心无愧，她才会将那张百元钞票装进钱匣。

我本来是不想买这本书的，老师并没有强迫我们非买不可，但我却不能不买，因为老师不但把书卖给学生，还将买书学生的名字记录下来，如果她没有在这份名单中找到我名字，那么无论我期末考试的成绩有多好，她都不会让我通过，如果我为此愤愤不平而去找她对质的话，她会有足够强大的理由说明我为什么不及格——你不及格是因为你没有买我的书，你没有买书就不可能按书本中的内容好好复习，由此导致你必然会不及格。所以，为了顺利通过考试，我还是勉强和周舟站到买书的队伍中。

我交给老师19块钱，老师递给我一本书，我双手接过书，翻到扉页对她说：“老师，您给我签个名儿吧，我要把这本书拿回去认真拜读。”

老师听后说：“没问题！”于是开始找笔，翻遍全身，没有找到。我掏出自己的签字笔，说：“给您用我的笔吧！”老师接过笔，手有些颤抖地在那本书的扉页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

这本书第二天便被我放到床底下的鞋盒里，从此再也没有翻过。

让此老师签名真是多此一举，但令我惊讶的是，她居然没有谦虚地推让一下，就满口答应下来，难道她真的认为我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本书让她签过名就等于被糟蹋了，否则我会将这本书以低廉价格卖给某个书贩，好歹是本新书。

后来我在没有看过一眼书的情况下，顺利通过此门考试，这件事情给我的感觉就是：只有花十几块钱买老师的书，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买书学生的名单中，才可万无一失地通过考试，与其说是买书，不如说是在那份及格名单里为自己的名字买个一席之地，求得不被老师下黑手。

赵迪和张超凡在这学期的体育课中选修了武术，这件事情对张超凡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超级错误。首先，张超凡的肥硕身躯非常不适于此类肢体运动；其次，他的脑神经只适合思考问题却不擅调动身体各器官，所以，他总会比别人慢半拍，每当别人把腿踢出去的时候，他却刚刚把拳收回来，像他这样的人不挨打才怪。

张超凡拥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经常在课间请赵迪为他指点迷律。一次，我下课后到楼下抽烟，看见赵迪正带着张超凡在花园树后摆弄拳腿，我知道他们是在切磋武艺，便冲他们喊道：“赵迪，你丫干什么不好，偏要教张超凡练车轮功，小心一会儿警察逮你来！”

我本无他意，只想开个玩笑，却未料到赵迪像只疯狗一样，向我狂奔过来，如果不是我给了他一板儿砖的话，险些被他连抓带咬地弄个满脸花。当时我见他来势凶猛，便抄起地上的砖头，随手给了他一下，没想到他这么不禁打。

后来我带赵迪去校医院缝了八针，还请他吃了一个星期的小炒，算作营养赔偿，再后来我才知道赵迪当初为何那般玩命地向我扑来，原来他真的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车轮功分子。

一天晚上，赵迪没有回宿舍睡觉，我们都认为他回老家了，可第二天早晨，电话铃突然响起，是公安局打来的，他们说赵迪昨晚同几名车轮功分子在北海后门静坐，今天一早被带至西城分局，正在等候处理，让我们派老师或学生代表前去领人。

我们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便上报了老师，老师又上报给校长，校长觉得没有继续向教育局汇报的必要，做出让我和杨阳带着学校证明去公安局领人的决定。

到了公安局，一名老警察反复叮嘱我们：“带回去要好好说服教育，年纪轻轻的干点儿什么不好，非要练车轮功！”

我们把这句话带给老师，老师找赵迪进行了一次长淡，告诉他不要再误入歧途，将精力用在学习上面，赵迪向老师保证说：“考试前我是不会再练了，等考完试我要痛痛快快地修炼，继续增强功力。”

老师问赵迪为何如此执迷不悟，赵迪说：“我们村子里没有不练车轮功的，上至七旬老叟下至三岁顽童，全以练功为荣，我们已经铲除跳大神等封建迷信，改用科学方法强身健体，练车轮功正是最好的途径。我们村的庙宇里已经不再播放南无阿弥陀佛的音乐，而是换成李师傅的磁带，香火特别旺。”

老师见赵迪不可救药到极至，便不再坚持勒住他这匹即将跌落悬崖的野马，任其自甘堕落下去。

不久后，赵迪再次被关进公安局，事出并非由于静坐和修炼，而是因为对李无志的盲目崇拜。那次，赵迪乘坐长途汽车去怀柔玩儿，途经三元桥的时候被警车拦住，警察上车搜查乘客的身份证，众人中唯独赵迪没有将身份证带在身上，警察听他又是外地口音，便怀疑他是车轮功分子，企图去怀柔进行非法活动。赵迪在严厉的警察面前临危不惧，一口咬定自己不是车轮功分子，为了验证赵迪真的不是车轮功分子，警察让他大喊一声：李无志是大混蛋。赵迪还真喊了，他仰天长啸道：“李老师是大混蛋！”

警察一拍大腿，说：“拿下！”赵迪便因此被拷了起来，带去公安局。

警察带走赵迪后，立即将他送上遣回江西老家的火车，可赵迪却在火车尚未开出河北的时候就中途下了车，换乘返回北京的火车，又出现在学校，无论老师和系主任怎样苦口婆心地开导，赵迪依然我行我素，夜晚之时出入于校内各个阴暗角落，坚持不懈地练习。

赵迪对车轮功的痴迷程度已达不可自拔的地步，他买了一本牛津词典，说是要翻译李无志的英文版著作，了解最新动态，他考英语四级的时候也没有如此投入过。每晚熄灯后，赵迪还要坐在床上修炼片刻，他要把宿舍的窗户全部打开，说是为了收集地气，我心想住五层怎么能收集到地气，除非跳下去，这个季节蚊子并没有消失，依然猖獗得很，窗户被赵迪打开后它们便大批涌入，咬得我们五个人遍体鳞包，唯独赵迪静坐如处子而完好无损，可能蚊子对车轮功分子敬而远之，如果真有这等好事，我也会挺身而出修炼车轮功的。

我觉得有一首歌是专门写给赵迪的：每当深夜人静的时候我总也睡不着，我在考虑我的功力会不会越来越好，练成了又怎能样没有人会知道，或许李老师只是瞎说但我却不能放弃信念，我要练练练练不停地练，想不练却不能不练……

赵迪受车轮功毒害之严重使我认为他第三次被警察抓走的日子近在眼前。就在我们为赵迪忧心忡忡的时候，马晓兰却被警察带走，因为她被怀疑向男人提供色*情服务，与她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一个老板，是搞皮大衣生意的。

那次，警察来地下室搜查外地人口的暂住证，恰巧此时马晓兰的门口摆了两双鞋，她便由此束手就擒，我们也因拿不出有效证件被赶出地下室。

从地下室撤出来后，我们又在东四环路的东侧五公里处，一个叫做大旗村的地方租得一间民房。那里至今尚未开通公共汽车，我们每次只好骑自行车去排练。此处有一家化工实验厂，厂内挺立着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整日浓烟滚滚。每当向外人介绍排练场地的位置时，我们会说：“出了四环路一直向东走，哪儿的空气中有一股酸味就往哪个方向走，如果你越走越感觉身体发痒的话那就对了，你会觉得手心渗出一些液体，使得手掌变粘，总有一种想洗手的感觉，继续向前走，你会看到一座冒着黑烟的大烟囱，到了大烟囱的底下你会看见前方五十米处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这个垃圾堆的北侧有一个臭气熏天的猪圈，沿着通往猪圈的小路再走三、四分钟，然后向东一拐，就到了我们的排练室。

乐队在这个时期的演出很多，其中许多带有商业色彩，比如某商家开业，我们便被约去演出一场，可以获得不菲收入。大家看到有钱可赚，自然很高兴。杨阳却并不热衷此类性质的演出，因为在这种场合只能唱一些媚俗的流行歌曲来娱乐大众，杨阳对这些口水歌并不感兴趣，他说要唱就唱自己写的歌，要不然搞什么乐队，无聊。但每有盈利性质的演出时，齐思新就表现得异常踊跃，我和钟风对此类演出持无所谓的态度，所以杨阳只好勉强加入到演出中，可他的状态却不是很好。

赚了一些钱后，大家的手头宽裕许多，日子也过得奢侈起来。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四合院。东南西北，每个人和自已的女朋友占据一侧小屋，无聊之时，我们就支起桌子打麻将，赌注为一、二、四块，赢的一方请大伙吃饭。

不知不觉地到了元旦，我认识周舟快两年了，很想送一件新年礼物给她，于是在“中友百货”给她买了一件“FUN”牌羽绒服，周舟很喜欢。

期末考试在元旦后如期而至，无论我如何厌倦又企图逃脱，它依然来势凶猛地扑向我，让我猝不及防。我已经有过一次“试读”，如果这次考试不及格的科目超过两门，我将会被学校开除，面对如此压力，我不得不有些畏惧，一旦真的被学校开除，我不知道自己除了整日呆在家中还能够做什么，尽管我曾经有过异常强烈的退学愿望，尽管呆在学校的日子里我并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但多在学校呆一天我就可以晚一天面临社会压力，所以，学校并不使我感到厌倦，我很想留下来。

不被学校开除并非难事，考试通过即可，但只此一点足以让我力不从心。

我在这两年来的多次考试中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每次考试总会有几个人不及格，而这些不及格的名额被我和杨阳等几个同学所垄断，轮流作庄，其它同学永远在及格者范畴，所以，当老师说某门考试会出现十个人不及格的情况时，便预示着我们这些难兄难弟将难逃法网，全军覆没。这学期已经有两位任课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有两门功课在考试前就被赋予了不及格，如若其它科目再稍有闪失，我将不得不离开学校。

办理缓考已不再是对付考试行之有效的方法，学校在这方面查得很严，所有没病找病的伎俩都被校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们在集体的智慧下一一揭穿，再想办理缓考的话，只有折断自己写字的那只手，可很少会有人这样做，所以大家又在寻思着更上一层楼的办法。

我和杨阳在百思不得其解后毅然决定去饭馆喝酒。

我俩一边喝酒一边讨论着关于考试的事情，杨阳说：“这次悬了，弄不好就玩儿完。”

我说：“是啊，得想点儿办法，自己考是不能及格的，要再能从老师那里找来试卷就好了。咱们把‘机械设计’老师的办公室撬开怎么样？”

旁桌一个吃饭的人向我们这里看了一眼。

杨阳说：“撬开也没用，丫整天把备课本、资料什么的放在书包里，与他形影不离，考试卷子肯定在家里。”

“那咱们把他家撬了吧！”

旁桌吃饭的人又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

杨阳说：“别逗了，撬办公室属于品质不好，撬人家的门属于犯法，抓住了就得判刑。”

这时，那个旁桌人对我们说道：“不用那么费劲，我就可以搞到卷子。”

杨阳看了他一眼，说：“哥们儿，你没事吧，是不是喝高了？”

那人说：“不信算了，你们会后悔的。我是你们‘机设’老师的儿子。”

我和杨阳立即端着酒过杯凑过去说：“哥们儿，你没骗我们吧。”

那个人说：“你们的‘机设’老师叫刘大康，他是我爸，我叫刘小康。”

我看了一眼刘小康，感觉他的五官还真是和刘大康颇有些相似，特别是眉毛部位，几乎看不见几根眉毛，给人一种脑门特大的感觉。我问：“你真能搞到考试题？”

刘小康说：“轻而易举，卷子就放在我家的阳台上，我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份。”

杨阳问：“卷子少了你爸会不会发觉？”

刘小康说：“不会的，我妈经常从那一摞卷子中抽出一张擦玻璃。”

杨阳说：“哥们儿，今天这顿饭我们请了，你帮兄弟搞一份卷子。”

刘小康从兜里掏出几张叠得皱巴巴的纸说：“这就是卷子。”

我们打开一看，果真如此，我说：“哥们儿，谢了！”

刘小康说：“我这儿还有答案，你们要不要？”

杨阳说：“当然要。”

刘小康说：“你们想请我吃顿饭就把答案也搞到手是不是太容易了？”

杨阳问：“你想怎么办？”

]：“二百块钱。”刘小康伸出两个手指头说。

杨阳说：“这么贵，我们自己做，不要了。”

刘小康说：“不要也行，我会让我爸不考这份卷子，换一份。”

我说：“如果我们买了答案的话，你能保证一定考这份卷子吗？”

“当然能保证，我爸懒着呢，他才不会轻易更换试卷。”

我说：“二百块钱贵了点儿，我俩也是穷学生，一百块钱怎么样？”

刘小康说：“你得这么想，如果过不了这门考试，你除了要交好几十块钱的补考费，还得复习，而且补考也不一定能通过，多累呀！你俩一个人一百块钱，把答案买回去一背，想考多少就考多少分，这多牛逼！”

我认为这份答案应该买，既使再贵一倍我也会买的，有了它可以免去诸多不必要的麻烦，杨阳也流露出想买的意思，但我俩兜里的钱掏出来加在一起才二百零六块钱，而且这顿饭还没有结帐。

刘小康说：“我看你俩也不容易，一百五十块钱把答案卖给你们。”

我们给了刘小康一百五十块钱。

刘小康把钱装进兜里说：“明天晚上你俩在这家饭馆门口等我，我来送答案。”说完便欲起身离去。

杨阳揪住他说：“你丫别走，想带着我们的钱跑！”

刘小康说：“我已经说过了，明天晚上给你们答案。”

杨阳说：“你要是不来呢，我们他**哪儿找你去！”

刘小康说：“你们怀疑我是骗子？”

我说：“咱们最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刘小康说：“你们到前两届的学生中间打听打听，我刘小康的口碑怎么样，他们全是靠我通过了考过，我没骗过任何人。”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刘小康说：“我大学毕业后没事儿干，就卖点儿考题答案什么的。”

我说：“你只卖‘机设’的考题也挣不到什么钱呀，‘机设’半年才考一次。”

刘小康说：“我爸又不是只教这一门课，我妈也是X大的老师，她还教三门课，我就是X大毕业的。”

我说：“那我们还是校友，以后有事还得麻烦你。”

刘小康给我们留下手机号，说：“缺什么卷子尽管找我。”

杨阳说：“你挺好的，无本经营，只赚不赔。”

刘小康说：“我的这种经营方式叫做‘守株待兔’，每逢期末考试，我就会出现在X大附近的饭馆里，伺机出售试卷，我知道有许多学习不好的学生会在这个时候来这里喝酒。”

原来，我和杨阳是两只撞到树上的兔子，刘小康就是那个以逸待劳的农夫。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收到刘小康送来的试卷，我们本想和他坐下来再聊聊，无奈他说还要去另一个地方送一份他妈教的功课的试卷和答题，然后便骑着自行车消失在夜色中。

因为有了上次偷材力试卷的前车之鉴，我和杨阳没有把搞到试卷的事情公之于众，所以，当我俩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不及格者的名单时，引起全班同学的震惊，特别是齐思新，认为自己比我俩复习得好许多，却只考了41分。

齐思新为了这门考试吃尽苦头，屡考屡折，一年半后，当我们即将毕业的时候，我看见他依然在苦苦哀求刘大康放他一马。

由于上个学期我没有参加英语四级的考试，这个学期还要继续考试，直到通过为止，否则我将无法获得毕业证书。凭我目前的英语水平，即使把及格线降低到30分，我也不一定能通过，但学校又要求本科生必须通过四级，面对如此压力，我只好想些办法应付。

办法不能出在试卷方面，因为试卷是密封的，不到考试时间谁也看不到，而且考生的答卷将被送到阅卷中心由电脑评分，老师根本帮不上忙，所以，只能在考试人的方面想主意，譬如说找一个英语成绩不错的同学替我去考试。那么我的同学中究竟有谁可以担此重任呢，就实力而言，只有张超凡和佟小娅具有绝对的把握，他们却不愿意，也不敢冒此风险；就勇气而言，杨阳和齐思新是可以胜任的，可是他们的英语水平极为有限，只能把四级考个60分多一点儿，但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四级过后他们便卖掉英语书，如今他们的英语水平并不在我之上许多；马杰和赵迪是实力和勇气都不具备的，更不能把他俩考虑在内。这时，我想起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周舟。她的英语水平绝对让我信服，即便在发挥不好的情况下，她扣掉的分数也会比我得到的分数少之又少（我通常只考20多分），可能周舟会认为这件事情异常危险，不会轻易去做，但在我的鼓励下，她一定会放下思想包袱走上考场的。

吃午饭的时候，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舟，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周舟立即放下手中的饭勺，说：“不行，太危险了。”

我说：“没事儿，只要准备工作到位，绝对万无一失。”

“万一被抓到怎么办？”

“你放心，不可能被抓到。”

“怎么不可能，老师要查准考证和学生证，而且你是男的，我是女的。”

“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些我早想好了，咱们学校在监考方面漏洞百出。”

吃完午饭，我和周舟按计划行事。她带了一张照片去学生科，对老师说：“我的学生证丢了，能不能补办一个？”

老师说：“带照片了吗？”

“带了。”周舟将照片递给老师。

老师接过照片看也没看，说：“手续费10块钱。”

周舟掏出10块钱放到桌子上，老师找出一个崭新的学生证，说；”叫什么？”

“邱飞。”

“邱飞？”

“对。”

“哪个fei？”

“飞翔的飞。”

老师在学生证上抹了许多胶水，贴上周舟的照片，又拿出学校的公章，在照片位置用力一按，说：“好了，以后小心点儿，别再弄丢了。”

周舟说：“嗯，谢谢老师！”

我一直在门外等候周舟，当她满脸笑容地拿着学生证出来的时候，我来不及等她把门关上，接过学生证狂呼道：“牛逼！”

这时，老师在屋里说：“同学，你过来一下。”

我想这下完了，我的忘乎所以暴露了目标，我攥紧周舟的手，示意她要沉着、冷静。

周舟回到屋里，问：“老师，您还有什么事情？”

老师盯住周舟看了几秒钟，说：“你这件羽绒服在哪里买的？”

“中友三层。”

“什么牌子的？”

“奋牌。”

“哦。”

“您还有事儿吗？”

“没了，谢谢。”

“不客气。”

我站在门外长出一口气。

考英语四级的这一天，我和周舟在食堂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周舟还是避免不了有些紧张，我紧搂着她的肩膀说：“没事儿，就当是你自己的一次平常考试，但千万别写错名字，现在你就叫‘邱飞’了。”

周舟点了点头。

我目送周舟走进考场，坐在那张贴着“邱飞”字条的椅子上。周舟回头向后门望了一眼，我冲她点点头，她对我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我放心地回到宿舍。

张超凡等人都去参加英语六级的考试，周舟今天本来也是应该参加六级考试的，然而她却冒着巨大的风险替我去考四级，想到这里，我心中涌起一种坐立不安的内疚感。我又回到考场门口等待考试结束。

周舟满面春风地走出考场，说：“感觉还不错，及格肯定没问题。”

四级成绩颁发的那天，杨阳疯狂跑至我面前说：“你丫也太牛逼了吧，居然考了个优，请客！”根据学校制度，英语四级成绩在85分以上者，可以获得学校颁发的400元奖学金。于是，我用这400块钱请狐朋狗友们大搓了一顿。

期末考试结束，我只有一门功课没有通过，成功地完成了保级任务，系里有两个同学因为再次“试读”被开除，他们离开学校时满面笑容，不知道他们是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还是依然迷惘，满脑子空白。

我和几个同学在放假前进行了一次聚会，主要目的是发泄考试期间积蓄的焦虑和不安，当一瓶瓶啤酒灌进肚子的时候，我感觉舒服了许多，体内的不安被啤酒冲刷得无影无踪。

那天晚上我们又全体喝高了，我醉得不醒人世，吐了许多次。

与我们同住一层宿舍楼的还有经济管理系（简称经管）的男生，但我们和他们却宛如生活在两个世界。每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在楼道里晃来晃去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是机械系的。经管系的男生没有喝醉酒的理由，他们的功课很轻松，只需看看书、背背题就能应付考试，经管系又美女如云，不必为资源匮乏而大伤脑筋。所以，我们对他们非常气愤，稍有纠纷，就会动起手来，把愤怒转变成力量，用于拳脚之上，机械系男生擅打是全校闻名的，连校长都说：“机械系的男生也不容易，让他们打去吧！”

寒假到了，我除了准备过新年外还要准备补考，我对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被消耗在考试和补考上面感到无能为力，新年过后，我将迎来自己的23岁。

我感觉漫漫人生就像在撒尿，每度过一年的光阴就如同撒出一泡尿，尿的颜色也或多或少地反应出一个人在这一年中的心情。青年人对待一年时光的态度就像喝过几瓶啤酒后对付一泡尿一样，任意挥霍；而老人却把一年的时间看得尤为珍贵，也像一泡尿，撒一泡少一泡。

我是在厕所中得出以上结论的，我经常在厕所里思考人生的哲理，因为我的心中隐约潜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厕所情结。

我的厕所情结始于对文学的热爱。起初，每次大便的时候，我的手里总要捧着一本散文，这样有助于我将排泄工作做得顺利。每当读完一篇散文的时候，我不仅在思想上豁然开朗，身体的某个部位也会畅通无阻，源源不断地将体内部废物排泄出来。后来，当我也能够写出散文的时候，散文便不再能够带给我大便时的喜悦，我决定采用其它文体。

我曾先后尝试过诗歌和小说，诗歌每次都使得我大便不畅，我想这和它的晦涩难懂不无关系，倒是小说治愈了诗歌带给我的大便停滞不前的苦恼，并非小说具有“开塞露”一样润滑利导催便的功效，只因为它的篇幅起到水滴石穿的作用。刚开始，一部短篇小说可以供我两次大便使用，后来凡是少于2万字的小说都不能使我畅快淋漓，为了每天只此一次就可解决此生理需要，我已改用3万字左右的中篇，久而久之，练就出腿上的坚实功夫，现在我已经能够做到在大便的时候一口气读完《还珠格格》。

有一次，我在看《永不瞑目》的时候遇见马杰，他跟我打了一个招呼：“拉呢！”我“嗯”了一声，没有更多回应，因为当时我正在对肖童倍受女孩们的青睐艳羡不已。当我随着情节的展开又看了100多页的时候，马杰又来小便，见我依然捧着书专注地蹲在那里，便说：“你丫吃什么了，怎么又来了？”我抬起头，不悦地说：“我他妈根本就没走！”马杰半信半疑地撒着尿、摇着头。马杰第三次进来的时候，我仍旧保持着大便时的标准姿势，上身放松，重心下沉，双腿分开蹲于便池两侧，此时我并没有擦屁股完事的念头，因为还有60多页没有看完。马杰张开嘴做出惊讶状：“你不会还在继续吧。”我说：“你先把嘴闭上，别让苍蝇飞进去，如果你再以每半个小时就撒一次尿的频率光临厕所的话，你还会第四次甚至第五次看到我。”马杰撒完尿不忘敬仰地看我一眼，然后把那东西放进裤裆，离开厕所，出门后还诧异地说：“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

我并非每次大便的时候总会一丝不苟地看书，我偶尔也会合上书思考片刻，总结一下刚刚看过的小说的艺术思想，回忆一下它的美学结构，这时我的视线总是停留在我的正前方，也就是小便池的位置，那是一个值得去留意的地方。

由于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小便的形式也不尽相同。首先，根据体内贮存水分的多少，膀胱释放的压力大小不一，这就决定了有些人可以站远些（小便台下面）而有些人却不得不忍受冲洗便池的水溅到鞋上的痛苦，站在小便台上面（如果他想把尿留在便池里面的话）。其次是掏出那东西的动作，这也是因人而宜的，有的人穿运动裤，他只需解开腰间的绳子，将裤子向下一褪，那东西便会自己暴露出来；有的人穿牛仔裤，这样他就要稍微复杂一些，先是拉开文明扣，再弯下腰，向后拱一下屁股，才能把那东西掏出来；有一种人是最方便的，他无需任何动作，只要膀胱发力就可放水，因为他是赤裸着身体，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深夜或是清晨。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前面一系准备工作的目的——排放体内的废弃液体。毫无二致，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会腾出一只手来夹住那东西，把它调整到一定高度，否则会浇到自己脚面，大多数人会选择用右手来完成这项工作，这是毫无目的的，仅是习惯而已。我只有一次看到一个学生在放水的时候双手叉腰，一副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事后才知道他是一个喝高了的天津人。

大便时所蹲的位置是观测一个人行小便之事的最佳位置，我可以看到一束水柱从那个人的双腿之间迸射出来，根据气候变化和他在近期内吃水果蔬菜的多少，那股水柱会呈现白和黄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此现象证明了他最近的身体状况。我在此时往往会展开逆向思维，逆那束臊气的液体而上，来想象撒尿人的那东西是何模样，这需要考虑得综合全面，此人的高矮、胖瘦、肤色都是决定那东西规格的重要因素。在释放液体的时候，有的人因为缓解掉腹中压力而兴高采烈，他们嘴里会哼唱着最媚俗的流行歌曲；有的人除了右手夹住那东西外，左手还要夹一根香烟，不时地嘬上一口；有的人会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一次，一个正在撒尿的人回了一下头，见我正注视着他，便对我嫣然一笑，我也冲他抱以微笑，从此以后，我们凡是在校园里遇到都要相互点一下头，以示友好。

这个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大家都要抖搂抖搂那东西，否则一些意犹未尽的液体会被带到裤头上，造成不卫生，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一次尿完，还要为抖搂而浪费时间。当把那些含有各种毒素和矿物质的液体从体内转移到便池后，大多数人都要迫不及待地离开这里，他们会边走边把那东西收回去，免得被人误认为不要脸，还有人会把手在裤子上蹭蹭，此时裤子上便会留下一小片潮湿的痕迹，这是刚才不慎浇到手上的。

有时，在我专心大便的时候会听到隔壁单间里传来“轰”的一声，紧接着是大珠小珠落玉盘般衔接紧密的声音，大有气吞山河之势，随之而来是一种恶不可闻的气味。虽然我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如此事情有失大雅，但我也会憋足全身气力回敬他一次，以此来证明我的存在，告诫隔壁不要太放肆，做人还是收敛一些的好，可我每次都是力不从心，无法做到惟妙惟肖，隔壁依旧在气焰嚣张地做着坏事，看着别人在我的面前兴风作浪、胡作非为而自己却束手无措，这就是人体功能造就的巨大悲哀，人比人气死人呀！

一个人在完成他的大便工作后，会收拾一下残局，用水将它们冲掉，它们被水冲走后也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扑嗵”的声音，仿佛一块巨石投入水中，这种声音的主人往往体魄健壮、身材魁梧，他们体育成绩很好；另一种是清脆的“咚”的一声，就像中国选手的跳水，可想而知，水花压得相当小，能够制造出这种声音的人通常弱不禁风，面带菜色，但学习成绩异常优秀。

大便究意被冲到什么地方我也无从知道，反正它们会变成化肥施在我们吃的粮食上面。人们总是在吃饭时谈便色变，而拉屎时讨论羊肉串与羊板筋的孰劣孰优却异常兴奋。其实把这件事情以一颗平常心对待，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大家都可以像我曾亲眼目睹过的一个同学那样，左手拿手纸，右手拿油条，在厕所里边吃边擦。

就我所居住的这座宿舍楼的厕所而言，其存在着诸多设计上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每层楼只有三间厕所，每间厕所仅有四个蹲坑，也就是说，其最大排泄总量仅可供12名学生同时使用，而每层楼有51间宿舍，每间宿舍可容纳6名学生，这12个蹲坑对306名学生来说简直就是僧多粥少，所以每天早晨7：30-8：00之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四名学生在里面怡然自得地蹲着，十几个手握卫生纸的学生排在厕所的门外焦急地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每有学生从蹲坑的小单间起身，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学生便会疯狂奔至单间外，准备时刻进入，此时也不再顾忌那股奇异的味道。也会有蹲坑的学生在完事之前用手机给同宿舍的某个同学打电话：“某某，你赶紧快过来吧，我快拉完了，中午别忘了请我吃饭呀！噢，对了，带点儿纸来，我刚才出来的急，忘了。”之所以建造如此之少的坑位，我想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宿舍楼始建于1960年，那时我国正闹灾荒，没有谁动辄就把肚里仅存的那点儿东西排出去，至少得存五至七天，所以坑位设计多了就是浪费，谁曾想，二十年后的改革开放把我国经济发展得如此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在吃的方面，人们已经适应每天至少大便一次的习惯，由此看来，当初的设计师缺乏放眼未来的深谋远虑。

其次，每个单间的挡门均无一例外地被拆掉，这样你在里面的所作所为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虽然没有什么丑陋可言，但毕意属于隐私范畴，所以每次当我置身其中的时候，总有一种惶惶不安之感。据说这些单间的门原来是存在的，时常有一些文采稍好又擅描画的同学在蹲坑的时候会将他的才华转变成一些图文并茂、内容生动的生理卫生图解置于其上，这些东西被一位来我校视察不幸吃坏肚子的副市长在无意中尽收眼底，他当即下令，拆除所有的挡门，不给不正之风任何有机可乘之载体。

再次，蹲坑单间内纸篓的位置的确有碍观瞻，它总是被摆在蹲坑者的面前，蹲坑者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尽管会竭力不去看它，但还是会在无意中瞥到几眼，极大地影响到蹲坑者当天的快乐情绪。我们可以随手将它挪开，置于身后，可大家碍于其不卫生，谁也不去管，只好眼不见心不烦。

我的22岁就这样过去，它已一去不复返，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