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在我们没有回到亳县之前，就是外公一个人在汤王村孤独地生活。他每天还要到村西头一个李家老店门前的一棵大泡桐树下摆小纸烟摊，多少可以挣点零用钱（我们回来后他仍在摆）。

他早出晚归，中午母亲常让我给外公送饭，用一个瓦罐装饭，罐口上放一个大碗，里面盛菜再用一个小碗加盖。从家走去须用十多分钟时间，到那外公还能吃上热饭菜。

外公一生为人正直又很勤快。五十年前在清朝末年，由安徽涡阳义门逃荒来到亳县。当年凭着自己年青能吃苦能干，给人扛活挣点钱在汤王墓村买了二亩地，定居了下来。以后一边种地一边给人磨面，辛辛苦苦地过日子。只是家中人丁不太兴旺，一辈子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出嫁后又随夫在外天南海北地漂泊了二十年。现在从外地回来，虽然外公已是年过花甲接近古稀之人！但他总算是老有所依，皆大欢喜。尤其他对我这个不满十岁的宝贝外孙更是倍加疼爱。

1950年的秋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来年初春，辽阔千里的江淮大地上，开展了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穷苦的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忙得不亦乐乎！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东北，亚又打响了朝鲜战争，炸弹已扔到了鸭绿江畔，“抗美援朝”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这更加拉紧了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弦。

我们祖辈从江苏扬州逃荒到亳县，1927年我爷爷又由亳县为兵荒逃难到蚌埠，漂泊二十多年又返回到亳县，此时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一贫如洗。我们母子三人在我外婆家居住，而我爷爷带着他的女儿、女婿及刚生下几个月的外孙，住在涡河南岸大厦门我舅爷遗留下的三间旧草房里，以每天摆摊给人代写书信为生，在划成份时被定为城市贫民。而我们在乡下被定为贫农，土改时还分给了二亩一分地。

当年在这历史的大变革时期，城里乡下一片沸腾，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经常开会，游行示威声讨美帝，斗地主分田地，镇压反革命，决心保卫他们的胜利果实。

就连乡下七、八岁，八、九岁没有上学的孩子也都组织了儿童团，赤着脚排着队“噼啪噼啪……“地齐步走搞军训。

有时村上要到乡政府开大会，村干部还要带上这帮孩子到会上相互拉歌给大会助威。爱表现的孩子们就放开嗓门，使劲地大唱：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野心狼！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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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到底谁养活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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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不劳动，粮食装满仓。”

以群众力量推翻固有秩序，不可避免地就要爆发革命。在被统治者要挣脱身上的枷锁时，统治者却要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来自下层民众的反抗不断聚集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而来，势不可挡……

例如法国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极其突然，难以预测，使之当局措手不及，下层革命与其而来的激进性和报复色彩，血腥与恐怖也便随着一同到来，新政权只有采用镇压手段才能消除难以控制的无序局面，其结果就是用一种压制取代另一种压制。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毛选《湖南农*动考察报告》

一天下午，几个孩子叫上我一起向村西头跑去，说县里正在开公审大会，过一会就要在涡河二桥口的河滩上镇压反革命。

我生来胆小，平时过年过节外公杀鸡让我帮忙，我还把头扭向一边闭上眼睛不敢看，何况这是杀人。当跑到村子西头，我就跑不动了，站在河岸一个土包上打算在此隔河远远地观看，这里距二桥口河滩足有三、四百米远；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已经跑到二桥口的河滩上等着就近围观。

一会河南岸的土坡上，先下来一群民兵，在河坡上的土路上布岗，后面紧接着走下来一队人，中间是五花大绑背后插着记亡命牌的犯人，每隔两、三米一个接一个地串连在一条长长的绳子上被两边持枪的武装人员所押解，朝着河滩那边走去。此时大人和孩子们随后向河边蜂拥过来，纷纷观看枪毙人的场面。

犯人顺着河边由东向西，背南面水一溜子跪在沙滩上，接着“呼呼……”枪响，一个、两个、三个……应声倒地。

我转身向村里跑去，而背后沙滩上的枪声还在那“……”的不断响声。

昨天下午，有几个跑到刑场跟前看的孩子，次日早上他们在一个房头相互争执――一个在说昨天下午枪毙了八，另一个却说是九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