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件太多，黎明来临的时候，三人还是没能抄写完毕。

“智勇同志，恐怕赶在上班前我们抄写不完。”潘武阳起身，站在窗户边看了看外面露出的一抹曙光，焦急地说。

“是否给康正同志汇报一下，让杨青林同志在武汉再多等一天？”张智勇建议道。

“恐怕不行，北平特科那边有急事，宋林同志今天必须走。”潘武阳说。

“那怎么办？还有这么多没抄写！”廖素红看了看还没抄写完毕的文件说道。

“算了，我们不抄写了，把已经抄写好的文件，连同没有抄写的，一并送给宋林同志，让他带走。”

潘武阳心一横，丢下了手中的笔，开始整理着已经抄写完毕的文件。

“武阳同志，这样不好吧，原件你让宋林同志带走，这样容易出问题，万一剿总那边需要这些文件时怎么办？”张智勇劝说着。

“智勇同志，现在这是唯一的办法，党的利益最重要，红军的命运最重要，剿总这边万一问起文件来，我可以搪塞。”

潘武阳目光坚定地望着张智勇，在心中做出了最终决断。

潘武阳吩咐妻子廖素红，煮了一锅面条，三人匆匆吃过，潘武阳便带着抄写好的文件，以及几份没来得急抄写的文件，去找宋林去了。

同宋林在预定地点接上头，潘武阳把抄写完的文件，连同没来得及抄写的文件原件一股脑儿交给了杨青林。

在没抄写完的文件中，有一份原件，详细印有武汉“剿总”所属部队番号、兵力、驻地，以及团以上主要军官姓名等。

这份文件是武汉“剿总”的核心机密，只发给“剿总”长官及直属的各厅、处、组。

潘武阳手中的这份，是他负责存档保管的。

潘武阳知道这份文件的重要性，这份文件，有助于红军确切地掌握敌人的兵力和分布情况，只是文件太长，来不及抄写了。

也就是这份机密文件，直接导致了潘武阳的暴露和牺牲。

……

宋林离开武汉这天，正是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的时候。

在两河口一个叫抚边的村庄里，红军官兵搭起了一个会场。

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景。

房屋上挂满了红旗，草地上搭起了讲台，讲台四周还用松枝镶嵌起一道绿色的边缘，这道绿色，令这个荒凉的小村庄顿时充满了生机。

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们，从小村庄步行了三里多路，到达一条小路的路口，他们要在这里迎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

几千名红军官兵，在他们的身后列队完毕。

骤然间，天上下起了大雨，但所有的人都站在大雨中没有动。

大家就这么等了许久。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来了！”

放眼望去，泥泞的小路上，三十多匹高头大马，在大雨中飞奔而来，马背上是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

张国焘骑在一匹白色高头大马上，在卫兵们的簇拥下从雨雾中出现了。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重要时刻。

红军官兵们用力地敲打着锣鼓，努力地喊着口号。

在大雨中久候的毛伟人，扯了扯已经湿透了的灰色军衣，向着那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缓步地迎了上去。

大雨中，张国焘的高头大马踏起的泥水，几乎溅了毛伟人一身。

但是，当张国焘看见了毛伟人的时候，他立即飞身下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接着手牵着手朝着讲台走去。

在红军官兵的欢唿之中，两个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讲台，讲台是从藏族群众那里借来的一张桌子。

毛伟人发表了欢迎词，张国焘发表了答谢词。

随后，二人说笑着一起往村子里走。

并肩行走在路上，毛伟人说：“国焘，我们到达这一带已经四天了，专门等着你来，我们好商量两军会合后的军事方针。”

“呵呵，老毛，我从茂县到这里，也是骑了三天的马，一路上多是经过藏族聚居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啊。见你们的心情很迫切呀！”

接下来，张国焘给毛伟人描述了，他来的路上，住过一晚的一所石建的教堂。

张国焘说：“老毛，你是不知道，这座教堂里住着一位英国传教士，特别会享受，教堂除了拥有一个很大的养蜂场和一座精致的小磨房外，这个传教士竟然还运进来了整箱的苹果洋酒，供自己享用。”

毛伟人同张国焘并肩走在一起的瞬间，让在场的红军官兵感触很深，那个温暖的时刻给予他们的希望与信心，使他们觉得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接下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

会上，周副主席首先发言，他根据一、四方面军都已经离开从前的根据地，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阐述了选择新的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和今后红军的行动原则。

周副主席强调，新根据地的选择地域，要有利于红军的作战和生存，而目前红军所处的这个地域显然不符合这个原则，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

周副主席的发言，代表了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主要是说给张国焘听的。

两河口会议最后形成的决定是：

“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兵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的军队，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回到了他在抚边北端的住处，他的秘书黄超拿来了一份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

黄超小心翼翼地说：“张主席，规定这份报纸，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

“哦？为什么？”张国焘感到很是奇怪，随口问了句。

“你看看报纸就知道了。”黄超把报纸递给了张国焘。

张国焘接过报纸看了看，马上明白了，为什么黄超说，只给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了。

报上刊登的文章，出自宣传部部长凯丰，标题是《列宁论联邦》，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张国焘提出的组建西北联邦政府。

文章说，这样一个“联邦政府”在理论上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在组织上是背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

凯丰的文章被登在《布尔什维克报》上，说明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张国焘提出的“联邦政府”即使没有政治野心，名称也是令人疑窦丛生的。

既然建立的是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么按照惯例，为什么不叫“川康苏维埃政府”，弄出个不明不白的“联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张国焘的主张。

凯丰的文章刊登后，张国焘便借机生事，找到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同志，一连提出了6个问题：

“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关于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

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

如果是，为什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

又为什么我已经到了此地20个小时，还不拿一份报纸给我看？

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吗？

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同志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登载出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