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很好奇萌总裁没有接着谈让他去华国的话题，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人家也没有亲口相约，倒像是他自己自作多情了。

郭嵩焘又谈了谈他自己的外交理念，郭嵩焘外交观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国家来看待。针对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郭嵩焘认为：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无他法。

在郭嵩焘身上有着强烈的家国之忧，但他的爱国情感与民族主义意识是以极为理性的形式呈现的，并且更接近于近代民族主义观念，也因此为当时的人们所误解。这首先表现在郭嵩焘对于华夷之辨的看法上。当时，传统士大夫仍然强调明华夷之辨，郭嵩焘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认为对西方绝不能再以蛮夷视之。

他认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批驳了传统士大夫关于“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观念，并进一步指出过去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可以转化成先进的地区和民族。

对于传统的华夏中心观，郭嵩焘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传统的华夏中心观认为中国居天地之中，是行纲常教化和礼义文明的结果，夷狄无此教化与文明，故居“天地之偏鄙”。因为中西文明开化的格局已发生历史的错位，而时人却仍然以天下主义的老眼光看世界，郭嵩焘感到了其中蕴含的民族危机。

郭嵩焘痛斥士大夫“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民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快其议论而为名高”，呼吁国人要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理智地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树立新的世界意识，走富国强民的近代民族主义道路。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精通传统文化，又了解洋务，对西方文明做过实地考察，这为他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进行评价和对比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他高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反对再以夷狄看待当时的西洋各国，承认“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尽善尽美，但从整体上却要优于中国文明。这就打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的“夷夏观”、“体用观”、“道器观”、“本末观”等等。

郭嵩焘的思想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

萌总裁和郭嵩焘交谈了一番，不得不承认，郭嵩焘是近代洋务思想家，是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你这些想法，完全附和我华国的新学和外交精神，我还是刚才的问题，在清廷推行，有土壤吗？皇家不牵头，光是靠底层的改良，能起到在全国形成大势的效果吗？”萌总裁接着笑问道。

郭嵩焘沉吟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良久才道：“相信朝廷看见华国的改变，看见华国的样板，会醒的。”

萌总裁笑着点点头，“谢谢你对华国的高度评价，但是我要告诉你，还有你们，根本不可能，因为华国是所有人民的华国，华国的权力，掌握在老百姓手中，这从上千万的华粹党身上可以看见，华国由华粹党领导，华粹党由千千万万的人民共同组成，所以，华国的代表，是国家利益，怎么对国家发展有利，华国就会怎么发展！而清廷只掌握在少数王公大臣和皇室手中，即便有个别皇室成员像你说的，醒了，但是又能够在皇室中占多大的分量呢？这个集体本来就是建立在金字塔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即便从今天开始，清廷全都醒了，大家都开始改革，开始效法新学，封建大臣们能答应吗？既得利益的官僚，地主阶级，他们能答应吗？他们本来可以过着躺着数钱的日子，你让他们全部重头再来，他们愿意吗？就像是你们这帮人，忽然说要顶替一个个总理大臣，大臣们会答应吗？”

萌总裁的话，虽然浅显，却也易懂，关键是无法辩驳。

“还是那句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忠君爱国，是我辈读书人当尊奉的道理。”郭嵩焘慨然道。“总裁，您也是读书人，听闻总裁两岁就中了秀才，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

萌总裁笑了笑，接着道：“忠君爱国在中国算是一个流传千年的命题，几乎就成为一个做臣下的必修课基本原则，奉之，则忠臣顺民；不从，则乱臣贼子。然而，这个命题有许多含混之处，值得说道说道。首先值得厘清的是：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忠君”和“爱国”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因为忠君，所以要爱国；忠君就是爱国。所以会有这样的观念，也不奇怪，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的社会：皇帝既是国家元首政府老大，又是思想座标行为规范，还是文化代表国家象征。藉是，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所以，即使在在明知对方有错的情况下也表现自己的忠贞不二，岳飞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忍着剧痛让老母亲请人在背上刺字，把“忠君”与“报国”作为一生的精神统一体。他为了南宋王朝的稳定，为了收复北方的河山，奔驰在广袤的战场上，英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致使金兵闻风丧胆，所以才有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说法。公元1140年的五六月间，岳家军和金军进行了几次大战，结果使金军的十万人马死伤过半，为宋朝收复了蔡州、郑州、洛阳等地。其时，很多金军将领已经准备投降大宋王朝。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却收回成命，命令岳飞“择日班师，不可轻进”，而且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催逼撤军。在这种情形下，“忠君”和“爱国”的矛盾已经败露：要忠君，就得听从皇帝旨意，班师回朝。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却是跟国家利益相违背，也就是跟“爱国”相违背，因为这样做会将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白白葬送，于国无利，于民也无利。然而，囿于中国传统“忠君爱国”为一体的糊涂观念，岳飞的唯一选择便是遵命会师。其结果，不仅收复的大好河山再度沦陷，岳飞本人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冤死风波亭。岳飞之死，一般归罪于奸臣秦桧。然而，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明白，秦桧只不过是宋高宗的一颗棋子，秦桧能真正做得了主吗？要知道，这个“下刀”的命令只有皇帝老儿才可以下的！他的死实际上是死于高宗皇帝的私心。宋高宗是一个既自私又懦弱的皇帝，他并不愿意岳飞打败金人，直捣黄龙——道理很简单，万一打败金人，直捣黄龙，那原先被金人俘虏的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就要回来，那他这个新立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因此他一边假装积极抗金，另一边又秘密派人与金人和议，而岳家军的节节胜利毫无疑问地严重威胁着他的利益，所以才会这么急急将岳飞召回——皇帝自己的利益，也并不一定和国家利益一致，很多时候倒是相反。这种时候，您，还有在座的各位，你们还要明知道是错，故意为之？这是忠君爱国？”

萌总裁的一顿长篇大论，让一帮人哑口无言，不是萌总裁的口才好，而是封建统治已经到了末路，稍微懂一点道理，便无法遵循这种腐朽思想，想从口才上和萌总裁辩驳，纯属鸡蛋碰石头。

“这只是特例，是昏君所为。”一名年轻官员反驳萌总裁。

萌总裁笑了笑，道：“当忠君和爱国发生矛盾，臣下不选择忠君，而选择爱国，结果又会怎样？结果不会比岳飞好——明朝的于谦就是例子。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钱塘人。因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谋反有功，得到明宣宗器重，担任明朝山西河南巡抚。明英宗时期，因得罪王振下狱，后释放，起为兵部侍郎。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七月，瓦剌人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皇帝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但皇帝不听。邝埜跟随皇帝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结果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人俘虏。消息传来，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郕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许多臣下建议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国家大计就完了。难道诸位忘了宋朝南渡的事吗（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同时，他还与诸大臣商定拥郕王即位。稳定了局势，并且在瓦剌兵逼近京师时亲自督战，将其击退。从国家利益而言，于谦毫无疑问是功臣，是爱国者。可是，他这一举措损害了当时是敌方俘虏的英宗的利益，让他做不成皇帝了。所以，当明朝与也先议和，使得英宗归朝后并复辟成功后，爱国有功的于谦就只得在天顺元年因“谋逆”罪被杀。于谦爱国，并且，赢了，历史就能证明他是对的，然后结果怎么样？还是被杀了，这就是封建统治的局限性。”

萌总裁举得这个例子，比刚才岳飞的例子更加典型，皇室杀人，绝不问你对错，这就是局限性，无可辩驳，刚才说昏君所为的人，也不说话了。

郭嵩焘诧异的看着萌总裁，萌总裁才五岁啊。

萌总裁站起来，来回走了几步，笑道：“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句话，明天发表在华粹晚报上。”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点头道：“好的，总裁。”

萌总裁的魅力就在这里，他一面总是爱谈民主，一面总是爱将民主的发起的功劳，都垄到自己个人的头上，推行自己的个人崇拜，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在这个封建末路的时代，萌总裁没有做错，这一套方法，非常霸道，也非常有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