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59年秋季开学，我进入亳县二中就读高中，当时的学习环境和初中时相比还是老样子，基本上没有挪窝――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教室还是那个教室，宿舍还是那个宿舍。只是教室、宿舍的门头上摘掉了三（3）班的牌子，换上了高一（3）班的牌子。班主任由物理老师胡德蔚换成了教语文的“秃顶”颜老师。

此时的二中经过了“反右”斗争的洗礼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反右倾、全民皆兵的锻炼，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了。

开学后，其它课程均有人任教，唯独高中的物理老师空缺，拖了一周后教务处竟然把正在接受劳动改造打扫厕所，先前上海送来的大学生“右派”的杨嘉桂拉来上课。

一天下午，由校团委书记杨本初押着“右派”杨嘉桂向我们教室走来，行至门口，杨叫“杨”立在门外等候，团委书记径直地走上教室讲台，表情严肃，二目圆睁地向我们宣布：“今天我把右派分子杨嘉桂带来给你们上物理课，你们听他讲课是学课本上的知识，并要对他监视，如发现他在放毒，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对他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绝对不可留情。杨嘉桂！滚进来给学生们上课。”于是“右派”分子杨嘉桂就灰溜溜地“滚”上了讲台。他低头翻书，转身在黑板上写字，开始讲课。他刚刚在厕所里劳动，身上沾染的屎尿散发的臭气在教室中飘溢……似乎他又在放“毒”。

他进教室全班同学既不起立，也不致意，坐在座位上“风雨不动安如山”。不仅听课还要随时监视“右派”分子是否放毒，若是发现“敌情”，就马上会有积极分子向他开火！

“羊”和“羊”（杨和杨）不一样。团委杨书记是革命的带头羊，而“右派”分子杨嘉桂是破坏革命的捣蛋羊，所以必须对他进行专政。

杨嘉桂给我们讲课，杨书记还放心不下，他站在窗外向里面窥视，隔着窗户静听了几分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才转身扬长而去。

杨书记是在五八年大跃进时期，从乡下一个区里调来的青年团干部，其实他才上了几年小学对于高中物理什么是力学、杠杆原理、牛顿定律、自由落体、加速度……他根本也听不懂，只是当时出于革命的责任心和警惕性，才装模作样地听一听，如听“天书”似懂非懂地扫兴而去。

升入高中，课程增多、负担加重，我更不敢掉以轻心。此时我经济拮据，生活窘迫。因无钱购买书籍和订阅刊物，我几乎每个周末和星期天都要从城南穿过市区到县图书馆去借书和读杂志，以便积累知识和提高我的解题能力，竭尽全力克服困难，坚持到高中毕业。

五九年“中秋节”，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利用不上自习课的机会，从二中穿过城里大街赶往北门外的县图书馆阅览室去读书看报，并借阅些学习参考资料。

这是我自一九五六年秋季考上初中以来，因为贫穷经济困难，订不起杂志和参考书，几年来所采用的解决学习资料不足的途径。

晚上八点，我走进阅览室，里面已经坐满了读者，多数是上中学的学生，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看书看报，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到了晚上十一点半时阅览室只剩下我们三、五个学生，这时工作人员走过来说：“平时晚上十一点下班，但今天是星期六已延长了半个小时，现在时间到了请大家离开，改天再来。”我们只得放下手中的书报离开了图书馆。

走到北门口，此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快到散夜戏的时候，我准备回学校宿舍睡觉。突然听到东面街口，亳县饭店门前有人在拉二胡卖唱。我出于好奇便走了过去。

没想到昏暗的路灯下，在大门台阶上坐着一个头发、胡子老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件旧尼子大衣非常邋遢的三十多岁男子，他面前地上摆着一个旧瓷缸，低头拉着二胡，嘴里唱着河南豫剧。他既不抬头看人，也不管别人耻笑，只顾自己认真地唱。二胡声，伴着他唱了一段马金凤的《西厢记》中“红娘”的唱腔：“樵楼上打四更霜露寒又凉……”

随后他又唱学唱了一段豫剧名角常香玉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唱完两段后，他从地上拿起茶缸要钱……

人群中，有的转身扬长而去，有的向茶缸里丢进一分两分的纸币或硬币，有的给了五分、一角。我摸了摸身上的口袋，仅掏出了两分钱硬币，丢进他的缸子里。

此时，从街口的北边，走过来几个人，看样子是听完夜戏的戏迷，他们边走边谈论着戏的内容。打我们身旁经过，并随口说道：“今天右派又来这里卖唱了。”

“怎么他是个右派？”我感到很奇怪。

后来，又听了他的一段江苏民歌《月亮弯弯照九州》，便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一起离开了那里，向北门口走去。

在路上听那个老汉讲：“人要是倒了霉，就算是称了二斤盐巴也会生蛆。”

“大叔，他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疑惑不解地问道。

他说这个卖唱的姓张，两年前农业中专技术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县粮食局工作。五七年“反右”中被打成“右派”，老婆也和他离了婚，弃他而去。加上经常被批斗弄得神经失常，从而失去工作，生活陷入困境。没办法隔三叉五地会到街上去卖唱糊口，但是又怕被熟人看见，嫌丢人。所以每次都是赶在天黑以后才出来，这都是因为小知识分子死要面子的缘故。

走到北门口我们分手，此时街上灯光昏暗，路上行人稀少，已是夜深人静了。背后又传来了粮食局的“右派”在拉瞎子阿丙的《病中呤》。悠转凄凉的二胡声扣人心弦，如泣如诉，曲折宛转，勾魂摄魄，回荡在千年古城的夜空……

后来在周六的晚上，我去北门口外县图书馆看书，又曾遇见过他两次。但到了六零年以后，在我离开亳县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踪影。

高中一年级四个班两百多学生，有一半来自亳县乡下贫瘠的农村。他们有的家里穷得连高中学生每月六元四角钱的伙食费都交不起，多是利用每周假日回去，在离城十几里或几十里外的乡下家中背来些小米、包谷、秫秫（高粱米）、红薯、红薯干、红薯面饼、菜窝头等食物，长年累月都是如此。冬天有时冻成冰疙瘩，夏季天热有时长毛而发霉。就是这样每天两顿放到学校大食堂的免费蒸笼里加热蒸熟，上完课后用它来充饥，维持着漫长而又艰苦的三年高中（有的初中、高中、一共六年）学习生活。

由于公社化、大食堂、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浮夸风极为盛行，头脑发热违背科学的蛮干，做出了一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劳民伤财的蠢事，搞的得不偿失，社会经济及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以至于到了第二年即1960年春天，在我国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性大饥荒，也就是常被人们称之为的“三年自然灾害”。当时饥饿像阴云一样从一个地区扩散到另一个地区，几乎笼照了整个华夏大地……

实际上从1959年入冬，粮食就开始紧张短缺了，人们的口粮定量开始一减再减，我们高中生每月三十六斤的定量，最后减到十九斤还要节约一斤支援灾区。一时间什么“瓜菜代”（用瓜菜来代替粮食）“人造肉”（青萝卜、黄萝卜块裹上面糊糊烧菜）等新名词不断地出现，红薯、豆饼、豆腐渣、谷糠……都被人们用来当作主食。过了冬季到了来年春天，灾情更为严重，饥饿如恶魔像瘟疫一样向四处扩散蔓延，从农村到城市袭击着人们。

饥饿、脬肿、疾病，吞噬着人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