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标题即是《魔王是如何玩坏勇者》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 主角的目的是与之对抗，挽救自己的民族（人类），所热爱的祖国土地。（第一祖国故乡闪米特大陆，第二祖国段费而塔，第三祖国凯尔特）
原形：克洛旺斯老佛爷，菲里德美帝
“大清全民都**”
1889年4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谷。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此后由驻华间谍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中，最鲜明的就是强调中国的全民**，而不只是官场**，然后强调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
在这方面，分析最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作者注：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就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可算是两人有共同语言。
究其原因，宗方小太郎认为**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来，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当时清廷之**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朝纲解钮时的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宣统三年八月十一日度支部会奏）。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法部主事梁广照奏）。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宗方小太郎眼中的中国“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与李鸿章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如出一辙。
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动真格的一个机构。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浮士绘：当时清廷之**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图为当年日军的宣传画：抓获携款潜逃的清军军官。
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吊诡的是，大清皇室宗亲庆王奕卖力地为太后祝寿大搞形象工程时，洋员赫德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动真格的一个机构。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其中“定远”“镇远”号铁甲舰，排水量达7335吨，各装12英寸大炮4门，时至今日也是大吨位的舰船，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颇具实力的国防基础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令人痛惜，发人深思。
其失败的原因至少有三条：一是腐朽的政治体制。面对战争，首先是领导集团必须有坚强的抵抗意志与决心，然而当时的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腐朽不堪。慈禧太后为个人享乐，竟至国家于不顾，为生日庆典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皇家穷奢极侈，官员也是放胆胡来。受命购买军舰的李风苞竟敢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本来可买4艘军舰的钱只买了3艘。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致使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少。二是**的官僚体系。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有这样的背景，李鸿章不卖国就怪了。有一事实是最好的验证，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却说“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而这些煤炭，正好用作进攻中国的军舰燃料。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三是堕落的军队。****导致军队训练荒废、纪律败坏，毫无战斗精神，即使再好的武器也无法发挥应有作用。1886年，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致数十人伤亡。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开脱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如此治军，北洋水师的军纪松弛也就有了源头。水师提督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任职十多年，既不懂海军也不去学习海军知识，甚至在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开设鸦片烟馆、妓院，出租给下级敛财，还时常因此与部下发生龃龉，生活更是骄奢淫逸。这样腐朽的朝廷，这样**的官僚，这样堕落的军队，失败便是不可避免的。
中日甲午海战已经有不少人评论过了，这里试着分析一下陆战方面的几点看法。甲午海战虽然损失惨重，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但真正逼使满清政府签下马关条约的应该还是陆战的惨败。李鸿章的老本精锐淮军差点赔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相继失守，中路门户大开，日本二十万大军随时可以直指京城，这在当时的社团太上老大叶赫那拉氏老太太心中估计比赔了两个北洋水师还要震撼可怕。到了这个关头，等于是钢刀架在脖子上，那还不是人家要什么给什么？反正是宁予外贼，不给家奴嘛。心疼是心疼点，但关起门来，我还是老大不是？
其实中日甲午战争还没开打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谁叫当时的太上老大叶赫老太太心里就想着给自己办六十大寿，多捞点奇珍异宝，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国家安危上呢？于是社团高层中惯会领会老大真实意图的大佬们拉后腿的拉后腿，挖墙脚的挖墙脚，如此一来，前线士兵再英勇，那也是死路一条。要说清军无能，反对的人估计不多。可是军队无能到这个地步，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的各级官员，落后的后勤补给和管理制度，情报通讯和整体的战略战术远用，官兵的上下关系，训练，和武器等，太多太多了。归根结底，制度上太多的问题，当官的也太多聪明人了。当然，当时朝野上下除了李鸿章外也就没几个人真把小日本看在眼里的。当时的假想敌是英，法，俄等西方列强，对于大部分愚蠢自大的政府高层而言，小日本还不成气候。可不是?咱们硬件比小日本强多了不是？钱也比他多得多！说人嘛，那更多了，一人吐口口水都能把倭国给淹了，怕他个球？由于这个原因，虽说大清国驻东京的情报机构也不是白吃饭的，可是关于小日本的情报却总是有意无意地被那帮自以为是的各层主管给忽略了。总而言之，当时政治正确的行为就是粉饰太平，保持和谐，把太上老大的六十大寿给办得风风光光。向洋鬼子们显示显示我天朝的泱泱大气。凡是有违这一基本原则的，哪怕你真是为了国家利益出发，都是自讨苦吃的行为，试问哪个聪明的官员会拿自己的政治前途来开这个玩笑？所以从政治角度来看，没打就已经输了一大半。
我们再看看软件方面的情报和指挥部分，日军的战前情报收集工作直如水银泻地，真个是无孔不入，连清军的电报秘码都了如指掌（此点从日军战场上的快速反应，和战后如看穿满清底牌般的谈判条件可见）。相反，清军对对手却一无所知，兵法上来说，不知己，不知彼，又输了一大半了。再看看清军的指挥系统，单单淮军就有好几支部队参战，如何协调指挥全局可不是个小问题。可是清军当时有的驻军地方居然还不通电报，信息要靠骑兵来通讯，往返往往得要数天，这在战时就造成了无法统一作战，互相支援呼应。而在整个战争期间，李鸿章的指挥中心就没有离开过天津，以这样的机制和方发式来指挥数十万兵马协同作战，对付拥有近代化装备的二十多万敌军，那不是开玩笑吗？就算是在同一个战场上，也没有统一指挥中心或参谋部这样的概念。平壤之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四大淮军统领各自指挥自己的兵马镇守一方，互相之间不通消息，各自为战，不相支援。虽然名义上有个临时指派的总指挥叶志超，但是败军之将根本没人听他的。这样一来，在统一指挥下的日军就能很容易集中力量各个击破。
硬件方面，别看当时清军大部分陆军都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方先进步兵武器，包括了比日本还要先进的毛瑟快枪，可还有部分是自造的山寨货。而且除了淮军的精锐部队外，大部分的清军单位还夹杂着不同口径的近代步枪，各式各样的古老火枪和冷兵器，没有几个单位是配置统一的制式近代武器的。根据日军情报部门战前的估计，只有五分三的清军拥有口径不一的各国造近代步兵武器和火枪，其余的手里只有大刀，长矛和梭镖。再根据英国情报部门战前的分析（british intelligence divisionforeign office， july 1894， doc也就是007 出身的mi5的前身），清军手里的大量近代武器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欧洲军队老早已经淘汰掉的二手甚至三手枪械。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有人从中海捞了一巨票外，主要是在当时来说，人们还没有制式武器这一概念。往往是有什么新武器，看谁的关系硬背景厚，你分几百，我分一千，而旧的武器也别浪费，都留着，反正中国有的是人，战时上面一纸通告，一招手就来人。做为军头来说，有枪就是硬道理。这样一来，怎么样保障大兵团的后勤补给就成了个大问题，有枪无弹，有弹无枪的情况并不奇怪。试想一个连平时供应都成问题的军队，更别说战时的供应保障了。而要做到全军制式装备和完善后勤补给这等花钱的大事情，老太后是打死都不愿从国库里掏的，可怜李鸿章再强除了能收点关税外还有什么办法？
有人说当时清兵的武器不比日军差甚至更好，就个别军事单位来说，可以说是事实。可是具体到各个战斗单位和总体的战斗力，那就不一定了。看看下面这些日军随军画家留下的战场图像，虽说有不少清兵拿的是德国造毛瑟快枪，但也有不少是拿大刀，长矛或火枪的士兵。而清兵当时的整体武器配备来说还是比不上日军的，单单穿着，就还停留在封建时代。这样的打扮，在现代战场上那就是活靶子。其中平壤战役，清兵骑兵黎明时分鲜衣努马出逃，日军老远看得分明，一阵排枪过去，当时就挂了百多人。以清兵这样的武器配搭，很显然在指挥上也就只能是停留在半冷兵器时代的水平。而不幸这次所面对的敌人，是已经配置了制式的日本自产的8mm村田22式8连发快枪加上较早期的11 mm村田13或18型步枪（22式1889年开始量产由村田常敬所研发。对于这点可能有人要反对，因为有很多人认为日军装备的是单发11 mm村田，但是英美方面的报告确是有人提过22式8连发快枪，这里先不作讨论，将来再另文分析），接受过严格近代火器战术步炮协同作战训练，由拥有丰富近代实战经验的法国，德**官亲手培训出来的日本少壮派军官带领下的，拥有统一指挥系统的近代陆军，再加上海军的配合作战。这岂是以前国内的土包子农民武装可比的？虽然不管是单发的村田11mm还是8连发的村田22步枪都比不上淮军等精锐部队的13发毛瑟快枪，但是制式武器在战时还是能发挥出其补给容易的好处的。
我们又回来看看软件方面陆军管理训练的情况，就拿当时最精锐的淮军来说。大部分的军官都是经过连场血战而爬上来的，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成功经验。可是他们打败的对手是农民出身的太平军和捻军，大部分的战斗是以冷兵器为主，近代火器为辅的。湘淮军打赢战斗往往靠得是上下的乡里亲属，裙带利益关系维系，再加上攻城略地，打赢了就能分浮财，使得上下同心，目标一至，将士用命。当时有相当大部分的有丰富内战经验的军官认为武器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维持这种关系和士气，觉得自己过去成功的那一套再加上点新式武器，绝对够用了。是以他们对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以近代步枪为主，步炮协同的作战训练十分抗拒。因此除了少数部队真正认真学习过新的战法外，大部分军队都在自以为是的领头军官的消极响应下敷衍了事。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看看战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现场采访后的报道：“除了数千由外**官亲手训练的精锐军队外，大部分的清**队即便是手里拿着现代武器，思想却还是活在3百年前。”。导致这样的原因，很显然是思想认识，管理体制和官僚主义的问题。而这方面的缺点在和平时期是无法显露出来的。比如说过年过节军队找几个武林高手表演个什么胸口碎大石那绝对是没什么问题的，那怕就是再找几个精英表演百步穿杨也不难，热热闹闹各级老板看着高兴，赏赐大大的有。但一到来真的，面对训练有素的日军一开打，那后患可就表露无遗了，平时拿刀的你要他换成快枪，他能行吗？平时训练打的是死靶，这下换上的不但会动，还会反咬一口，那怎么办？还有一个更要紧的是如何维持士气，为什么打仗，打赢了有什么好处的问题。和日本人打仗有什么油水好捞？搞不好命也没了，那士气还如何维持？
这里我们来看看一段日本人描述的战场情境：“。。。清军军事素质低劣，但携带武器全为毛瑟等精良枪械，步兵散开后以大旗为号才开始任意射击，没有排枪也不设预备队，主官的卫队就在后面。情况一不利，卫队先溜，然后散兵开始乱跑。。。射击技术很差，子弹多从头上飞过。。。射击时也不考虑利用地形隐蔽和使用跪射或卧射，一律为了保持队形而采用站射。。。”这里说明了什么？很显然，对方是清军的精锐部队，不然武器不会如此精良。可惜的是战术水平还停留在内战时期，这不是又让人家打活靶了吗？说来清兵这般阵势在平时操练起来倒是挺好看的，可是放到现代战场上那绝对是找死。其实小日本还真冤枉清兵了。这些个精锐平时训练站着打靶肯定是一打一个准，那射击水平不会在日军之下，只不过现在枪林弹雨里站着那么大的目标，还得无依托射击，换了谁手都得发抖吧？
最后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多疑善嫉的老太后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汉人的武装。用曾国藩的湘军打太平天国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八旗绿营已经腐烂透顶？用淮军打捻军也是一样，利用完了就开始裁军。你想要是那一大帮身经百战的湘军老兵不解甲归田，那曾国藩老先生后来还可以有机会善终吗？说到底，满清政府是不可能让汉人拥有精锐武装而不加节制的。比如说淮军一系左宝贵的奉军，算是精锐了吧？在进入朝鲜前还得自己花钱添置了千把快枪。想要添置快炮还要经过层层批准，直到打完了仗，人也死得差不多了，炮还是没到。结果紧要关头要自己上城头点燃大炮，以致被日军炮火击中，不幸阵亡。间接导致了主帅叶志超弃城逃跑，日军占领平壤城，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细想一下，在后膛快炮已经成为对手制式武器的时候，居然还把大炮摆在城头当眼之处，那不是又给人家当活靶了吗？而这位英勇牺牲成仁的左宝贵领导可算是武行出身，打过太平天国和捻军，有着丰富内战经验的将领呀，可见落后陈旧的观念是要害死很多人的。
其实当时战祸一起，虽然老太后连带高层一帮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早就想着议和，但祖宗家法还是要顾的。而且大部分人包括高级军官们还就真没把小鬼子放在眼里，结果可想而知。一打之下，发现对手远远超出自己事前的判断，还能不大败而逃？再加上各部互不协调，各有各的利益集团。至于基层的士兵们，其中居然还有不少是战前不久刚募来的新兵，比如说徐邦道开战才募新兵，训练不到一个月就上战场，那如何是训练有素的日军的对手？而后来守旅顺的一万多守军中，大多数是新兵。而根据日军的情报，当时清军在整个战区大约有二三十万人马，临时又募兵五六十万。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军队里面还能有血性的好汉子敢以自己的生命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尊严，又能起什么大作用呢？现代战争是要讲配合协调和训练水平的，个人的勇武救不了大局。看看下面这些日本随军画家当时的战报式版画，可以想象当时前线的战况还是相当惨烈的。
另一方面，日军的宣传工作也搞的有声有色，随军记者，画家等把战报，版画，照片以最快的时间传回国内，鼓舞士气，振奋民心。那情况就像现代的美军攻打伊拉克，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而满清方面的报道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以至于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还就只能看看当时的对手所留下来的照片和图画。再看看小日本那自己报上来的接近美军伊拉克的超低伤亡报告里面有没有水分，鬼才知道了。这里我们引用一下日本横滨每周邮报1894年8，9月份朝鲜战役开打以后的报道：“清国陆军战术水平奇低，武器装备也不行。。。”“清**人最大的本领就是逃跑，一面跑还一面脱去军服，换上朝鲜人的服装，其中连最高领导人叶志超也不例，我军只要沿着清军扔下的军服追下去，往往就能逮到俘虏，而叶志超的官服就是在这条由清军军服铺成的道路上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