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安松沉默，他明白斯坦利的意思。

“听说你们最近遇到了些麻烦？”

唐安松问道，最近因为太空计划的关系，美国内部出现了一些纷乱，这些纷乱看起来不大，但对新总统的施政却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斯坦利苦恼地说道：“是啊，国会里的那些大佬对我们的计划充满非议，要不是贝拉克总统和参众两院的高层压下来，估计国会那帮人都要掀翻天了。”

除了国会之外，美国民间对政府的作为也持不认同的态度，各种“要福利不要计划”的示威活动层出不穷，变着花样的表达自己的诉求。

“所以，我需要帮助！”斯坦利透露出了他的意思。

“需要中国方面怎么帮助你？”唐安松问道，他明白斯坦利的苦恼，事实上不要说美国了，就是他在国内，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知道真相的人毕竟只占少数，如此大张旗鼓的搞太空计划，对经济确实是非常大的拖累，哪怕中国需要用太空计划展现自己的国力，但这种展现程度似乎已经相当过火了，为此不少党内实权派已经开始指责他好大喜功，全然不顾国内的经济民生，甚至还有人认为他应该为中美关系的恶化负责。

马上就要进入换届年，唐安松知道他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帮他分担压力的盟友！

斯坦利需要帮助，他又何尝不是呢！

“帮我解决国会里的问题，我需要他们支持我的太空计划！”

斯坦利斩钉截铁说道：“你知道，美国的总统并不是那么好当的，说得好听一点，我是美利坚的国家元首、三军统帅，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当我符合国内绝大多数财团利益的时候，我自然是权柄彪天的总统，但如果我不符合那些财团的利益，说得不好听一点，我的政策法令将一项都无法通过国会批准！”

唐安松沉默了下来，他明白斯坦利的难处，中美两国的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体制上，单单能不能直选最高领导人就是中美的最大区别吗？错得离谱了，事实上中国也有展开直选的政治改革计划，但这却不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分别！难道换一个称呼，主席改为总统，再加一个直选，就民主了吗？

真正的分别在于，掌握国家权力的群体是如何构成的。

在美国，资本嵌入政治，美国国会中的大佬基本上都是资本的代表，此种格局已然形成，使得国家的政策更倾向于利于资本的方向，各国都有**，而美国的问题其实是大资本的**，或者说大资本本性中无休止掠夺式扩张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在他们的社会构建理论中，一开始就把政府假定为大魔头，政府充其量是管家、长工或者太监，最好什么都不要管，放任资本自由扩张，同时又用国家这部战车不断向海外声索自己的利益，而国家真正的主人、老板或者皇帝其实是大资本，所以他们政府官员的**很少，因为从一开始，政府的权力就被限定得极小，它只是国会姥爷的执行者。

熟悉美国历史的都知道，美国在经历独立战争、统一战争后的五十年，是它的黄金发展期，在那个阶段，**现象层出不穷，怎么刹都刹不住，比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过了五十年高速发展期，它的**神奇的消失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百分之十因为无法消除，干脆将它合法化了。

这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民主让官员们得到了更大的监督，当然这也是一方面原因，但更大的原因却是在于民间的资本已经完成了积累，或者说，资本对政治的渗透已经基本完成。当行政者都要听从他们的使唤时，还需要通过贿赂让他们网开一面吗？直接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就行了。

而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首先，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虽说一直在提倡所谓的依法治国，但事实上民众心中合理即合法的情理法观念依旧根深蒂固。中国人向来追求公平意识，不患寡而患不均，十分看重一件事是否是公平公正的，这便是情理法的公平意识体现。

同时，因为追求公平，加上都有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反抗思想，所以人人都希望掌握判定“公平与否”的权力，所以中国又是一个权力的社会。其构成使得权力为最高利益，有权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更好的生存，在民间资本壮大之后，资本渴望得到更好的生存土壤，于是它必然试图通过与权力结合来扩大自己的空间。

但在中国的历朝历代，无论皇权时期还是新中国时期，却都非常坚定的奉行着一个基本国策，那就是“社会为主”的政策，即一切以社会稳定为首要。凡涉及到颠覆国家、引起社会动荡的举动，都是它打击的目标。

社会稳定，是一种以公平理念为载体的大同思想，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副作用表现为权力阶层的固化，不过这种权力阶层固化又是为皇权与民权所不能容忍的。皇权担心受到威胁，民权担心受到压迫，于是民权信仰皇权，希望出现一名圣明天子借助皇权打压权力阶级固化，但若皇权无能为力，则民权造反，连同皇权一起推翻，实现改朝换代。

所以某种意义来说，皇权与民权有着共同的利益取向。

而与最高当权者希望社会稳定的大同思想不同，资本却是以个人为宗旨的利己思想，这就使得最高层制定的政策往往与资本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同时，由于权力社会的构架，又使得资本无法获得权力，一百个资本家能够影响美国国会，却无法影响中国的政治局，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当资本无法影响政策，那么它更希望通过与执行层（执行者）来结合，这一过程在民间看来，就叫钱权交易，是**的最重要体现。从这方面讲，**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表征着当权者或者说国家利益与资本家的矛盾程度，当然，这是源头上的说法，通过有效的监督，也是能够降低**程度的。

但说要消除**，除非人人都处在被高度监控的环境下，或者干脆让企业老板和国家当权者合二为一，高度统一，否则都很难实现。

综上所有原因，斯坦利的难处在于，他是国会推选出来的头面代表，他有国家元首之名，但他的权力推动力，却是国会里的姥爷们。美国为什么选择“选举人制度”产生总统，就是因为他们不希望一个不受控制的总统产生！万一美国民众真的选出了一个他们不喜欢的总统候选人，那么他们还能用产生“不忠选举人”的方式在选举人团投票过程中将他淘汰掉。

而唐安松也有难处，他的难处在于他对政局的掌控能力，如前文所言，中国奉行的是以社会稳定为纲的国家主义，这就形成了从“县市省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会”的金字塔权力构架，常委会有七人，在没有“权力核心（皇权）”的情况下，实行的无异于古代的上层分封制。

唐安松意图成为核心，控制大局，那就必须通过掌握“政治局多数”来实现，或者更干脆一点取消常委会，实行以主席或总统为首的“新政治局体系”，但这些都是不易实现的，所以唐安松的软肋其实在于对全国政局掌控的不彻底。

“我准备在正式宣誓就任总统的第二天访问中国，到时我们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详谈，不知可不可以！”斯坦利建议。

“完全没有问题，我非常期待斯坦利先生的到来！”唐安松马上笑道。

“不过现在距离你正式宣誓就职还有二十来天，这几天怎么渡过需要好好权衡一下！”只要还没有正式就任，那么一切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我有一个大胆的计划，只是这个计划需要贝拉克总统做出一些牺牲……”斯坦利严肃说道。

唐安松一惊，反应道：“你们怎么安排的？”

斯坦利道：“中美需要一场冲突！”

“中美冲突？”唐安松心里一突，隐约已经猜到了斯坦利的疯狂想法。

“是的，只有中美发生了冲突，我在国会中才能理直气壮，而你那边，也会小很多压力，而你我作为未来的执政者，都不宜主导这场冲突，所以最合适的人选是贝拉克总统。”

“在这之前，我们要先缓和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紧张局势，向外界释放和平的信号，这么做，能够让唐主席在国内的执政带来好处。”

唐安松微微点头，如果局势缓和下来，确实有利于他的执政。

“等外界都觉得中美之间已经再次进入蜜月期的时候，将由即将卸任的贝拉克总统‘错误’做出决策，挑起两国的激烈冲突！当然，我们要控制冲突的等级，不能真的让冲突演变成战争，斗而不破才是我们的目的。”

唐安松点头道：“这样责任在于挑起事端的美方，而中美之间就进入了有计划的‘新冷战时期’，然后我们以冷战为幌子开始发展军备和太空计划，国内的阻力也会小一些。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只是这样一来贝拉克总统就要背负巨大的恶名了……”斯坦利惋惜地说道。

唐安松也是一叹：“等尘封的历史解开，或许人们会知道当时他为整个人类文明所作出的牺牲！”

“有时候想想，我还真是羡慕你们国家的体制，至少国家元首有相当的权力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

唐安松点头：“我们国家虽然也有各种问题，也会有同等级别实权人物的掣肘，但如果协调沟通后，国家意志的贯彻确实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

“我们国家就不行了，各种制度已经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制度本身是利己的，已经很难将资本从决策层驱离出去了。”斯坦利惋惜地说道。

不知为何，唐安松仿佛从年轻的斯坦利口吻中听出一丝别样的意味。

他呵呵一笑：“那么斯坦利先生，就让我们按照你的计划，亲自导演并演绎一场欺骗全世界的游戏吧。”

“这就需要唐主席的耐心配合，对了，军队一定要掌控住，我可不希望两国因为擦枪走火而真的爆发冲突，毕竟我们现在这么做，并不是真的为了战争！”

“放心，对军队的掌控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唐安松自信说道。

似乎对唐安松的自信有着颇多羡慕，斯坦利朗声笑道：“那就让全世界见证一下我们精湛的演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