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一直是赵祯的一块心病，因为它们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多，尤其是当***教也逐渐在大宋兴起后，赵祯忽然发现，世界三大宗教已经在大宋“集结”完毕。
道教佛教自不用说，出现在华夏的土地上时间较早，而俗称回回教的***教居然是在唐永徽二年便传入大宋的，它比天主教抵达大宋的时间还要早。
据《唐书》记载，“回回教有门徒大贤四人，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
限制宗教的发展一直是赵祯努力的方向，在他看来，宗教和资本一样，他们都会漫无目的发展膨胀，当然不同的宗教也有着自己的特色。
比如中原本土的道教，便是以清心寡欲为主，注重自我修养和升华，这一点是赵祯极为欢喜。
虽然也存在着弊端，信仰道教的人越多，清心寡欲的人便越多，虽然思想境界整体提高，但…………人类的文明进步靠的却是人心中的**在前进。
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养一只会抓鱼的熊基本上不可能。
佛道之争一直存在，只不过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当然两者之间有很多时候是互相扶持的，不过历史上灭佛之事有之而灭道之事少有。
在统治者的眼中，和尚不事生产，不孝父母，不敬祖先，招摇撞骗，大肆捞钱，这就是违背天道。
而道教是华夏的本土宗教，“地方保护意识”在任何时代都有发生，这就如同种族歧视一样，根治不了。
到现在，大宋的汉家百姓依旧是高外族一头，无论你是倭人，还是归附的党项人，南诏人，亦或是来自欧罗巴的商贾，在汉民面前总是不受平等对待，即便是到了衙门也是如此。
赵祯即便颁布律法加以限制，结果还是一样。
而在传教的形势上佛道之间也有极大的区别，自唐以降乃至千年之后，因道门的自修的主张，道教规模不大，不适合发展，无法对社会产生那么深重的影响。
这是教义的区别，佛教在教义上是修来生的，主张“渡苍生”，特别是大乘佛教，它主张广收门徒，即便不能觉悟，也能引人向善，这本身是好的，但也无可避免的会促使其规模增大。
要知道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既是，每个人的道德水平都不同，规模越大，道德水平便越参差不齐，恶僧便越多。
道教在教义上清静无为，更主张修持自我，换言之，比较少刻意宣传和发展门徒。
只要不是像张角太平道那种，道教再怎么发展规模也大不起来，历史也证明，道教历史上门徒最广的阶段似乎就是太平道、五斗米道的那个时代，此后少见。
佛寺不光有信众香火钱，在几次灭佛事件前，还占有了大量农田，免交赋税。同时，战时大量的青壮年为了逃兵役，躲进佛寺。
这对于国家后备军事资源和土地劳动力来说都是巨大损失。
佛道两门在政治上也有极大的区别，佛教的教义尽管经历了中原的本土化过程，但是一些思想还是和传统的忠君思想格格不入。
中国古代根深蒂固的儒家倡导忠君至孝，但佛教提倡今生来世，对现世是淡漠消极之情绪，出家便是不忠不孝之举！
而道教做为本土宗教，和儒家思想更加接近，也更能满足统治者需要。
虽然赵努力的打击佛门，但结果依旧是佛门信众和僧人要远比道门的多得多！
不过赵祯还有一个对付佛门的大招没有放出，“烧戒疤”，唐宋时期的僧人是不用烧戒疤的，这也不是佛门制度，佛教到了中原后有许多改良，天竺的僧人可以娶妻生子，可以食肉，而到了中原便不能。
当然，这一条规矩有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僧人都遵守，酒肉和尚在大宋并不少见，但烧戒疤的却是无有一例。
若是赵祯下旨，要求所有僧人必须受戒烧疤，那就是给所有僧人留下了特殊的印记，一辈子也无法消除。
吃酒吃肉难，还俗结婚更难，如此一来和尚的数量必定极具减少，当然随着大宋国力的进步，相比乱世僧人的数量本就在减少。
宗教数量的增加，使得赵祯也开始着手制定更加严格的宗教政策，在华夏这片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文明中，宗教永远要为统治者服务。
限制传教，最根本便是在公开场合不允许传教，就这一招便能在这个信息传递不发达的时代极大的限制宗教的传播。
那传教的地方只能在寺庙之中，这样既给了大宋百姓自己选择信仰的权利，也限制了宗教的传播速度，无论是对佛教，还是会天主教都是极大的打击。
至于***教的传教方式………虽没有天主教那般积极，但却有着另一个特性，极少容易脱离和颠覆。
赵祯看过《古兰经》的译本，其中有几句话醒目：“你应当信赖真主你确是据有明白的真理；我只本真理而降示《古兰经》而《古兰经》只含真理而降下。我只派遣你做报喜者和警告者；真理是从你的主降示的谁愿信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信道就让他不信吧。”
穆圣曾经说：“你们应当用优美的语言去宣传你们的信仰”。
看，这些东西是多么的人性化！
可事实上，***的传教方式往往是用武力…………传教便是战争，这一点从当初穆罕默德与他的亲信传教开始便是如此，他们不是靠古兰经口传口这样迅速扩张，而是通过刀剑。
一手拿《古兰经》、一手高举刀剑，征服到哪里，那里就成为他们的信众，他们传教的方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地区……
而且***大量是忠贞的狂热信徒，他们甚至为了信仰而舍弃生命！
这一点和华夏的基本礼法思想相违背，赵祯只要稍稍限制，***教便无法在大宋境内有效传播。
但“信仰的圣战”最终还是找到了大宋，找到了赵祯。