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英国政府只让陛下带十名护卫，而且不准带枪，我怕陛下的安全无法保证。”王占奎担心的对华皇道。

卡特丽娜卡芙公主也担心道：“陛下，这两天我右眼皮跳的厉害，而且，根据英国统计局送来的情报，有英法民间的激进分子可能会对陛下进行刺杀计划。要不然，陛下不用亲自去祝寿了，反正英国女王也没有接见陛下的意思，就让外交人员代表陛下去算了，我们要尽快离开英国。”

“来都已经来了，就这么走？那让国际社会怎么看华国？现在是不是安全工作有问题，就没有办法了呢？你们不会想办法增强安保措施吗？他们说不能带枪，不是还有当地的统计局？不知道安排暗中保护？”萌总裁没好气道，“有危险也必须去，这是政治，何况，我不信英国人敢让我死在英国。”

卡特丽娜卡芙公主还想说什么，不过知道华皇已经做了决定，而华皇做决定的事情，是从来不改变的，只好对王占奎道：“多想想怎么提高保护措施，陛下一定要去了的。”

王占奎只能低头道：“是，夫人。”

华皇和卡特丽娜卡芙公主虽然还没有正式成婚，但是卡特丽娜卡芙公主的地位是早就确定了的，仅仅低于洁格格一个人而已，没有正式成婚，是在等曾思平年满15岁，到时候，华皇会将卡特丽娜卡芙公主和曾思平一道娶了。

萌总裁猜的没有错，这么大的事情，英国政府当然不会一点不清楚，不过，也没有想过要对华皇施行更高级别的保护。

虽然华皇到很多国家都受到了冷待，但是这些国家，暗中还是会提供一定保护的，说保护也好，说监视也好，一个皇帝，还是大国的皇帝到访，不可能不闻不问，更何况这次英法激进组织闹的规模比较大，英国政府就更不可能没有听到风声了。

英国的王室也不能说是摆设，权力是有的，如果不计后果的话，女王依然可以解雇任何自己政府的大臣，指定新的大臣，以及直接发布行政命令，拥有调动军队的权力等。

至于这种情况引起的后果，叫宪政危机。硬要这样做也可以，只是政局会发生混乱。

女王有亲裁的权力，所以第一时间被解职的总理要联系白金汉宫，请求确认，女王方面则是表明了不干涉的立场。

王室这种权力属于被习惯搁置的部分，女王是有很多很大的权力的，但在不引起社会动荡，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女王的权力是被牢牢限制住的。

政治影响力方面，英国王室是毫无疑问是有的，王室有着一套自己的“对付”首相和自己的政府的手段的，至于这种非直接命令型的影响力，肯定赶不上沙皇或者德皇，奥匈帝国皇帝这些，更赶不上华皇。

华国的君主立宪制是全世界君主权力最强大的政体。

从法理角度来说，英国的王室有权力，而且很大。女王可以决定所有其治下首相（与政府）的任期，她可以解散议会（不光是英国的，加拿大的也行），只是她如果真的这么做了，接下来就好玩了。其次，女王有封爵的权利，英国最高位的嘉德骑士，蓟花骑士是由女王亲自指定的，政府无权过问（低等的大英帝国勋章是由政府“建议”的）。第三，女王可以授予“皇家”称号，即使是与王室无关的机构和地区。另外，女王所签署的全部文件都属于宪法级别（英国没有成文宪法，“英王制诰”就属于宪法）。

但是，在大多数问题上，英国首相的权力是否大，要看看过半数党内议员的数量而定，以及党内议员是否听话。

还有，就是现任首相的个人威望。

首相如果很受支持，那么内阁就基本形同虚设，都是他一句话。

现在的英国首相是本杰明·迪斯雷利，犹太人。也是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英国保守党领袖、三届内阁财政大臣，两度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

迪斯雷利在把托利党改造为保守党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迪斯雷利在首相任期内，是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和卫道士，他任首相期间，大力推行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政策。他的名字是同英国殖民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另外，迪斯雷利的著名，还因为他是一个小说家，社会、政治名声使他在历任英国首相中占有特殊地位。

迪斯雷利于1804年诞生在伦敦，他的父母亲都是意大利籍的犹太人，还在十八世纪时就随家庭移居英国。父亲伊萨克·迪斯雷利是个有成就的文学家，曾到欧洲大陆旅行过，是法国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的信仰者，又同国内启蒙派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罗伯特·骚塞、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等过从较密，受他们的影响，思想倾向于进步。

伊萨克本来就不是犹太教的虔诚教徒，后来因为同犹太人马尔科斯争吵，从1817年起他就退出了犹太教的集会，让他的孩子们改宗了英国国教。

迪斯雷利少年时代所受教育颇有些特殊，这对他以后性格和思想的形成也许不无影响。

迪斯雷利虽然13岁就接受了英国国教洗礼，但事实上他仍是在犹太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迪斯雷利幼年在一些较小的私立学校受教育，上学期间用的是希伯来文（即犹太人的语文），12岁之前没有进过英国国教的教堂。13岁时，父亲又送他进入一个不信奉国教的牧师伊利科根博士办的学校读书，学到的古典知识有限。这样一种多少有些与众不同的教育，培养了迪斯雷利这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独特的性格。

迪斯雷利习惯于独自行动，内心里有着一股傲气和强烈的领袖慾望，为达到目的有时不惜冒风险。

“冒险事业是为冒险者安排的”，这是他年轻时代的行动信条。他颇以自己的犹太人种族而骄傲，一直到老年时，他还曾对一个年轻的犹太人这样说：“你和我同属于一个种族，这个种族能够做到一切而不失败”。

迪斯雷利15岁时辍学回家，在家自学期间，梦想将来当个伟人，能像荷马、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威廉·莎士比亚或拿破仑那样举世闻名。

迪斯雷利17岁时，父亲送他进入一个犹太人聚居的弗里德利克区律师事务所当练习生。他在这里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并和文学界有了交往。1824年，他首次随父亲出国到德国，沿莱茵河作短暂旅行，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当沿着这美妙动人的河顺流而下时，我就下决心不当律师了”。

从德国回来后，他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决心干一番大事业。1824年，他参与了一桩美洲矿业公司的投机事业，负责编写介绍矿业公司的小册子。父亲的一位朋友出版商约翰·马雷欣赏他的才能，约他合资办一份日报，取名《代表》，他慨然应允。不料半年后公司破产，迪斯雷利负了一笔巨债，这成了他整个前半生背上的一个沉重包袱。办报也成了空谈，为此还同马雷发生了争吵。

投机事业受挫后，迪斯雷利继续从事创作。1826年，他的一部匿名中篇政治讽刺小说《维维安·格雷》问世。小说攻击马雷，他本人的作者身份也很快被戳穿，因而遭到马雷和文学界朋友们的冷遇。这一系列变故，对一个初出茅芦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不堪忍受的沉重打击，他已接近精神失常。为了恢复健康，他到意大利、瑞士旅行，养病期间，又撰写了《波帕尼拉大尉旅行记》、《年青的公爵》等作品。

1830—1831年，迪斯雷利到地中海沿岸和近东国家进行了一次长达16个月的旅行，游历了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埃及。

这次旅游，在迪斯雷利的生活道路上具有转折的意义，他的健康完全恢复。在国外、尤其是近东的访问，引起了他对政治、外交的浓厚兴趣，深感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必须投身于政治斗争。

从国外回来后，迪斯雷利决心竞选议员。1832年初，他搬入了伦敦西区（资产阶级聚居区），开始出入豪华府邸，走访政界知名人士，出版他的新作、传记体小说《康泰利尼·弗来铭》，展开了积极的竞选活动。迪斯雷利在思想上倾向于托利党，但当时正值1832年第一次议会选举改革前后，辉格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居优势。这使他左右为难。

审时度势，迪斯雷利决心以独立的激进派面目出现。他在一次竞选演说中说：“我不管什么党不党，我是没有党的依靠，独立站在这里”。又说：“我也是保守党，保守我们制度中一切好的；我又是激烈党，革除一切坏的”。

但是，没有明确的党派背景，毕竟得不到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他最初几次在家乡附近外康布城镇的竞选活动都遭到了失败。

1835年迪斯雷利加入了保守党，但直到1837年他第五次竞选时，才在温德汉·列维斯帮助下，二人一起作为肯特郡梅德斯通的保守党议员进入了议会。

不久，列维斯去世。1839年，迪斯累里同列维斯的寡妻、比他大12岁的、有钱的玛利安娜·伊万斯结了婚。

这桩婚事虽然在上流社会受到非议、讥笑，被认为男女双方在各个方面都不门当户对，但迪斯累里夫妇却非常美满地一直生活到白头偕老。

迪斯雷利在议会里的活动是从领导青年英国开始的。1841年大选后，罗伯特·皮尔组织起他的第二届保守党内阁。迪斯雷利未能入阁，对皮尔十分不满。这个时期，他在下院领导了一个名为“青年英国”的托利党人小集团的活动。这个团体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三个年轻人，迪斯雷利是它的真正领袖。

“青年英国”的宣传，美化中世纪封建社会，主张恢复贵族的一切特权。为了欺骗群众，他们在议会里蛊惑人心地宣称他们赞同保护童工的法案，反对压迫爱尔兰等。

实质上“青年英国”的思想反映了土地贵族对工业资产阶级势力日益上升的不满情绪。他们既反对皮尔政府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让步，也反对真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所以马克思贴切地指出，“青年英国”所主张的是“封建的社会主义”。1844—1847年问世的迪斯雷利的三部曲《康宁斯比（年轻的一代）》、《西比尔（两个国家）》和《坦克雷德（新十字军征伐）》中，就通过文学语言清楚地表达了“青年英国”这种观点。《西比尔》一书更直接写道：“我的愿望是亲眼看到能重新有自由的君王……‘青年英国’认为工业城市、矿山、……工业化给人民带来了苦恼、贫困”。

由于没有群众基础，“青年英国”在组织上很快趋于瓦解，到四十年代后期，这股反动思潮就成了历史上的陈迹。

谷物法的废除，促使迪斯雷利和皮尔最后决裂。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完成工业革命，经济飞速发展。资产阶级要求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皮尔政府在自由资产阶级推动下，决定放弃保护关税政策，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开放粮食的自由贸易。

这一决定引起了托利党人的强烈不满，迪斯雷利借机在下院组织起反皮尔内阁的反对派。发表了一系列雄辩的演说反对皮尔，皮尔心灰意冷，辞去职务，内阁也随之倒台。

1848年，迪斯雷利正式当选为保守党的领袖，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逝世。

迪斯雷利担任党领袖的初期，保守党不仅四分五裂，困难重重，而且正面临一个大转变的新时期。

到十九世纪中叶，托利党已经采用“保守党”的名称，组织上也已经扩建成有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全国性大党；但是在政治上还没有完成适应新形势的转变。

英国保守党的政治路线已经不能满足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已经大发展的新形势下的新需要。

从1846年皮尔内阁倒台到1874年迪斯雷利组阁的近30年间，保守党仅有三次机会执政（即1852、1858—59、1866—68的三届德比-迪斯雷利内阁），时间总共不足5年。

为了摆脱困境，迪斯雷利提出改造保守党的纲领。主要是两点：对内推行比较积极、灵活的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改革；对外则肩负起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使命。

由于德比伯爵爱德华·史密斯-斯坦利的健康状况不佳，三届内阁的重担主要是财政大臣迪斯雷利承担。

1859年，迪斯雷利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新的选举改革法案，要求扩大选民人数，把农村租地经营者的选举资格由50英镑降低到10英镑，目的在于争取这部分人的支持。但是，保守党议员认为这个要求太过份，而自由党人还感到不满足，法案因而未能通过。

1867年2月，迪斯雷利吸取了1866年格莱斯顿失败的教训，在人民群众推动下，又提出了一个比自由党1866年法案稍进一步的新的议会改革法案。议会于1867年8月通过。新法案规定。在城市里，凡交纳济贫税的房主和每年支付不少于10英镑房租、居住期不少于一年的房客都有选举权。在各郡，年收入不少于5英镑的土地所有者和年支付12英镑地租的租地经营者都得到了选举权。一部分熟练工人也取得了选举权。新法案使选民增加了一倍，达到250万人。

1867年议会改革的成功，不仅巩固了保守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威望，而且使迪斯雷利个人的声誉大增。

1868年2月，德比因病去职，迪斯雷利就接替了首相职位。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终于“攀到了油滑竿的顶端”。

但是，由于政府在爱尔兰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仍不得人心，在1868年末大选中保守党失败，迪斯雷利被迫辞职。

在重建保守党的过程中，除了内政方面的一些改革外，迪斯雷利还把积极向外侵略扩张、建立强大的、称霸世界的英国殖民帝国作为他的奋斗纲领。

1868—1874年在野时期，迪斯雷利就曾大力攻击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的自由党内阁没有远见，无视帝国的利益。

1874年2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迪斯雷利以70岁的高龄，受命组织他自己的首届内阁。

迪斯雷利是在形势已经大为好转的情况下执政的：保守党在国内已赢得声誉，内阁又得到议会大多数的支持。

所以，虽然他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也欠佳，但他在任职期间仍不遗余力地推行殖民侵略扩张政策，为修建英国殖民帝国大厦立下了汗马功劳。

迪斯雷利首先是夺取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苏伊士运河1869年通航。在这之前，英国本来没有对修建运河投资，这条航路完全是法国和埃及人联合搞起来的。但运河通航后所带来的巨额收入使英国资产阶级垂涎欲滴。

1875年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帕夏遇到财政危机，打算出卖所握有的运河股票。但法国人贪心不足，还打算再压一下价钱，迪斯雷里探听到消息后，连夜私下找罗斯柴尔德家族借钱，用400万英镑的低价一举购买了埃及政府的全部股票（约占运河全部股份的45%），再加上一些小额股票，英国从而控制了这条东西海上运输的命脉。此事一经传出，举国兴奋若狂。

其次，1876年，由迪斯雷利建议，议会通过决定，授予维多利亚女王以“印度女皇”的称号，并于1877年元旦在印度首都德里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

维多利亚多年的女皇梦终成现实。迪斯雷利此举不简单是报答女王对他的支持，更主要地是向英印人民炫耀帝国的伟大，在人民群众中煽动沙文主义情绪。

原来只在口头上使用过的“大英帝国”的称谓，自此以后就成了英国的正式名称之一而见诸官方文件了。

为了表彰迪斯雷利的功绩，维多利亚女王晋封他为比孔斯菲尔德伯爵。

迪斯雷利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还是所谓东方问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土耳其奴役下的巴尔干各族人民发动声势浩大的起义，保加利亚民族独立运动高涨，近东的形势又告紧张。

英国由于在土耳其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竭力支持土耳其苏丹，反对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

俄罗斯帝国则相反，沙俄帝国力图假手斯拉夫人的解放斗争，摧毁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从而削弱竞争对手英国在近东的势力。

双方各不相让，矛盾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1877年俄土战争的再次爆发。

经过四次普列文会战后，俄军终于越过喀尔巴阡山，前锋抵达亚德里亚堡，消息传到英国，对政府东方政策的正确性公开表示怀疑。内阁内部也反映出不满。外交大臣小德比勋爵要求对政府传统的东方政策重新进行审查。迪斯累利不能容忍俄国势力逼近地中海，将小德比勋爵解职，命令英国皇家海军进驻伊斯坦布尔锚地，决心为保卫奥斯曼帝国不惜一战。俄国战力已经消耗殆尽，又害怕像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一样遭到西方国家围殴，不得不退兵。1878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上。经俾斯麦调解，逼迫俄国对英国全面让步，吐出了大部分战果。而英国却不经一战，取得塞浦路斯岛作为防卫俄国南下的抵押品。回国时迪斯雷利的威望达到顶峰。

除土耳其外，迪斯雷利还积极向伊朗、阿富汗扩张。

俄土战争之后，英俄在阿富汗的争夺又激烈起来。

为了尽快占领阿富汗，英国于1878年发动了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英军在一开始击败了阿富汗军队的抵抗，攻占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迫使阿富汗接受屈辱的媾和条件。

但是英国的胜利没有保持多久，阿富汗爆发了全民的反英起义，英国侵略军受到阿富汗人民的沉重打击。

华皇现在插手阿富汗和英国之间的战争，就是直接同迪斯雷利作对。

除了阿富汗问题，华皇为了给英国政府施压，还插手非洲事务。

英国早就图谋侵占南非两个布尔人的国家——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一直未能得逞。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布尔人国家领土上发现了钻石矿，为了占有这些宝藏，1877年迪斯雷利保守党政府宣布占领布尔共和国。

布尔人正同南非土著居民祖鲁人作战，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英国人立即投入了反对祖鲁人的战斗。

迪斯雷利在历史上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的高度赞扬，被认为是在英国政治界上升到顶点的最杰出人物之一。

连迪斯雷利的政敌格莱斯顿都称赞说：“比孔斯菲尔德勋爵的仕途生涯在许多方面都是议会史上最值得称颂的”。

这种称赞不难理解。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为巩固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竭尽了全力。他的政治发迹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迪斯雷利从政初期，曾坚决维护代表十八世纪英国土地贵族和高级教士利益的旧托利党立场。后来，他又因反对废除谷物法和开放自由贸易而同皮尔分手。

但迪斯雷利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家，他具有远见卓识。

当迪斯雷利自己成了保守党首领，并着手整顿四分五裂、政治基础日趋缩小的党时，他已逐渐意识到，要振兴保守党，最根本的是要改造它，革新它，使之符合新时代的需要。

在迪斯雷利政治活动后期，特别是首相任内，他对内进行一些改革，对外进行殖民扩张，他的这些活动深受资产阶级赞许，为保守党争得了荣誉，为建树英国殖民帝国立下了功劳。

迪斯雷利本人则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封，戴着比孔斯菲尔德伯爵的头衔进入了上院，侧身于贵族行列之中。

华皇在来到英国之前，对于迪斯雷利的过往就有一个系统的印象了，能凭着才干，以中产阶级的身份，在英国这个大资产阶级掌权的社会脱颖而出，并且振兴一个传统政党，这些，的确值得称道。

华皇建立华粹党是从无到有，这远比迪斯雷利要将英国保守党从旧到新的变革，容易的多。

现在是1879年的五月，这是一个没有对错的年代，在此前的二百年，和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战争都是不正义的，几乎没有对错之分，只有胜败，赢了就是对，输了就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