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八点钟上班，任营岩七点钟就进厂了。他走的是北厂区的东门，东门是专门进料用的，一进门是一条五十来米的通道，正对着切草工段，这时候夜班工人正在清理卫生，准备交班，他们每个人头上都带着一顶遮着两边脸的帽子，帽子和工作服上全部是灰尘，嘴上的防尘口罩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这是纸厂最脏的工作环境，切草机和输料带虽然都装有防尘罩，但运转时仍避免不了尘土飞扬。在这里上班的工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上了年纪的老工人，也是切草工段的骨干力量，他们都有二、三十年的工龄，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另一种是从农村找来的合同工，这部分合同工为了能够转正，即使是最脏最累的活也不会去计较。那个年代正式工与合同工的区别是很大的：一个是铁饭碗，一个是泥饭碗；一个是能调升工资享受福利，一个是死合同工资没有正式工的福利待遇。即便如此，对于这些合同工来说，毕竟还是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如果表现好，能转成正式工，有一本城市户口，下半生也就成了城里人了。除了这两种人，其他正式工是绝不愿意到切草工段上班的，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特殊年代的时候，像达昌奇这样被打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被下放到切草工段接受劳动改造，切草工段也就被工人们戏称为纸厂的劳改所。

任营岩走到切草机跟前后，从一名老工人手中要了把笤帚，一边打扫散落在地上的麦草，一边和这位老工人聊了起来：“我记得你是刘金贵师傅吧？”

“是啊，你还记得我呀。”刘金贵回答时有点惊讶，他心里想，有好几年没见过面了，任营岩竟然还记得自己这个普通工人。

“怎么能不记得你呢，你儿子宝成还是我带过的学生呢，听说他也在厂里上班了，是吗？”因为宝成铁路从凤凰岭市穿过，所以市里叫宝成名字的人特别多，再加上这个刘宝成当学生时特别调皮，任营岩当年做他的班主任时没少了家访，所以对这父子俩印象很深。

“宝成在纸车上上班好几年了，到现在还经常给我唠叨任老师对他的好。”刘金贵感激地说，“如果不是你对他要求的严，这混小子早到五里庙背砖头了。”凤凰岭市的监狱设在五里庙，所以五里庙就成了监狱的代称。监狱里办了一个砖瓦厂，犯人就是不用付工资的劳动力，凤凰岭市到现在还流传着一句话——坦白从宽，五里庙背砖；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这都是做老师的应该做的事。”任营岩截住了刘金贵的话，转换了话题：“刘师傅，问你个事，厂里的澡堂子装上淋浴了没有？”纸厂职工洗澡，说起来是件小事，却也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不少岗位工作环境脏差乱，下班后不洗个澡就上不了**，任营岩记得自己早先在厂里工作时，厂里的澡堂子只有大池子，没有淋浴头，经常是下班晚点的工人，只能是泡在浑浊的黄汤里，所以不少人还没到下班时间，就偷偷溜进澡堂，为的就是能洗个干净澡。厂里最惦记澡堂子的人就是切草工了，任营岩这句话，是有意识地往他们心上问。

听到任营岩问澡堂子的事，旁边的几个工人立即凑了过来，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起来。“总务科的人都是吃闲饭的，说了几年了，淋浴头也没装上！”一个叫丁二平的合同工显然是对澡堂子的事很不满意，带头高声的嚷道。丁二平是厂里几百个合同工中最刺头的，不到三十岁，长得人高马大，和人吵架话不过三句准动拳头，工人们给他起的绰号就叫“丁二球”，在北方俗语中就是愣头青的意思。“丁二球”愣是楞，可是有一点，就是干活不惜力气，为人也是义气第一。“指望总务科，那是说傻话，你什么时候见过总务科的干部和你一起洗过澡？”另一个叫王景春的合同工看起来是质问丁二平，其实他话里有话，意思是说干部要洗澡，澡堂子没到开门的时间，他们就洗过了。王景春和丁二平年纪相仿，但比丁二平多念了几年书，算是切草工中的文化人，说话含而不露。刘金贵见这两个年轻人一个说的冲，一个阴阳怪气，怕任营岩接受不了，赶忙插话：“任厂长问淋浴头的事，你们扯人家干部干啥。”在场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任营岩就是新来的厂长，听刘金贵这么一说，都哑然不语了。任营岩也不愿意把澡堂子问题扩大化，他心里很清楚，工厂里的干群矛盾，是一个普遍性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工厂里事事处处都会显示，比起解放前的劳资矛盾，那要复杂多了，不像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那样简单，也不像有产者和无产者那样泾渭分明，他现在需要的是人心，而不是解决这种深层次的矛盾。见到刘金贵出来打圆场，任营岩也就不再鼓动大家继续议论，而是斩钉截铁地表态：“大家提的意见很好，今天是九月五号，一个月内，十月五号前保证让大家洗到淋浴。”连任营岩也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这么小的一个承诺，竟换来工人的一片掌声－－－－－－

离开切草工段后，任营岩又按工序进入蒸煮工段。蒸煮工段的主要设备是蒸球，蒸球是用不锈钢焊接成的球形体，容量有大有小，宏文纸厂用的是25立方米，麦草和碱液以及其它辅料装进蒸球后，用蒸汽高温蒸煮，达到工艺要求后，蒸球中的高压气体向空中排出，这种高压气体刺鼻难闻，严重污染空气环境，几十年来，凤凰岭市一直流传着一句对纸厂非常不满的粗语——“纸厂一放屁，臭了十里地”。高压气体排完后，浆料倒入球下的洗料池，然后用水反复清洗，直到把黑浆洗成黄色后，再通过管道输送到下一道筛选工序。洗料的黑水通过下水道直接排入渭河，又对河水造成严重的污染。二十世纪最后几年，国家坚决取缔年产五千吨以下的造纸厂，其原因就在于此。在蒸煮工段任营岩没有多停留，只是翻看了一下夜班的生产报表，就又去了筛选漂洗工段。

纸浆的筛选漂洗，顾名思义，就是用筛子筛去浆料中的碎石子等杂物，然后用氯气把浆料漂白。氯气是一种有毒气体，战场上使用的毒气弹，很多就是用氯气制造的。使用氯气时要非常小心谨慎，一旦泄露，后果不堪想象，一个氯气瓶，装有约一吨液化氯气，可以让方圆几十里寸草不生，特殊年代的时候，宏文纸厂曾经由于一个排气阀失灵，造成氯气泄露，抢修的工人戴着防毒面罩，仍然被熏昏七、八个人，幸好故障不大，抢修及时，才没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件事后来一直被作为厂里安全教育的典型事例。

在筛选漂洗工段，任营岩遇到一件让他很不满意的事情：一名叫苏战的年轻工人在清洁设备时，直接用高压水管清洗落在电机上的浆渣，这是操作规程严格禁止的行为，因为电机内部一旦进水，就会造成短路，烧毁电机。苏战并不认识任营岩，更不会想到这位就是新来的厂长，这也难怪，除了老厂长达昌奇，历届厂长，没有那个一大早上就会出现在车间的。所以当任营岩关掉高压水的阀门时，苏战发火了：“你是干什么吃的，干吗关掉水龙头？！”

“你知不知道你冲的是什么设备？”任营岩手指着电机，反问了一句。

“你当我是傻子啊，连电机都不知道！”苏战更生气了。

“知道是电机还用水冲？”任营岩声调也提高了。

“你算哪根葱？管到我头上了！”苏战也不客气，不干不净的话冲口而出。

“我算哪根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月的奖金泡汤了！”任营岩口气一点也不含糊，直截了当地说。纸厂的工人一月只有几十块钱的工资，每月不到十块钱的奖金，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听到任营岩这句话，苏战急了：“你是谁？你凭什么扣我的奖金？”

“我是谁、为什么扣你奖金，你们车间主任会给你解释。”看到有些工人闻声围了过来，任营岩没有和苏战多纠缠，转身离开了筛选漂洗工段。

任营岩原本计划还要去打浆、纸车和整理工段巡视，发生了这段插曲，他就改变了主意，直接去了制浆车间办公室。宏文纸厂生产分三大车间，分别是制浆、造纸和整理车间，另外还设有一个机修车间，专门负责设备的大、中修，零配件制造和锅炉房的管理。切草、蒸煮、筛选漂洗、打浆都属于制浆车间。制浆车间的主任叫王洪波，是1962年轻工学校的毕业生，和王忠是同学，原来在子弟中学当数学老师，王忠当厂长后，把他从学校调回厂里，当车间主任。王洪波当了二十多年的数学老师，人逐渐就变迂腐了，和数字打交道还说得过去，管理人就勉为其难了，爹娘给他取了个“洪波”的名字，可他的做派却和“洪波”相距甚远。工厂里的生产车间，需要的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车间主任，做实打实的事，因为生产上的事，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坏了，都要立即重换，否则就会影响生产，更何况生产工人都在一线岗位，一举一行都关乎到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管不住他们、管不好他们，说的再好听，也都是扯淡！王洪波差的就是这一点，他性子慢，做事慢条斯理，而且很古板，就连这上下班时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都是踩着点上班，踩着点下班。

任营岩来到制浆车间办公室的时候，离八点钟上班时间还有十来分钟，车间办公室里只有统计员唐亮一个人在整理自己办公桌的桌面。唐亮是两年前才分配到厂里的大学生，学的统计专业，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五左右，浓眉窄脸，眼不大却聚神，一看就属于精明强干之类。“早上好！任厂长。”看到任营岩走进办公室，唐亮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打招呼。唐亮虽然以前不认识任营岩，但他很有心，昨天听说新厂长上任了，就专门去办公楼认了一下新厂长的面孔。

“你好！小伙子，”任营岩也不认识唐亮，就用小伙子称呼他，“王主任来了没有？”

“还没有。”唐亮回答完后又补充说，“不过王主任上班很准时的，马上就回到，您先坐这儿，我给你泡茶。”

“谢谢，不用了，我不喝茶，只喝凉白开。”任营岩说的不是客气话，他常年的习惯就是喝凉开水，即使冬天也如此。听到“王主任上班很准时”这句话，任营岩心想，这个小伙子倒是挺会说话，就是不知道办事怎么样，于是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在车间做什么工作？”

“我叫唐亮，是制浆车间统计员。”唐亮回答的倒也干脆。

“那车间的奖金也是由你来算了？”任营岩接着问。

“是的。”稍有停顿，唐亮反问一句：“任厂长要了解奖金情况吗？我昨晚才算完，可以给您汇报。”

“好啊，你先给我说一下每个人的奖金是怎么评定的？”任营岩先不问奖金的多少，而是问奖金评定的方法，这是因为他知道，几十年来，中国的工业企业在奖金分配制度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特殊年代之前前，基本上实行的是平均主义，力图贯彻“劳动者是平等的”观念，但其实质是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保守思想作怪；特殊年代中，奖金制度被作为资产阶级“物资刺激”的手段而废除，孰不知这样做是否认和践踏了“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分配原理；特殊年代后，奖金制度也得到“平反昭雪”，然而它复燃的仍是平均主义的火焰，更让人揪心的是，在奖金的分配上，注入了更多的人际关系和领导意志的成分，使奖金非但起不到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杠杆作用，反倒是制造出很多矛盾和不满；改革开放以后，在思想大解放的的热潮中，不少理论工作者和想有所作为的企业家开始认真思考奖金制度问题，他们提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把劳动者的收入包括奖金和劳动者的劳动结果切实挂起钩来，然而遗憾的是，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传统思想和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抵制甚至阻挠，以及一些不愿意放弃长官意志主导奖金分配的领导者的反对，奖金制度改革的收效并不大。

听到厂长问奖金评定的方法，唐亮有点为难，因为每人定下发多少奖金不是秘密，可是这定的过程，王主任却是一再给自己交代过要绝对保密。不过唐亮也只是短暂地犹豫了一下，立即回答说：“每月的奖金会议，由王主任亲自主持，参加的人有车间副主任、工段长和所有的班组长，先由班组长提出本组一、二、三等奖人员名单，然后由王主任在组与组间做平衡，这个平衡工作最难做，谁都想给自己组多挣几个一等奖，经常吵得是天昏地暗，让王主任头疼－－－”

“评奖金有量化标准吗？”任营岩截住了唐亮的话，又换了个话题问道。

“只有一个量化标准，就是缺勤超过三天，取消评奖资格。”唐亮回答说。

“没有产量、质量的量化标准？”任营岩又问。

“没有。我曾经给王主任建议过，王主任说影响产量、质量的因素很多，很难把握。其实从我们统计学的角度看，任何事情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唐亮不以为然地说。

“这个道理你给王主任讲过吗？”

“讲过，不过他说我书生气太浓，不了解评奖过程中的复杂关系。”说到这儿，唐亮自己也笑了。

“那奖金这件事上，你做哪些贡献呢？”任营岩用玩笑的口吻问。

“他们开会，我做记录，仅作记录，没有发言权。名单一定好，我根据厂里给的奖金总额，计算每个人发多少，不过——”

看到唐亮脸部表情有点神秘，任营岩追问了一句：“不过什么？

唐亮压低声音说：“不过王主任掌握的机动奖金额，就不在我的计算范围了。”

机动奖金是个敏感的话题，任营岩自然明白，也不想和唐亮多说，就又换了一个话题：“你能不能告诉我，筛选车间的苏战这次评的几等奖，要发多少钱？”在来制浆车间的路上，他已经打听到苏战的名字了。

“苏战评的是三等奖，六块八毛钱。”唐亮随口就准确地报了出来。

“很好，你对业务很熟悉。”任营岩由衷地夸奖唐亮，并且心里掂量，这是块可塑造的材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得给他派点用场。从细微之处发现人才，把他挖掘出来并予以培养，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机会，放在合适的岗位上给以重用，这是任营岩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悟出来的一条用人的方法：那还是1987年的事，凤凰岭市主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庞学骞召集经济工作汇报会，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局委的正副职，只有任营岩一个科级干部，他是代替突然生病的副局长冯时参加会议。政府召集的汇报会，一般都有固定的程式：先由各局委汇报生产或工作的进度，计划是多少，实际完成了多少，完成了的总结几条经验，没完成的说明几条原因，然后由召集会议的领导对下阶段的工作提出几点要求后结束会议；汇报工作的人也都是拿着报表照本宣科，用各种数字说话，极少有人会站在理论的高度，从宏观上去认识这些数字后面所反映的规律性的意义。1987年是思想大解放的年份，不少学者已经对计划经济提出了质疑，市场经济呼之欲出，美中不足的是真正从事经济工作的基层的绝大部分领导人，并没有认识到一场伟大、深刻的经济变革即将在中国的大地上兴起，他们已经是习惯于按部就班的计划经济的步伐和节奏，把市场经济视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却之不及。任营岩则不然，他是一个对理论学习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为了学习和研究这些理论知识，他专门自费订阅了一份光明日报，而光明日报正是当时刊登、讨论、争辩这些理论的最重要的阵地。在轮到任营岩做汇报时，他一开始也和其他人一样汇报报表的各种数字，但是在念完这些数字后，他望着庞副市长说：“庞市长，我对我市的经济工作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能否在会上说一下？”庞学骞有些好奇，心想这个年轻人以前没见过，看来还是有些胆量，要不怎么敢在这么多的领导面前说想法，而且还是对市上的经济工作谈想法，那就看看他能否谈出什么有价值的新想法。于是庞学骞用鼓励的语气说：“有想法好啊，说出来让大家听听，不过要简练一些，会议时间可不多了。”“我只占用大家三分钟的时间。”任营岩环顾了一下全场，然后从容不迫地说：“我提请大家注意这组数字：按照国家规定，工业企业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有百分之十的自销权，1985年以前，我市的工业企业很少注重这百分之十的自销权，也很少有企业自销部分超过百分之十的，大家也没有必要去重视，原因很简单，就是产品由国家调拨，用不着工厂自己去考虑；这两年情况就不同了，1986年，自销比例超过了百分之十，到了百分之十二，今年三季度才完，自销比例已经超过百分之二十。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在企业做了些调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的调拨计划越来越难落实，二是乡镇企业和个体户越来越多，他们对我们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他们的需求，都不在计划调拨之内，要由我们企业自销这部分供给。”说到这里，任营岩加重了语气，一字一板地说：“所以，我的想法是，今后，我市在制定企业产品销售政策时，必须由目前的计划调拨单轨制向计划调拨与市场销售并重的双轨制转移！我的话说完了，谢谢大家。”对于任营岩的话，会场反映并不热烈，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声掌声，但是作为凤凰岭市工业战线的掌门人庞学骞却听出了味道，非常地欣赏，会后，他叫住了任营岩，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任营岩的名字和联系电话。不久，庞学骞在调研工业企业横向联合问题时，向市工业局指名点姓要任营岩参加，任营岩也没有辜负庞学骞的期望，调研结束后提交了一份“以国家名牌产品为龙头，发展凤凰岭市拳头产品的方案”，这个方案提交政府办公会议研究时，一字未改就获得通过。这次破格提拔任营岩当厂长，也是庞学骞力主的结果。

八点钟，王洪波准时走进办公室。今天早晨，王洪波的心情很不愉快，当老师的时候，老婆孩子都在农村，他一个人过的挺自在，每月只需把领到的工资寄回家就行了，其他事一概不管不问，自从当了车间主任，厂子为了照顾他，把他的老婆孩子户口办到城里后，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烦心事也一齐堆了过来，家庭经济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原来积蓄就不多，办户口时请客吃饭送红包花了个精光。城里不像农村，出门就得花钱，厂里每月十号发工资，有时还会拖欠几天，现在才五号，口袋里已经是空空如也，今天一大早，老婆又向他要钱，说是要给自己和孩子一人买件像样点的衣服，这样才像城里人，王洪波不同意，老婆就跟他闹了起来，说是“人家的丈夫当了官，家里不愁吃穿，钱花不完，你当了官，老婆孩子一件新衣服都买不起，跟着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气得王洪波早饭都没吃，窝着一肚子气就来上班了。

王洪波一进办公室门就看见任营岩坐在他的办公椅上，心里就有点忐忑，他和任营岩曾经一起在子弟中学共过几年事，深知任营岩是一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没事不会到自己办公室闲聊天，尤其今天又是他刚上任的日子，来找自己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谈。想到这里，王洪波赶紧把早上不愉快的事置到脑后，快步走到任营岩的面前问道：“任厂长一大早上找我，有什么重要指示？”

“重要指示谈不上，是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任营岩不想把事情的经过由自己的嘴里说出，因为由自己的嘴里说出，语气重点轻点、声调高点低点都会影响王洪波对事情的判断，如果王洪波再把这件事看成是“工人骂了厂长”这样简单，那就达不到自己的初衷了。“你马上去找筛选夜班的班长和苏战，了解一下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很快拿出一个处理意见告诉我。”

听完任营岩的话，王洪波虽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还是转身对唐亮说：“你去筛选夜班找他们班长和苏战，让他俩马上到办公室来。”

看到唐亮走出了办公室，任营岩又用推心置腹的语气对王洪波说：“王主任啊，我给你提个建议好不好？”

“什么建议？你说吧，我听着呢。”王洪波有点莫测高深地说。

“我建议你每天早上进办公室前，先去车间转一圈，这样做有几点好处，一是能及时了解头天晚上的生产情况和存在问题，二是有助于提高你在工人中的形象，让他们感觉到你是一个深入实际、关心生产、想着工人的好干部。”看到王洪波若有所思地听着自己的话，任营岩接着说：“我们都是从事基层工作的干部，如果不能在群众中树立起威信，说话谁会去听，你说是不是？”

王洪波没有正面回答任营岩的问话，他心里想，这个大道理谁不知道，可是每天早上进办公室前先去车间转一圈，至少得提前一个小时进厂，你任营岩家里只有两口人，孩子不在身边，很容易做到，我可是一家四口人，两个孩子还要上学，早上一起来就得烧水做饭，忙得跟打仗一样，哪有可能提前一个小时来上班。他心里这样想，嘴上却说：“其实我也不是不深入基层，晚上生产上有什么问题，班组长、工段长下班时都会给我报告，我也会下去解决。”听汇报下指示的工作方法，几十年来已经成为大小领导司空惯见的做法，这已经不是一个官僚主义的简单问题，其中不乏很多人用这种方法明哲保身，指示下对了是自己有水平，指示下错了，是底下情况没有讲清，也难怪这些年平庸的干部太多太多，这也是因为他们尝到的甜头也太多太多了！

对于王洪波的解释，任营岩心里很不满意，他也不愿意再去讨论，因为他明白，对于下属，很多情况下讨论说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让他去执行你的意图，才是问题的关键：“好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理解你这个车间主任当得也不容易，需要的话，以后给你调一下岗位。”任营岩说的“需要”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王洪波自己要求调岗位，另一个是工作需要调他的位置，任营岩心里很清楚，这句话对王洪波应该是很有压力的。

果不其然，一听任营岩这么说，王洪波马上就表态：“任厂长放心，从明天起，我就按你的建议办。”态虽然这样表了，可王洪波心里直骂娘，“好你个狗日的任营岩，几年没见你，学会威胁人了。”

“有什么困难可以讲吗，”看到王洪波表情有些尴尬，任营岩很放松地笑了笑说：“听说你把老婆户口办进城了，厂里安排她工作了没有？”

“我找过几次王忠书记，他说现在厂里有困难，暂时不好安排，让我再等等。”王洪波一说这事心里就烦，“这么大个厂子，就缺我老婆一个岗位呀？！”其实这事也是王洪波迂腐，他想着自己和王忠是老同学，空着手就想让老同学给自己老婆安排工作，无异于是想着太阳从西边出来呢。

“这样吧，安排个正式工工作的确不容易，得有招工的名额才行，先让你老婆去劳动服务公司干个临时工，一边干一边等机会，你看行不行？”任营岩很快就想到这个折中的方法。

“这倒是个好主意，就是不知道劳司的马经理同意不同意。”王洪波说到的这个马经理，就是老书记达昌奇的爱人马华，达昌奇再次走上厂长兼书记的岗位后，马华就一直担任厂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达昌奇离休后，马华还不到退休年龄，一直在位。

“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给马经理打招呼，你下午去找她就行了。”任营岩语气很肯定第说。

任营岩恩威并施的方法很凑效，刚刚心里还在骂任营岩的王洪波心情马上好了起来，他由衷地想到：真是士不见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个任营岩的领导艺术看来是到了炉火纯青的份上了。

王洪波刚想说些感谢的话，还没出口，就看见唐亮带着苏战和夜班班长走进办公室，话就噎了回去。任营岩也不失时机地说：“你工作吧，我回办公楼了。”说完，就大步走出了制浆车间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