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王以哲感到自信的，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东北军实力强大的105师，在给他加强警卫，他的大门口，由警卫排架起了实弹的机关枪，一有动静，就随时可以用机枪扫射，有几个敢来找死？

但王以哲不清楚，情况是随时发生着变化的。

105师的旅、团干部的管理上存在漏洞，更为重要的是，从张学良去南京以后，少壮派每天晚上都在自己控制的卫队团中散布传言，说王以哲不救张副司令，只顾自己升官发财，受蒋介石五百万元的贿赂，是东北军的汉奸。

传播这种谣言的人，就是化名向正田的相田正二。

不仅官兵中有谣言，整个西安城内，到处充斥着这样的谣传，这些欲置王以哲于死地的谣言，已经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了。

其实，当时的东北军内，想一鸣惊人去冒险图高升的不轨之徒，还大有人在，这种情况下，王以哲还敢麻痹大意吗？

1月27、28两天就这样过去了，摩拳擦掌的三剑客们忙碌着，却没有匆忙下手。

到了1月29日，就是否执行潼关协议问题，东北军在渭南东塬张家堡，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

这个大会的参加人员，除了东北军几乎所有的军、师级高级将领外，三剑客和抗日同志会的20多名中下级军官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这是一次包含了元老派和少壮派在内的大型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更是主和派和主战派争取更多人支持自己的大会。

但是，会议缺席了两个人，一个人是51军军长于学忠，另一人是67军军长王以哲。

于学忠和他的51军原本就驻扎在兰州，他在那边有自己的一摊子事情，没能赶来出席会议。

王以哲不用多说，他因为肺炎越来越重，不能到场。

会议缺席的这两个人，在东北军内的位置十分重要。

于学忠字孝侯，山东蓬莱人，他是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时，指定的指挥东北军的人，也就是说，于学忠此时是东北军的代理主帅。

而王以哲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是元老派的代表，是东北军内实权最大的人物。

王以哲不在，东北军的参谋长董英斌代替他主持会议。

这个董参谋长，在会议开始时，里嗦地讲了一达通开场白。

“现在局势很严重，南京叫我们东北军后撤，总部搬到县，渭南前线部队撤到高陵一带，将来如实行甲种方案，则让我们开往甘肃；如实行乙种方案，则开往安徽。

有的人主张，我们先坚决要张副司令回来，而后再听命撤兵，有的主张先撤兵后营救张副司令，我们内部的意见颇有不同。

无论是先撤兵而后再营救副司令，或者是先营救张副司令而后再撤兵，我们必须意见一致，团结起来，这样才能有力量！

这样对于张副司令，对于东北军才能有好处，否则，只凭个人意见，不能集思广益，不能在一致意见之下团结起来，对张副司令、对于我们东北军一定只有坏处。

今天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好好地交流一下，仔细谈谈想法，使我们东北军的意见能够达到一致，然后根据这个一致的意见，大家坚持团结，努力奋斗。

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营救张副司令的目的，才能够使东北军走上光明的前途！现在就请大家一次发言吧。”

董英斌讲话结束，首先登台发言的是何柱国，于学忠和王以哲不在场，何柱国就是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官。

何柱国说，根据现在的形势，只能接受中央的条件先撤兵，服从中央，不与中央为敌，中央也就容易接受大家的请求，到那时，再设法请放副司令，为时不晚。

接下来，何柱国阐述了他的这种建议的理由。

“如果我们拒不撤兵，坚持要求张副司令回来，必定要引起僵持局面，进一步要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于张副司令，对于东北军都是不利的。

因为，从目前看，东北军绝对打不过中央军，战争一旦打起来，他们更不可能放张副司令回来，战争打完了，东北军失败了，他们更不会放张副司令了，到那时，东北军的前途会更加暗淡，因此，我们现在应该避免冲突，服从中央。

况且，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目的，是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以后的放蒋、送蒋也不外为此目的，到南京后副司令还屡次带信来，要我们和平解决争端。

我们现在放弃战争，坚持和平，应该说是尊重和服从副司令的指示，符合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心愿。

假如我们在这件事上处理不当，内战爆发，那将陷副司令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了，所以，为各方面的利益前途着想，应当听从中央的命令，撤兵。”

最后，何柱国再三强调，他的这些话，也是王以哲军长的意思。

何柱国的讲话要点是，要救出张副司令，首先要服从中央，不能与中央为敌，一旦对抗而与中央军开战，战争一起，对于张副司令，对于东北军都是不利的。

元老派的何柱国讲完了，应德田代表少壮派发言。

应德田的发言很长，核心的意思就是张学良不回来，决不撤军，不惜一战。

应德田不愧是留美高材生，他的整个发言，很有特色，他列出了几个关键性的论断，作为依据，然后引向:

1、张副司令是否是我们值得拥护爱戴的领袖？是，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救，况且仗也不一定会因此就真的打起来。

2、蒋介石的中央只能试探着施展阴谋，就是说，是欺软怕硬的，要救出张副司令，就不能试图博取蒋介石的欢心，而只能硬起来，不能服从，只能反抗，坚决不能撤兵！

应德田就这两个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

“关于营救副司令的问题，为什么说东北军应当而且必须首先积极主动地坚持呢？我们知道，西安事变捉蒋，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为辅的。

此后，放蒋、送蒋，更明显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和**代表团为辅的，在三位一体的团结之中，也是以副司令为最重要的中心人物的。

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不只是由于东北军人多势大，而是因为副司令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态度都是积极的，行动都是主动的这层关系。

现在营救副司令，当然也必须是由我们东北军积极主动，只有这样，十七路军的杨主任和**代表团才能一同坚持，如果东北军不坚持营救副司令，那么十七路军和**还怎么坚持呢？”

阐述完救张少帅的重要性之后，，应德田接着说下去。

“还有，不用我说，大家谁都明白，张副司令是我们东北军的领袖，并非十七路军的领袖，更非红军的领袖，我们的领袖被扣，我们为什么不比别人更坚决地去营救呢？

况且，张副司令与杨主任联合发动事变，实现了拥护蒋介石、联合**、团结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对于国家有极大的功勋。

这样的领袖，不仅他个人有远大的前途值得我们拥护他，营救他，而且张副司令对于东北军的前途，对于三位一体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也都有着深刻密切的关系。

对这样一个值得拥护爱戴的领袖，我们怎么能不积极主动、团结一致地去营救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