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按劳取酬
听到任营岩让大家继续提问题，会场上七、八个人同时站立起来，真先恐后地要发言。任营岩很快地把这几个人看了一眼，然后说：“大家不要急，每个人都会有提问题的机会，大不了我们把会议延长一下，让大家都能一吐为快。我看这样吧，你们几个人中数生产处徐处长的年纪大，咱们就发扬一下我们中华民族尊老携幼的光荣传统吧，请徐处长先说。”
任营岩这么一说，其他人也就不再好意思再争了。生产处老处长徐德昌感激地看着任营岩说：“谢谢任厂长，也谢谢各位的礼让！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是生产工人出身，不怕干活，就怕说话，今天之所以要抢着发言，是因为受了任厂长和各位代表的感染，感到我们厂现在扭亏看到了希望，如果我再不说话，再不为扭亏增盈献点主意出点力，那就真是上对不起各级领导，下对不起全厂职工了；我要说的问题，其实也是大家都关心的事，那就是工资和奖金问题：各位都知道，我们厂职工的工资奖金收入，在我市工业企业中一直属于偏低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从历史上看，就是因为我们是轻工企业，当时国家的工资政策，是重工高于机械，机械高于轻工，轻工企业的工资最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后，工资管理的政策松动了，可是我们厂的效益却滑坡了，大家的工资奖金收入仍然提高不上去；尤其是这两年又连年严重亏损，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效益好的企业职工收入蹭蹭蹭地往上涨，也只能是望洋兴叹，自愧不如；作为我们老一辈的职工，以前吃苦吃惯了，还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可是年轻职工就不一样了，他们还得结婚养家生孩子，这么点钱哪里够用啊！大家都清楚，现在厂里的职工，年轻人占了百分之七、八十，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厂里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如果这些人思想不稳定，不能安心工作，不要说扭亏增盈了，就是现在的生产状况能不能维持下去，都是两可的事；所以我说呀，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应该是你这个新任厂长不能掉以轻心的大事情！”
要说宏文造纸厂的工资低，确实是有历史了，就拿任营岩的工资来说吧，刚进厂当学徒的时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十八元，学徒三年转正后，因为他所在的碱回收车间属化工性质有污染，转正工资定为四十块零四元，这在纸厂转正工资中还算是最高的，一般工种只有三十三元；每月四十块零四元的工资，他一拿就是十二年，直到一九八五年调到工业局后，工资才涨到五十四元；这期间也不是没有调工资的机会，十二年中，国家曾经三次普调工资，但第一次普调比例只有百分之四十，第二、三次各为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十二年中，人均只有一次调资的机会；在这三次调资中，任营岩一次也没有轮到，这并不是说他工作表现不好，原因是他每次调资时都主动放弃了，也不是他风格高不想涨工资，因为他看到，每次调资的时候，很多人为了能上调三、五元工资，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是头破血流，他那个时候还有着很浓重的小资清高情调，不愿去做与人争利的事情，更何况他自小就受当教授的父亲影响，骨子里植下了“大丈夫立于世，何患无财无妻，安能为五斗米折腰”的豪气；直到这次调到纸厂当厂长，月工资才调整到厂长级别的最低标准贰佰壹拾六元；来之前杨洪局长找他谈话时，要给他高套，他不同意，担心自己工资高套了其他厂领导会心里不平衡，影响工作；杨洪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就按他的意思套了最低工资标准，并且向他一再承诺：等到纸厂在你手里扭亏增盈了，再按最高标准给你调整；一个管理几千人厂子的厂长，一月才拿贰佰壹拾六元工资，这和当时南方那些开放城市的企业职工比，真有天上地下之别，当时南方那些开放城市的企业，就是最普通的职工，月收入也都在千元以上了！
正因为任营岩深知纸厂的工资状况，自己也曾经饱尝工资低的苦处，所以老处长徐德昌语重心长的话，听得任营岩也为之动容：“谢谢老前辈的提醒，我一定不会掉以轻心，一定会以职工的利益为重！请你接着往下说。”
“提高职工的工资奖金收入水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工资奖金的分配方法，换句话说，就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工资奖金的激励作用。”徐德昌又接着说，“我们生产系统这个组，代表们议论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大家的一致看法，就是厂里现在执行的奖金分配方法不合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每次评奖金的时候，参加评奖的人都是从印象出发，印象好的多给点，印象不好的就少给点，这中间也不排除有很多的人情关系在里面，有的工人活干的不错，就是因为不会处人事关系，结果是活干了不少，奖金却拿得不多。这样一来，就成了恶性循环，干活多的反倒是向干活少的看齐，都不愿意多干活了。”徐德昌基本上又把几个车间主任议论时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没有，关键是看你这个厂长能不能下决心了？”徐德昌盯着任营岩的眼睛说。
“徐处长这是考验我吧？你得先说说是什么办法，我再表态不迟嘛。”其实任营岩心里已经知道徐德昌要说什么，因为他看过这个组的议论记录，秘书组汇总的时候，唐亮也向他汇报过计件工资的议论，他之所以装作不知，是为了增加对话的戏剧效果，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整理车间的郑佩玉主任提出了一个计件工资制的办法，几个车间主任都认可，其他代表也都觉着这个办法行。”徐德昌说。
“能详细说说这个办法吗？”任营岩进一步引导。
“可以，我就拿整理车间做个例子吧。”徐德昌不慌不忙地说，“整理车间除了几个辅助工外，其余的都是选纸工，她们的工作量都是可以计数的，可以准确到每人每班完成了几令零几张，因为纸厂卖出的每张纸，都是经她们的手一张一张检验出来的，所以办法很简单，只要给每张纸定一个基数，谁该得多少工资奖金，拿她的产量一乘就行了；这个办法既简单又合理，其他几个车间虽说要比整理车间复杂些，同样也可以参照执行；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分配方法和现行的工资奖金制度截然不同，会不会有人给我们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这种亏我们可是吃过不少次了，现在就要看你这个厂长敢不敢承担这样的政治风险，带领我们趟出一条工资奖金分配制度的新路？”
徐德昌有这样的担心也是情有可原，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少不了分配制度之争，不少人就是因为所谓的“奖金挂帅”、“奖金刺激”而招致牢狱之灾，就连当时的国家主席也未能幸免，徐德昌心有余悸也就不奇怪了。
一听徐德昌这话，任营岩乐了，他笑着回答：“老处长啊，我也有一个唯一的担心，不过和你的不一样，我是担心一旦实行计件工资制，工人们都抢着干活，到时候人多活少，分配不过来，工人们追着你们这些领导要活干，你们想找地方藏都找不到呀！”
任营岩一句玩笑话，逗得全会场的人开怀大笑，笑声过后，任营岩又严肃地说：“同志们，徐处长问我敢不敢下决心，这是在关心我，我表示诚挚地感谢。但是我的理解，这不是一个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问题，看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提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才是按需分配，这一早成定论的分配原则在这些年的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多次离经叛道的现象，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也给国家和我们企业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失；现在讲改革开放，国家领导人提出思想要大解放，所以我认为，思想大解放，也包括要给按劳取酬的原则正名，党中央已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就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这绝对是不能含糊的事情！我们要感谢徐德昌处长和生产系统的代表们，因为他们提出的计件工资的方法，正是把按劳分配的原则，具体到了我们厂的实际分配原则之中，使我们找到了一个拨乱反正的正确、科学的路子，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走这个路子，我们就可以充分发挥工资奖金的杠杆作用，把职工们的生产、工作积极性彻底地调动起来，为我们的扭亏增盈工作立新功！当然了，实行计件工资制，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中间有很多具体工作要研究和准备，像单位量件工资奖金的基数标准、协同单位工资奖金的计算系数、集体协同完成的工作量怎么计算到个人身上，还有工龄、职务等因素在计件工资中怎么体现，产品质量和产量怎么挂钩等等；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不打无把握之仗，职代会结束后，请劳资处刘琦处长马上带你们办公室的人去整理车间蹲点，尽快拿出一套整理车间计件工资制的试行办法，提交厂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刘处长下车间后要扎扎实实地调查研究，多听听车间基层领导和工人们的意见和建议；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去一下兄弟厂家，看看他们有没有类似的做法，如果有好的经验，拿回来作为我们的参考，千万不要闭门造车呀。”
刘琦是个聪明人，虽然他对实行计件工资制不以为然，心里明白一旦实行计件工资制，劳资处对工资奖金的操控能力会大大减弱，但是看到任营岩已经下了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决心，也就违心地表态道：“我们劳资处坚决拥护任厂长的决定，说个实在话，我本人早就有计件工资制的想法了，只是碍于条件不成熟，一直不敢说，现在有了任厂长这块令箭，我就有底气了；请任厂长放心，今天会议一结束，明天一上班我就去整理车间，争取一周内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计件工资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