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等人不知道小皇帝仅仅因为入冬时间的提前而有了那么多的想法，只当是他忧心百姓生计而面带愁苦，纷纷上前宽慰说今年虽然稍有歉收，但是还不至于会影响到民生。且今年的秋税大部已经入库，比之去年增加了两成，而随着减免税赋地区逐渐到期，明年财政收入会越来越好的。

他们的话对于赵昺来说无异于鸡同鸭讲，担心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可他又没法跟他们解释，总不能说自己总结出了历史上王朝兴衰的规律，皆是老天爷捣的鬼。否则这帮人又得对自己一番劝谏，大谈君王仁厚，政治清明才是国家兴衰的根本。

所以赵昺没有多说什么，看着这老几位岁数都不小了，大冷天的再冻出个好歹来，还是自己的罪过。便让小黄门在舱里点起了火盆，不一会儿火烧旺了，驱散了舱中的寒湿之气，让人感觉舒服了许多，稍后又有人送上了热茶，几口下肚，身上也暖和了许多。

“陛下，臣已经将城中的行宫收拾干净了，还请移驾宫中，臣也好能早晚侍奉左右！”刘辰翁施礼道。

“不必了，朕一动就要惊动许多人，实在是太过扰民！”赵昺摇摇头道。

他知道南渡后，高宗赵构曾驻跸建康，当初想建都于此，并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作为行都，兴建宫室。可金军越过长江，吓得他逃到海上，后来留在了杭州，后将建康改为留都，宫室改为行宫。而自己若是上岸，随扈的人员要跟着，还要动员大批的护军入城护卫，城中定也要大肆整治，搞得鸡飞狗跳。

“陛下，难得至建康，城中耄老、士绅和百姓皆翘首以盼，想一睹龙颜！”刘辰翁再劝道。

“是吗？”赵昺听了谑笑道。

“这……建康府中上下确是一片真心！”这种官面上的话，其实是较不得真的，如此弄得刘辰翁好不尴尬，好在他反应快，讪笑着道。

“刘知府勿要再客气了，陛下担心骚扰百姓，一路行来只因途中遇险，在池州盘恒了几日，其余州府皆未登岸，非是有它意。”王应麟担心其有他想，在旁解释道。

“正是，船队经鄂州，也只因搭载吾的原因，停留片刻。”谢枋得也帮腔道。

“臣闻知陛下遇险，也是心急如焚，好在有惊无险，实在是万幸！”虽然王应麟说的隐晦，但是官场上的消息也不慢，尤其是其作为管理江东十数州的主官，刘辰翁对事情的始末也知道的七七八八了，向皇帝施礼道。

“地方不靖，人心不古，有些人对陛下新政不满，便铤而走险，实在是求死之举！”谢枋得也曾是坐镇一方的朝廷大员，品级不输于刘辰翁，说话也便直言不讳了。

“叠山先生之言极是，江东的士绅与蒙元过去纠葛过甚，也有些人担心陛下会算旧账，借机兴风作浪；但也大多数士绅还是心向朝廷，拥戴陛下的。”刘辰翁点点头道。

“哦，刘知府可否说的详尽些！”赵昺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毕竟士绅算是士大夫的预备队和后台，关系到国家统治阶层的向背，以及自己下一步政策推行顺利与否的问题。

“陛下当知建康既是江南东路军事重镇，亦是经济重镇。沦于蒙元之手后，为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管理，除了至元十二年设立行中书省，江淮行枢密院和建康宣抚司，至元十四年，又外置了江南行御史台，监临东南诸省，统领东南各道提刑按察司，治所初设在扬州，后改为杭州，又还治所建康，掌管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十道的监察事务。又在城内设有东、西织染局，组织丝织品生产，有织户六千余，繁华依旧。”刘辰翁道。

“嗯，不错！”赵昺点头表示同意其说道。

“建康即为蒙元江东行省治所，管控十分严苛，一言以蔽之是‘内北国而外中国’，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对士绅极力打压，许多人因此破产，或出走他乡，或而被迫从贼，因此对蒙元十分痛恨，思念我朝！”刘辰翁言道。

“不过蒙元对乡间的控制却又颇为松懈。对江南地区所征收的赋税，较之我朝尤轻，官府对民间的管制更是微乎其微，豪门大户可以大肆土地兼并，经营商业，甚至也可以参与到地方治理之中，士绅们俨然成为地方之主。”

“时人言‘蒙元法网疏阔，征税极微。乡间僻野，颇称乐土。一家雄据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腹里）汉儿百姓……更田多富户，每一年有收三二十万石租子的，占著三二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佃户身上要的租子重，纳的官粮轻’。因此乡绅们对元廷感恩戴德，与其权贵牵扯甚多。”

“王师还朝后，朝廷重新厘定土地，清查叛逆，许多与元廷往来过密的乡绅被清算，其土地被收，佃户被遣散。又向乡里派遣管理，管理乡间事务，其势力大不如前。而我朝又实施士绅一体纳税，按照田亩收税，使得他们的税赋增加，且没有了减免税赋之权，难以再依靠隐匿兼并农户的田产。以致无法招揽佃户，耕种自己的土地，甚至导致田地撂荒，这进一步削弱了其势力。所以这些乡绅们是朝廷新政是对他们的清算，因而对我朝心怀怨恨！”刘辰翁缓了缓言道。

“此外，我朝北伐，矢志收复故土。江南的士绅们担心朝廷向士绅加征赋税，自己的负担加重。又担心一旦收复旧都，朝廷必然迁都江北，以致江南繁华不在。又怕收复江北后，朝廷为了实边会从江南向江北移民，会让他们流离失所。”

“哦，原来如此。”赵昺点点头道，而心中也豁然开朗。

常言道：有压迫，就有反抗！蒙元为了维护统治，对前朝世家豪门进行打压，而这些传统的世家则多居于大城，或是繁华之地，所以遭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士绅在中央政治中无法发挥突出作用，自然痛恨蒙元，怀念旧朝；与之相反，那些居于乡间和偏僻之地的乡绅，却钻了空子，利用自己过去的权威，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因此致富，而这些利益既得者自然对蒙元年年不忘，对当朝愤恨不已。

但是赵昺以为在乡士绅并非皆是如此，如身边的倪亮一家、庄公从兄弟、伍隆起等等许多人皆是乡绅出身，但是在国难之时，他们纷纷毁家赴难，率乡民勤王。而在行朝转战两广的时期，也有诸多乡绅捐钱、捐物，可以说这一部分人为复国做出极大的贡献，所以对乡绅不能一概以劣绅视之。

不过刘辰翁看似无心的几句话还是给了赵昺很大的启迪，让他意识到士绅集团也非是铁板一块，他们之中也要分左中右的。

而今那些追随，或曾经追随行朝的士绅，他们许多人随着朝廷的回归，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有授官的，有封爵的，有蒙荫的，他们已经成为朝廷坚定的支持者。

还有一部分就是如刘辰翁所言的官宦世家，他们祖上曾经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后致仕还乡成为当地士绅，但是子弟又多有通过科举，或是蒙荫进入仕途。这些人家中颇有财产，在地方又有声望。在蒙元入侵后，一些人如江氏兄弟召集义军勤王护国，为国尽忠。

也有些人在亡国隐居乡野，不接受敌朝的征辟，蒙元对这些不识时务的前朝遗老遗少自然是竭力打压，进行迫害。这些士绅一部分舍弃所有，追随着行朝转战南北；一部分在行朝迁琼后，也通过各种渠道投奔行朝；另一部分为国守节，为逃避蒙元的迫害隐姓埋名四处躲藏。

这部分士绅投奔行朝的，大部分都得到了重用，甚至成为国之重臣，或是新贵。而那些守节的士绅，在回归江南后，朝廷归还了他们的田产，恢复了他们的功名，征辟官员也优先从中选拔。但是赵昺为了能保证新朝政令畅通，同时也出于维护皇族的私心，对官宦世家进行了压制。因而这些士绅应该还算是利益既得者，但他们对皇帝仍处于观望期，算是中间派。

偏据乡下的那些正牌乡绅，多是过了乡试和州试的士子，或是些当了一辈子小官僚的致仕还乡的小官僚，他们的人数最多，与朝廷的粘结度不高，甚至还有些怨念。他们靠着身上些许功名和特权得以‘闻达’乡里，成为乡间的‘权贵’，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就是一方土皇帝。

而蒙元入侵对他们影响不大，甚至还有些利好，前朝自然也就很快成了忆梦。对于新主子说不上多么上忠心，却也颇有好感，但士人在蒙古人眼中不值钱，得到入仕机会的人很少，大多数人主动承担起维护乡间秩序的责任。

不过乡绅们受制与权力和影响力有限，也难以做出大奸大恶之事，没有被朝廷彻底清算，只是失去了部分财产，而随之以来的新政，剥夺了他们的特权和乡间话语权，让他们的利益受损，当然反对朝廷和皇帝新政的声音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